婴儿18个月后的幼儿期是拉康镜像阶段的最终时期，即后镜像阶段。这一时期的婴儿有了更强的自主意识，不再迷恋镜像中的他者。
拉康指出：“主体在此阶段经历的欺凌性与因欲望受挫而产生的欺凌性完全不同。这个说法令人高兴，可它还掩盖了另一个对所有人来说都不那么令人愉快的说法：奴隶的欺凌性、奴隶对工作中的挫败回应以死亡的欲望。”
创新期的武术文化身份，己经带有明显的主体意识，并不把武术的完善与发展寄托于武术入奥和迎合西方标准这种毕功于一役的努力中，是否入奥己经不再是评判武术文化的唯一尺度。
武术建立自身的文化认同，需要有“全球视野”，但绝不能因此失去具有自身“华彩乐章”的民族传统。
这一时期的武术文化认同已经显现了民族自觉性，武术的假象对象与点永远是人，结合更古老的东方哲学思想，对人的生存和发展的命运确立起终极关怀。
“超越器械”是武术与西方体育最大的区别，通过对平民武者的而凸显武术在当下的关照，不再拘泥于对“武术科学化”削足适履的尝试，而尝试做一种“普世化”的武术追求。
因此通过诗化意象，实化生活的视听手段，以散点叙事与多元叙事视角塑造了一个个形象丰满的普通武者，将武术的想象投射到了现实之中。
这一时期武术开始追求民族性，这种状态完全根源于“镜像阶段”所造成的自我异化，通过不断地从“他者”获得主体的内容从而完成对自我身份的确认并完善重塑了自我。
这一时期的武术文化身份，较之镜像阶段的混沌状态，已经有了明显的自我意识。武术文化的“传统再造”指向了传统之于当下的继承。
武术申奥的失利给了武术一个重新反思自身文化身份的机会，归根结底，奥林匹克运动与中华武术在文化上的差异是造成武术认同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
其次，真正对武术文化的传承是营造一个武术文化环境，在西方体育语境中确立武术现代化，民族独特性的问题是武术不得不面临的问题。
“民族性和世界性是文化的两大特性，不论文化如何变迁，都会留下该文化根深蒂固的原生民族的历史印记，该印记的显著特征就是文化传统的存在。”
需要强调的是，民族性并不等于传统，对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并不等于传统，也并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而是一种相当于当下而言的历史依托，以一种现代性的运行模式建立新的知识谱系。
在镜像阶段的后期，拉康在肯定主体自我确认的积极意义的同时斩断了自我映像的内化趋势。这个阶段对应三界域中的“象征界”。
在这一阶段，自我认同的将不再受到外部力量的压制，进而表现出一种自我的存在性。
这一时期，经济实力增强，除了经济产品外，民族文化也应该顺应潮流走出去，汇入全球文化的海洋之中。
在这种背景下，只有既接受既定西方霸权背景下历史结构的同时，又念念不忘文化本身的有限自由，才能在历史洪流的修正中减少并化解文化全球化带来的疏离感。
而这种要求，实际上就是费孝通先生提出的“文化自觉”的概念，实现文化自觉最根本所在就是客观认知自己并客观评价他者，在不复古、不西化的基础上探索出一条民族文化创新发展之路，即民族文化的传统再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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