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近山之女王媛媛讲述家里的“战争与和平”
在大院胡同6号，我一直住到1958年，那时司令爸爸在大院里自然是有绝对权威的，而他最信任的人是司机爸爸。
司令爸爸王近山
“兄弟”间的信任与依赖
司机爸爸的工作相当出色，只要是首长交待的大事小情，他都会尽量做到最好。而且他最了解首长的秉性和习惯，首长的一举一动，甚至一个眼神，他都了如指掌。因此，司令爸爸把很多事情都交给他的司机做，甚至连看地图、写报告也经常请他当“参谋”。只是他们都没有意识到这是一种“越权”的表现。后来司令爸爸受冲击，司机爸爸也受到牵连，被当成国民党特务关押了好长时间。每天叫他揭发检举、坦白交待。那些人也觉得奇怪，审查他的时候反复问道：“你既不是党员又不是干部，仅仅是个给首长开车的司机，为什么首长什么都叫你来做、你来管？”司机爸爸说：“我也不知道，大概是首长信得过我吧。其实我就是小学文化程度，除了开车没有别的专长，但是只要首长要我去做我就尽量做到最好，难道这也是我的错吗？”
即使是在和平环境里，两个爸爸之间日常体现出的那种依赖关系的事例也是数不胜数。如同司令爸爸所说：“我除了打仗什么都不会。”尤其是政治、经济领域方面的有些问题他几乎是一窍不通。司机爸爸说首长连钱都不认得！其实他是不喜欢那个东西的。实行工资制后，司令爸爸每个月三百多元的工资，除了该缴的（党费）、该扣的，剩余部分大概有二百八十多元，全都交给他的司机掌管使用。一个大家庭的全部生活费用算起来其实还是挺大的数目，除我之外，光是八个孩子（还有一个堂哥）的学杂费就占据了很大开支（都在八一学校上学），再加上全家人的吃喝拉撒用，都要在这笔费用里开销。三年自然灾害时期，红安老家的亲戚饿得活不下去了，纷纷来投靠司令爸爸，他自己就省吃俭用，把粮食留给他们吃。
司机爸爸说，尽管首长信任他，但他却不能稀里马虎地管理这些钱。他像“账房先生”一样专门拿个小本本记账，每个月的花销、孩子们的学费等等，都如实记录下来。还得准备一些其他的零用钱，有时首长高兴了跑到商场里，指着一件东西叫一声：“老朱啊，要这个！”司机爸爸答应着去柜台上交钱，然后拿着买好的东西赶紧追上去。一会儿又听首长喊：“老朱啊！要那个！”又是一通忙乎，又赶紧追过去。他说首长根本不等他，知道他能追上、找到他。害得司机爸爸紧张得够呛！
一个月下来，司机爸爸计算一下开支，如有结余，就留作下个月用；要是超支了，他就向首长报告并说明原因，下个月的开支就要收紧一些。每次他拿着那个账本请首长看，首长从来都不看，只听他说完结果，知道个大概就行了。特殊情况超支严重了，司机爸爸还主动把自己的钱拿出来贴补给首长家用。因为他最清楚首长的心思，从不跟组织和别人借钱，就连岫岩妈妈的钱，他也从来都不要。司令爸爸得知是老朱帮他垫的钱，嘴上不说，心里一直记着，等下月的工资一发下来，赶紧还给司机爸爸。
家里买了个大西瓜，司令爸爸高兴地叫着：“吃西瓜啦！”孩子们应声跑过来围着西瓜团团转。厨师拿着刀准备切西瓜，爸爸突然又大叫起来：“老朱，过来切西瓜！”司机爸爸就忙不迭地跑过来，接过厨师手中的刀，把西瓜切成一片一片的摆好。大家都疑惑不解地看着司令爸爸，奇怪他为什么非要叫老朱叔叔来切这个西瓜呢？只见司机爸爸拿起一片西瓜，边吃边笑眯眯地说；“老朱切的西瓜好吃！”
