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明更替，是否异于以往的更新换代？根据史料看，至少在清末民初的时候，几乎所有人都将其视为一场“伟大的民族革命”。
1906年，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纪念会的演说中称：“明太祖驱除蒙古，恢复中国，民族革命已经做成。”
孙中山和他的伙伴们
元明“民族革命”的定论，更是在20世纪上半叶的历史教科书中发扬光大。钱穆《国史大纲》称：“明祖崛起，扫除胡尘，光复故土，亦可谓一个上进的转变。”
吕思勉的名著《中国通史》第四十六章的主题是元明嬗代，题之为《汉族的光复事业》。显然，他也将其定位为民族革命。
即便到了建国初期（50年代初），东北师大教授李洵在评价“徐达攻克大都”时称：
自石敬瑭割燕云于契丹，沦陷了四百三十年的名都燕京又光复了，……汉族人民反元民族斗争胜利的完成了。
不过，也有不少学者对元明“民族革命”的理论，持保留和质疑的态度。
最早提出异议的是吴晗，他在1936年发表的《元帝国之崩溃与明之建国》一文中写道：
动机是民众不堪经济的、政治的压迫而要求政权的让与，最后才一转而喊出民族革命的口号。……表面上，尽管是揭出政治的民族的解放口号，而在实质上却完全是农民和地主的斗争。
显然，吴晗认为，元明更替的本质是阶级斗争，而非民族斗争。
日本东洋史学家宫崎市定，曾将“元明更替”和“辛亥革命”拿来做比较，他认为两者间存在很大的区别。
“辛亥革命”有着浓厚的民族主义色彩，而“明取代元”则恰恰相反。
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知识分子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元末民变时，以读书人为主的士人根本不屑参加叛军，叛军也很少利用士人。
值得玩味的是，晚年的钱穆先生在《读明初开国诸臣诗文集》及其《续篇》两篇长文当中指出：
元明之际，士人普遍怀恋蒙元这一“大不如后人读史者想像”的历史现象。（当时文学从龙诸臣……或则心存鞑庭，或则意蔑新朝。）
台湾学者萧启庆，就元明之际士人的政治选择做过一个很有意义的统计：
在统计的元明之际进士144人中，“忠元”型计87人，占60.4%；“背元”型计45人，占31.3%；“隐遁”型12人，占8.3%。
从数据中可以看出，
“忠元”型进士远多于“背元”者，且以汉人和南人为主。
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中外历史学家们，逐渐认识到这样一个事实：
“元明交替”的本质是由阶级矛盾引发的政治和社会革命，并非像人们过去惯常理解“民族革命”。
那么问题来了，“元明交替”背后的“民族革命色彩”，究竟是在什么时候被“涂抹上去”的？
事实上，明朝开国君臣对于蒙元王朝常怀感念之情。
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曾说：“元虽夷狄，然君主中国且将百年，朕与卿等父母皆赖其生养。”
《明史》卷三《太祖纪赞》称，朱元璋对待前朝的政策是“加恩胜国”，基本符合事实。朱元璋称帝建国后一直强调，自己的天下不是取自元朝手中，而是得自群雄之手。
（元末）盗贼蜂起，群雄角逐，窃据州郡。朕不得已，起兵欲图自全，及兵力日盛，乃东征西讨，削除渠魁，开拓疆域。当是时，天下已非元氏有矣。……朕取天下于群雄之手，不在元氏之手。
他一直就没有将元朝视为自己的“复仇对象”，就更谈不上“民族革命”了。
钱穆先生还发现，明初文人“心中笔下，并无夷夏之别”，诗文中提到王朝更迭时，“皆仅言开国，不及攘夷”，这让他倍感困惑甚至气愤：
所谓民族大义，光复汉唐旧统，诚千载难遘一机会，而明初诸儒似无此想。
普遍的观点认为，元明交替的“民族革命”意味，大抵形成于15世纪中叶期间，这跟当时的“北虏之患”直接相关。
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
土木之变和庚戌之变
，这是明蒙关系恶化的两个标志性事件。
土木堡之变
在这样特定的大背景下，元明交替的史实被重新提上了台面，“自然而然”也被添加上了“民族革命”的色彩。
像朱元璋在至正二十七年（1367）十月遣徐达北伐时发布的《谕中原檄》，被后人反复提及：
中国居内以制夷狄，夷狄居外以奉中国，未闻以夷狄居中国治天下者也。……古云胡虏无百年之运，……当降生圣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立纲陈纪，救济斯民。
尤其在明孝宗时期，这篇檄文受到了士人的强烈推崇。
《皇明文衡》文本截图
