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后，鉴于抵抗外侮的需要，国内出现了“构建”民族英雄的高潮。
作为蒙古族“民族英雄”的成吉思汗，更是当仁不让，成为了“中华民族”“民族英雄”的形象代表。
细密画中的成吉思汗与诸子
1
“九一八”事变后，关东军入侵热河、察哈尔等省。
不久，内蒙古德王召集西蒙古各旗王公召开自治会议，请求南京国民政府允其自治。基于形势考虑，南京国民政府同意了这一提议。
1934年2月，“蒙政会”在乌兰察布盟百灵庙成立，乌兰察布盟盟长云王任委员长，“只”担任委员的德王，年轻肯干且颇具影响力，是蒙政会的实权人物。（拓展阅读：
虚无缥缈“建国梦”：德王与“蒙疆政权”的前世今生
）
与此同时，“搜罗所有关于成吉思汗之事迹”，成为了他们的一项重要工作。
1934年，“废历三月二十一日”被定为“元太祖成吉思汗诞辰”，伊克昭盟札萨克（盟长）兼吉农（成吉思汗陵奉祀官）沙王参与了主祭。
沙王，汉名魁占，成吉思汗第30代孙，达延汗第16代孙
1935年，鄂尔多斯再次举行了纪念成吉思汗诞辰的祭典，典礼依旧由沙王主持，并以绥远省府委员的身份，代表绥远官方进行了致祭。
1936年的成吉思汗诞辰大典，继续得到了官方重视。除了沙王三度担任主祭外，蒙藏会特派绥沙虎口牧场场长黄梦雄代表前往参加。
1937年成吉思汗诞辰日，绥远蒙汉各界人士举行隆重致祭礼。
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与各厅长均亲临参加，并发表了致辞：“吾人为纪念成吉思汗立功及其奋斗精神，同时当排除蒙汉畛域，五族联合，继续奋斗，争求民族国家之自由平等”。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
为什么“六百余年前之侵掠中国者”的成吉思汗，会以正面形象示人并得以广泛传播？
原因很简单，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已经处于危难之中，“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国家处于生死存亡的至暗时刻，主流社会开始意识到，
找回民族自信势在必行。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名满全球，世界伟人”的成吉思汗，便有了“正面形象构造”和“大范围传播”的双重倾向。
“长城抗战”中的中国军队
于是，我们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即“成吉思汗”经常与“救亡图存”共同出现。
譬如1935年，在北平（今北京）蒙藏学校成吉思汗纪念大会上，筹备会主席云文翰解释为什么要纪念成吉思汗，“表扬先烈的伟业而知所愧悔，由愧悔而省悟”; “认清我们当前的危机，而知所奋发，以恢复我们过去历史的光荣”。
蒙藏学校校长称成吉思汗“（元太祖）是世界上最伟大的英雄”，教务长吴英荃则将成吉思汗与亚历山大大帝和拿破仑相提并论，称为“世界历史上有统一世界理想之大英雄”，强调“他不但不是破坏世界文明的侵略者，而且是一位促进世界文明者”。
蒙藏学校学生周中孚认为，纪念成吉思汗“一方面要景仰他的武功，再方面要效法他的能干，尤其更要效法用人不分畛域的精神。我们五大民族，打破一切畛域思想，来进行为国家为民族的事情才好”。
北平蒙藏学校旧址
可以说，此时的成吉思汗，已不止是蒙古族的英雄，已经被建构成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
与此同时，一些与成吉思汗有关的争议性内容，也在传播过程中被刻意淡化。
暴迺权在《纪念元太祖成吉思汗之意义》（新蒙古第5期，1934年）一文中，将蒙古帝国与帝国主义做出了区分。“元太祖之于欧洲，不是侵略，也不是要消灭花剌子模，是为维持公理，是为保存民族的地位”。