后来我还问过司机爸爸：“为什么司令爸爸爱吃你切的西瓜呢？难道切西瓜还有什么窍门吗？”他说：“其实很简单，只要把西瓜片切得薄一些就好入口。要是切得很厚，那就像猪八戒吃西瓜一样，吃得满脸都是啦！”我一琢磨，还真是那么回事呢！看来，司令爸爸连吃西瓜都很讲究呢。
司机爸爸削苹果也是一绝，他能把整个苹果削完之后，苹果皮却从头到尾还依然挂在苹果上，只要轻轻一摘，一整条苹果皮就会掉下来。司机爸爸说，这样一是好看，二是卫生，有的时候，首长就是来不及洗手也能拿起来就吃了。
说起老哥俩的心灵感应，全家的孩子们可是最有发言权的。司令爸爸有时带着孩子们去颐和园游玩，司机爸爸就先把车开到颐和园的后门，陪着大家上山，在佛香阁逗留一会儿，再往山下走，还负责给大家照像。等他估计时间差不多了，赶紧再顺着原路返回，把停在后门的车准时开到前门等候，而且时间刚好。我的哥哥姐姐们常说起这件事，他们为此感到非常地惊讶，都说：“老朱叔叔真是能掐会算啊！”
爸爸妈妈的爱恨纠葛
司令爸爸和岫岩妈妈都是个性很强的人，虽然都深深地爱着对方，但因对彼此要求太高，互不相让。后来因为一些感情问题他们经常争吵，而且越来越厉害，最后发展到闹离婚的地步。那时候孩子们都小，眼看着爸爸妈妈闹得不可开交也无能为力。
司令爸爸与岫岩妈妈
他们之间矛盾激化的最大焦点，仅仅就是因跳舞而引起的。
全国解放后，交谊舞曾在北京风靡一时。其实，早在延安时期，只要不打仗，连毛主席、朱总司令、周总理等国家领导人都在每周末带头跳舞。爸爸那时也对跳舞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一到周末就往舞场跑，还让妈妈跟他一起去。妈妈的舞也跳得很好，还经常陪一些国家领导人跳呢。
50年代后期，妈妈上了北京医学院，学习期间压力大，但她无论做什么总是不甘落后，后来也就没时间陪爸爸去跳舞了。她不跟爸爸去，却又不喜欢爸爸跟别的女人跳舞，想了半天，想出一个“好办法”，就是把我小姨韩秀荣接到家里，由她陪我爸爸跳舞。
后来，妈妈开始怀疑爸爸，并且越来越厌恶爸爸跳舞了。她说：“一男一女搂搂抱抱地在一起，不跳出毛病才怪呢！”还总是嘲讽爸爸：“别看他腿瘸，一跳起舞来就不瘸了。”
其实，很多事情都是错综复杂的，误会也常常是由双方造成的。爸爸与妈妈之间的沟通越少，怀疑与猜忌也就越多。妈妈误解了爸爸和小姨，她很伤心，恨爸爸对不住她，更想象不到自己那么疼爱和长期关照的小妹会做出对不起她的事情。于是，本来只是两个人的争执，逐渐延伸到整个家庭、北京军区直至中央。她越来越不信任爸爸，不论他去上班还是开会，都要严加盘问，由怀疑到怨恨，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情绪也越来越差，有时甚至拿孩子们和其他家人当出气筒。
妈妈知道自己管不了司令爸爸，就找来司机质问，她要求司机爸爸每天回家后要向她汇报首长的行踪去向。司机爸爸很为难，考虑再三后，他诚恳地对岫岩妈妈说：“首长外出都是公务，我无权过问，我只负责开车。你们是两口子，你有什么事情可以直接去问首长，我没有权利和义务向你汇报，我要是说的不准确，就是对不起首长。再说了，那不是成了挑拨你们夫妻关系了吗？”
司机爸爸的话惹恼了岫岩妈妈。本来她就对司机爸爸在家里的特殊地位耿耿于怀：家里的财政大权都归他管，大事小情都由他去处理，连自己的亲生女儿也给了他。这让一个性格那么要强的首长夫人怎么能够容忍得下去呢？