程敏政在编辑明人总集《皇明文衡》时收入此文，冠于全书之首，题为《谕中原檄》，作者署名为宋濂。
目前看来，这大概是该文最早引起明代士人的特别关注，后来诸本大都出自这一系统。
不过有趣的是，后来《皇明文衡》等书籍被收入《四库全书》时，所载《谕中原檄》又被删去了。
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其具备“民族革命”印记的印象。
在明朝中后期，社会中普遍弥漫着一股仇恨蒙古的情绪。尤其是嘉靖以后，伴随着明蒙冲突加剧，情绪愈发明显。
嘉靖皇帝
据说明世宗“苦虏之扰，最厌见夷狄字面……晚年每写夷狄字必极小，凡诏旨及章疏皆然，盖欲尊中国卑外夷也”。
明代知识分子李诩在《戒庵老人漫笔》中写道：
余家先世分关中，写吴原年、洪武原年，俱不用‘元’字。想国初恶胜国之号而避之，故民间相习如此。史书无所考见，姑记之以询之熟典故者焉。
不过，有学者认为，明初确实多有讳“元”字而更名者，实系避朱元璋名讳。正因为明朝避讳不严，使得李诩没有想到这一层。
更重要的是，李诩这本书成于嘉靖和万历间，由于俺答汗给明朝带来的严重边患，使得中原百姓对鞑靼深恶痛绝。
将“元”改为“原”，或许可以这样理解：
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着完全不同的历史意味。
此时将明初讳改元字的原因归结于“恶胜国之号而避之”，倒也顺理成章了。
还有一个细节值得注意：洪武年以元世祖入祀历代帝王庙，到嘉靖黜祀元世祖，正印证了明朝对元朝态度的强烈变化。
明朝南京历代帝王庙始建于洪武六年，“祭三皇至元世祖凡十六位，皆开基创业、有功德于民之主”。历代帝王庙的入祀标准相当严格，洪武二十二年重建的历代帝王庙，总共只有16人得以列入庙祀。
而秦汉以下帝王仅有汉、唐、宋、元四朝，汉高祖、汉光武、唐太宗、宋太祖、元世祖五人而已。像“千古一帝”秦始皇，都因“功德有愧”而不得入，甚至一度被列入庙祀的隋文帝后来也被罢黜。
可是，再这五位帝王中，居然包括一位出自异族王朝的君主元世祖！由此可见，明初君臣对于蒙元一朝似毫无恶感可言。
到了嘉靖朝，嘉靖皇帝下旨效仿南京祖制，在北京择址修建新的历代帝王庙。地点选在阜城门内大街的保安寺旧址，庙制基本照搬南京旧制。只不过，历代帝王的塑像由神牌替代。
北京历代帝王庙
嘉靖十一年初夏，北京历代帝王庙建成；八月，嘉靖皇帝亲临致祭，出发前一天还不忘去太庙告知诸位先祖，历代帝王庙换地了。
此后对历代帝王的祭祀，于北京历代帝王庙举行。南京历代帝王庙在清代被彻底毁弃后，北京历代帝王庙成为全国绝版。
嘉靖二十四年，礼科右给事中陈棐两度上疏，极言当黜祀元世祖：
胡元为中国之所当驱，是中国决非胡元之所当居矣；中国非胡元之所当居，是胡元决非中国之所当祀矣。故必除胡君之祀，而后驱胡之功彰。……臣固知祀忽必烈于帝王庙者，非皇祖之本心也，是则当黜也。
这种的说辞，无疑是最能煽动君臣上下的民族情绪的。很快，自洪武以来入祀历代帝王庙近二百年的元世祖，至此终遭罢黜，同时“并罢从祀木华黎等五人”。
元世祖之所以“被开除”，归根结底还是民族矛盾激化所造成的结果。较之明初，明人对于蒙元的政治态度，可以说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转变。
在明代士人重新解读的基础之上，清末反满排满的时代思潮，给予了元明交替愈发浓厚的民族革命色彩。
武昌起义
清末的革命党人，一开始就打着“恢复中华”的口号进行活动。显而易见，推翻蒙元政府的明太祖，理所应当地成为了他们的精神偶像。
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其革命纲领的逐步形成，直接受到明太祖《谕中原檄》的启示。
1893年，孙中山首次提出要建立一个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的革命团体；
次年创立的兴中会，誓词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
1903年，他提出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1905年，中国同盟会成立时，此十六字口号同时成为同盟会誓词，在《民报》发刊词中归结为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
毕竟，在辛亥革命之前，在三民主义所标举的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三者之中，民族革命是核心。