文强在文章《旷世英雄成吉思汗》（警光周刊第16期，1935年）中，明确将成吉思汗视作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数到中国的历史上的英雄，便顿时想到以武力横扫欧亚两大洲的元太祖成吉思汗，这个雄才伟略旷世的大民族英雄，为中华民族释放一彪炳的异彩。”
伴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成吉思汗纪念”更跃迁成为国内主要政党极为重视的政治活动。
关东军直犯察哈尔、绥远等地区后，以德王为代表的部分王公，在日本势力的扶持下，于1937年成立了“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即蒙疆政府）”。
在内蒙古地区便有传闻，“日寇要来盗取大汗的陵寝”，甚至于“这是日寇的一个奸计”。
“蒙古联合自治政府”的“国旗”
面对如此威胁，
沙王向南京国民政府建议，将成吉思汗陵寝“奉移”至安全地带。
1939年6月9日，沙王、邓宝珊等蒙汉官员，分别与伊金霍洛、苏定霍洛两地致祭成吉思汗陵及其遗剑。祭礼完毕后，即开始了迁移成陵的进程。
客观地说，此时的成吉思汗陵，已经与“国家荣辱”和“民族大义”紧密联系在了一起。成陵迁移，被赋予了非常强的政治意义。
成吉思汗陵于15日过榆林。
“陵寝由北门进入，穿城而过，未停留即出南门”。据相关史料记载，“榆城全市悬旗，出城列队欢迎的公务员、军队、学生、商民绵亘数里，全城鸣放爆竹”。
21日，队伍抵达延安。
据相关史料记载，“延安市各机关、学校、部队人员均于清晨齐赴十里铺，共百十余单位近万余人”。
十里铺前用布幔布置灵堂，中央悬“世界巨人”的横额，两旁悬“蒙汉两大民族更亲密的团结起来！”“承认成吉思汗精神坚持抗战到底！”联语。
灵堂前用翠草鲜花扎成高大牌楼一座，“恭迎成吉思汗灵榇”的匾额横悬在牌楼，欢迎群众高呼“保卫伊金霍洛，保卫内蒙，保卫中国”、“蒙汉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
《新中华报》关于成吉思汗祭典的报道
25日，队伍到达西安郊外。
“灵车上特意悬挂了党国旗及红黄彩绸，各界人士参与了迎祭活动”，西北"剿匪"军前敌总指挥蒋鼎文亲自主祭，行礼后灵车启行。“街衢悬旗结彩，遍设路祭，鞭爆声响彻云霄，沿街万人空巷”。
当晚，各界代表及民众数万人举行公祭，蒋鼎文依旧为主祭官。祭堂内悬有各方致祭挽联。
如国民党陕西省党部挽联：“毋忘大汗遗训，广土众民，欲御敌，要合众心为一”; “实行总理主义，抗战建国，进大同，必须意志集中。”
陕西教育厅厅长王捷三挽联: “伟烈迈中西，屈指民族英雄，公自大名垂宇宙”; “馨香崇报享，伤心河山破碎，我于此处拜威灵。”
成陵内迁途中
7月1日，队伍终于抵达甘肃，成陵“奉移”工作圆满完成。甘肃省主席朱绍良亲自主持安灵大祭。“佛殿四周，幔以黄绫，成陵居中，右为太祖御剑，左为太祖福晋灵榇，祭仪严肃”。
成吉思汗陵，最终安置与甘肃兴隆山大佛殿
实际上，
“奉移”成陵的蒙古护送人员，也意识到了行动的“政治内涵”：
移我太祖灵榇于安全地带。….全体守陵达尔哈特，誓本我太祖歼灭倭寇遗志，竭诚拥护最高领袖，抗战到底，以完成建国使命，复兴民族大业。
沙王表示：
“布（沙王名为沙克都尔扎布）为继承世祖剿倭未遂之志，敬告在天之灵，祈祷默佑，事毕遄返，率领蒙古健儿与倭奋斗，任何牺牲，决不顾惜。”
成陵西迁示意图
文章的后半段，有必要重点介绍一下我党的少数民族“统战”工作。
1940年3月31日，
我党在延安隆重召开了蒙古文化促进会成立大会
。少数民族的“文化建设”，被提升到了组织制度层面。
大会主席台高悬成吉思汗真像，除党主要领导外，以伊克昭盟盟长沙王为首的蒙古族“代表”，以及孙科、宋庆龄为大会名誉主席团，吴玉章、林伯渠等为大会主席团悉数参加，蒙、汉、藏、回等五族同胞和安南（越南）、朝鲜等少数民族代表及各机关学校代表千余人也加入了进来，规模可谓空前。