当时的社会确实有一股风气：解放了，干部们进城了，有很多人年纪轻轻地就成了大英雄、大功臣，成为当代“最可爱的人”。城里的女学生、文工团的女团员们更是美女爱英雄。于是，有的干部开始头脑发热，他们“经历住了战争年代飞机炸弹的考验，却经不住资产阶级糖衣炮弹的侵袭，蜕化变质了，资产阶级的坏思想开始泛滥了”。有的看不惯自己在农村的老婆，还有的厌倦了自己的原配夫人，换老婆现象比较严重。针对这种状况，那些干部家属、妇女同胞们也开始“联合起来”，利用各种方式保护自己的权益和地位。只要遇到类似“作风问题”造成的闹离婚现象，她们就要求狠狠地打击！
岫岩妈妈当时受了“阶级斗争要年年搞、月月搞、天天搞”思维方式的恶劣影响，使用了当时最典型的做法：找组织、去妇联。她就是要组织上、直至中央领导都重视这件事，企图用最激烈、最强硬的手法达到征服爸爸和解决问题的目的。
那时从北京军区直至中央，对于爸爸和妈妈的离婚案持不同意见的人很多，有暗中保护、坚决不表态的；也有极力要求重判的；当然还有极少数人推波助澜、大做文章。中央一级的很多领导人都找爸爸谈话，希望说服爸爸，不要离婚！
其实爸爸一开始并没有离婚的打算，毕竟是结发夫妻，又有了那么多的儿女，谁家还没有点儿磕磕碰碰的事呀！但妈妈做事不考虑后果，也不顾及爸爸的感受，往往自己没有意识到却又害人不浅。直到后来她还坚持认为，这样做是为了爸爸好，是为了挽救他们的婚姻，挽救这个家庭。她天真地以为，利用组织来施加压力，就能使爸爸回心转意，屈服于她。她不留任何余地地伤害了爸爸，而且伤得是那么地体无完肤、家毁人散！
应该说，当时如果司令爸爸能退一步的话，真的是“海阔天空”，起码职务、地位和家庭都能保住！然而，妈妈的极端做法却激怒了爸爸！王近山是谁啊？那可是死都不怕、出了名的“疯子”将军，遇到这种无休止的屈辱和精神折磨，他怎么可能容忍？最终，他在情场上和战场上一样地疯狂了一把！倔强的爸爸认为妈妈的举动伤透了他的自尊心。于是，爸爸的一纸“离婚诉讼状”也送上了中央！
本来只是一件小小的、普普通通的离婚案，最终搞成了震惊全国的大案，还闹到了毛主席、刘少奇那里，连林彪都亲自作了批示。
可怜的司令爸爸，没有被日本鬼子和蒋介石的千军万马打倒，却因为一场说不清道不明的离婚事件被搞得身败名裂、威风扫地。
他曾经的显赫战功被人们忽略了，却落下了一个“爱美人不爱江山”的坏名声！说他不爱江山，那对他才是极大的屈辱呢！他打了几十年的仗，消灭了无数国民党反动派、小日本、美国鬼子，为的是什么呀？不正是为了我们伟大的祖国和人民吗！他视功名、利禄如粪土！与屈辱相比，他宁可不要！大丈夫士可杀、不可辱！一个堂堂的大军区副司令，就因为所谓的“家事”而被开除党籍、保留军籍、连降三级。熟悉王近山的人，无不为之惋惜和遗憾！
司令爸爸毅然决然地和妈妈离了婚，义无反顾地“抛弃妻子”“丢官卸甲”，带着追随他的黄阿姨，接受发配，到河南农场当了一个副场长。
想当年，爸爸和妈妈爱得是“轰轰烈烈、清清楚楚！”如今却闹得“轰轰烈烈、糊里糊涂、谁也说不清楚！”许多人都深感不理解。他们对爸爸妈妈的评价是：王近山和韩岫岩在战火纷飞中能够生死相依，在天下太平时却分道扬镳了！好端端一个令人羡慕的大家庭就这么散了。
爸爸离开北京之前，孩子们都还在上学。他坚持说，河南的生活条件很艰苦，“你们不要跟着我去吃苦”。所以孩子们也就都没跟着爸爸去河南，而是由妈妈带着除我之外的七个子女，搬到了王府井一个叫做帅府园的住宅楼里。七个孩子每人每月的抚养费是40元，由爸爸供给。可想而知，爸爸的生活费已经所剩无几了。好在当时河南的消费水平低，爸爸在农场也是自食其力，仅靠微薄的工资维持着他和黄阿姨以及后来生养的一个小女儿的生活。