可想而知，倘若将元明更替定性为一场“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对这些志在推翻清政府的革命党而言，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1903年，章太炎在为邹容《革命军》所作序中，对“革命”的概念进行辨析：
抑吾闻之：同族相代，谓之革命；异族攘窃，谓之灭亡。改制同族，谓之革命；驱逐异族，谓之光复。今中国既灭亡于逆胡，所当谋者光复也，非革命云尔。
后来，他又在《民报》上撰文，重申“革命”与“光复”的区别：吾所谓革命者，非‘革命’也，曰‘光复’也。光复中国之种族也，光复中国之州郡也，光复中国之政权也。
在章太炎看来，“革命”一词根本不能彰显“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性质。相比而言，用“光复”一词来代称更为恰当。
当谈及元明革命性质时，孙中山与章太炎的关键词完全相同。
1913年，孙中山《在东京中国留学生欢迎会的演说》中说到：迨至明朝，驱逐元胡，创种族革命。孙中山在这里特意强调，明朝“创种族革命”，给后人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影响。
1906年，《民报》第五号卷首同时刊载朱元璋、洪秀全、孙中山三人像，题为“中国大民族革命伟人肖像”。
这直接阐明了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与朱、洪二人一脉相承的关系。
1912年2月15日，孙中山在清帝宣布退位后三天，携南京临时政府官员公祭明孝陵。与此同时，他还以个人的名义发表了两个文告，一是《祭明太祖文》，一是《谒明太祖陵文》。
孙中山公祭明孝陵
两篇文告的内容大同小异，都是以明太祖民族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身份，向太祖高皇帝在天之灵报告“光复中华”已大功告成的消息。
在他看来，清帝退位、民国建立与明太祖“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民族革命的成功，其性质毫无二致，其意义可以相提并论，是以特意昭告于明太祖陵前。
在这里再加个“彩蛋”：
在民国初年，袁世凯“尝得明太祖画像一幅，悬之密室，朔望顶礼，并私祝太祖在天之灵，祐其平定天下，复兴汉业，意至诚恳”。
由此可见，不仅是革命党人，连其他势力范围的政治家，依然将朱元璋当做顶礼膜拜的对象。
对明太祖民族英雄形象的塑造，其影响一直延续到20世纪三、四十年代。
1936年4月，经邵元冲、于右任、戴传贤三人提议，国民政府决定将明太祖陵列入民族扫墓节祭扫范围。
4月5日，国民政府举行了隆重的祭谒明孝陵典礼。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主祭，时任行政院院长蒋介石、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等陪祭。
林森《祭明孝陵文》有云：“惟帝天授智勇，奄奠寰区，奋民族之威灵，复黄炎之疆域。”
抗日战争时期，在救亡的时代主题下，明太祖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
国民党元老方觉慧，于1940年在其所撰《明太祖革命武功记》中，对朱元璋的民族革命胜利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太祖奋起淮甸，兴师北伐，驱逐胡虏，卒能恢复中华，蔚成大业。夫汤武以诸侯而革君主之命，太祖以匹夫而革胡元之命，其武功不在汤武下矣。
蒋介石为该书作序，也极力表彰明太祖光复华夏的伟业：明祖崛起草莱，志期匡复，收揽豪俊，剪刈群雄，十五年间，遂成光复华夏之大业。
方觉慧一生出入军政两界，他为何要在此时撰写《明太祖革命武功记》呢？卷首《编纂经过》对此做了详细解释：
溯自九一八事变以还，忠志之士，每引宋明致亡之轶事，警惕国人，以期精诚团结，共赴国难，挽救危亡，其用心可谓良苦矣。
然此不过一时之激励，徒供嗟叹恸哭而已。何若将明太祖革命武功，及其恢复中华之史实，详加阐扬，俾得以提高国民自尊自信之决心。
……此余编纂《明太祖革命武功记》之动机也。
在抗日战争这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明太祖又一次充当了国人的精神偶像。
有关元明革命的民族主义想像以及明太祖民族英雄形象的塑造，再次向我们诠释了一个“有趣”的命题：
所有历史，都是当代史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