蒙古文化促进会会长吴玉章
客观地说，这是党实施各民族团结平等政策的一次实践。
除成立专门机构外，
我党几乎每年都要组织隆重的常规化“成吉思汗大会”。
1940年7月24日，成吉思汗纪念堂落成，并举行了夏季公祭成吉思汗活动，据相关资料记载：
主会场红色横联题有“成吉思汗纪念堂”几个大字，下面悬着黄色的题为“世界巨人”的横匾。
主席台悬有成吉思汗画像，两旁悬有马、恩、列、斯及主席画像，古今世界巨人可谓荟萃一堂。
延安“成吉思汗纪念堂”遗址
1942年，延安各界召开春季公祭成吉思汗纪念大会。成吉思汗纪念堂中央端置成吉思汗石膏像，周围贴挂有蒙古人民生活风俗速写。
1944年，成吉思汗春祭的成吉思汗纪念堂，成吉思汗石膏像前堆着供品、全羊和五杯清澈的酒水，四周贴满蒙文美术标语。
值得注意的是，纪念仪式程序无不尊重蒙古文化与习俗，处处体现着“民族团结”与“民族平等”的理念。
而纪念大会常规设置的报告、演讲等环节的内容表述，主要具备以下几个特点：
1）发掘成吉思汗的历史记忆，称颂其伟大功绩。
1940年成吉思汗纪念会上，吴玉章强调，“（成吉思汗）由很小的被压迫的部落振作起来，为民族雪耻，为父兄报仇，抵抗外族侵略，打败了强大的金国”。
1941年成吉思汗纪念会上，朱德强调，“成吉思汗是民族英雄，他打退了强邻的进攻”。
1942年成吉思汗纪念会上，吴玉章强调，“（成吉思汗）为蒙古人所崇拜，为世界人士所称道，他建立过地跨欧亚的一个大国家，他能团结民族来抵御外侮，始终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和敌人搏斗”。
由谢觉哉主笔的“成吉思汗祭文”
2）强调成吉思汗的民族精神，激励民族进行坚决抗战。
1940年成吉思汗纪念大会上，吴玉章称，“（成吉思汗）就是要发扬我民族团结御侮的伟大精神，团结国内各民族争取抗战胜利”。
1941年成吉思汗纪念会上，李维汉阐述了纪念成吉思汗的四点意义，其中两点指向“民族精神”——“学习成吉思汗‘团结内部，击退外敌’的民族精神”；“帮助蒙古同胞复活成吉思汗的民族精神”。
1944年成吉思汗春祭，乌兰夫发表纪念文章，称赞成吉思汗“那种反抗侵略，团结御侮的伟大精神，实是使弱小的蒙古民族，一变而为威震寰宇的强大民族的重要因素，继续这种光辉的传统，是我们每一个成吉思汗的子孙在今天对日抗战中应有的精神”。
延安时期的乌兰夫
3）宣传我党的民族政策。
坦诚说，我党纪念成吉思汗的主要目的，就是为了展示“提倡民族团结、民族平等”的先进民族政策。
1940 年成吉思汗纪念会上，董必武认为，纪念成吉思汗“要实行民族平等，研究优良的蒙古文化，将它继承和发扬起来，构成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一部份”。
1942年成吉思汗纪念会，边府委员那素滴勒盖（陕甘宁边区政府军委员，1943年在延安牺牲）称：“我们蒙古人要以成吉思汗的精神来团结各民族，….只要全中国的民族团结起来，一定可以战胜我们的共同敌人———日本强盗。”
乌兰夫撰写的成吉思汗纪念文章，非常清晰地阐述了共产党“团结平等的民族政策”，并对国民政府的“大汉族主义”政策，进行了猛烈抨击。
….但自一九二七年以后，这种政策却为大汉族主义所代替，复陷千万蒙胞于同化高压之下。直至抗战后，还影响到蒙古民族的团结抗日，这是非常不幸的….蒙古民族的解放道路，将依靠在蒙胞和共产党的团结和互相信赖上面。
“民族英雄”，是一个含义极广、包容极强的概念。
而成吉思汗被构建成“中华民族”的“民族英雄”，既有“功利性”的含义，也是时代必然。
在整个中华民族处在危难之时，我们需要团结中国各民族共同抗日。因此，少数民族的“民族英雄”被纳入“中华民族”的“英雄谱”，自然水到渠成。
于是，成吉思汗不仅是蒙古族的“民族英雄”，更成为了全国各族人民抗击外侮的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