事隔很多年，司令爸爸在南京做了胃癌手术，岫岩妈妈听说了心急如焚，毕竟曾是结发夫妻，心中永远抹不去那番惦记。她张罗着为爸爸寻医问药，甚至想让在南京某医院号称“一把刀”的弟弟(我二舅)亲自给爸爸做手术。后来她又给南京的家里打电话，要求来看望爸爸。爸爸的秘书接到电话后，毫不客气地对她说：“你不能来！首长就是死也不愿意再见到你！”
司令爸爸
妈妈不甘心，还是来到了南京，与肖永银叔叔和很多老战友们联系，要求见爸爸。妈妈的真诚感动了肖叔叔，他当时真的是很希望这两位曾经相爱多年的老战友摒弃前嫌，哪怕是为了他们共同生育的孩子们，不要再记恨过去了。于是，他们好心安排了一次让爸爸妈妈见面的机会。
那是在南京军区大礼堂观看演出，爸爸带着黄阿姨正准备走进他们的座位时，一位“了解内幕”的叔叔（也是爸爸的老战友）迎面走来，悄悄地告诉爸爸：“韩岫岩也来了！”爸爸先是震惊，随后调头而去。
爸爸回到家，心情久久不能平息。当时我妹妹就在他的身边，爸爸说他的心脏病犯了，妹妹赶紧递水送药，等到好一些了，才听他说出了事情的经过。爸爸痛苦地说道：“幸亏我今天没去，否则，当着那么多人的面，我当时就会昏过去了！”
1969年7月，司令爸爸、黄阿姨和我们这些孩子们。后面中间的是我。
可见爸爸与妈妈之间那种爱恨交错、精神上的藕断丝连却又相互折磨的纠葛，只能作为终身的遗憾，难以释怀了！
司机爸爸的忠心与决心
司令爸爸受到处理的同时，因为司机爸爸对待处理首长的事情上“态度不端正”，也被诬蔑为“国民党安插在首长身边的特务”。试想：共产党的军队内部，如此高级的将领身边，竟然长期潜伏着一个国民党的特务，这无疑让司令爸爸罪加一等啊！这样一来，势必就要在我家里进行“清理阶级队伍”了，凡是司令爸爸身边的人都被罗列各种罪名、清理出门户！
于是有一天，我的司机爸爸突然被人带走了。从此以后，他居然十几年都没有见过他的首长。
司机爸爸在北京军区被关押了三个月。据他回忆，那段日子里，天天让他写材料，交代自己是怎么做特务勾当的，为什么连党员都不是却被首长重用？为什么文化程度不高却能替首长写信、写报告、看地图？还掌管着家里的财务大权！在那个阶级斗争极其复杂的年代，有这种事情发生，简直是不可思议呀！司机爸爸自然是有冤无处申，有屈无处喊。直到后来他莫名其妙地被放了出来，也没个说法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司机爸爸在去世前不久，还找出他在60年代被关押审查时期写的一封上诉信给我看。那上面字里行间都表白了他坚定不移地忠于党、忠于祖国、忠于首长，对于自己蒙受的不白之冤表示质疑和抗议。他说他的首长没有犯什么大错，却处理得那么重，这是不公平的。他跟随首长那么多年，不求官位，不图名利，他最纯朴的思想就是报恩，就是追随首长。为了首长他能忍辱负重，尽自己的全心全力。他对首长的爱，是不能用语言来表达的，他对首长的崇拜，是刻骨铭心的。他的首长受到了严重处理，他打心眼里难过，甚至比自己受屈辱还要悲痛！他说：“我不能因为要表白我的无辜而伤害到首长。”
我最了解司机爸爸的心，他是一个重感情、讲义气，而又不愿伤害别人的人，宁愿人负我，而不愿我负人。几十年来，司机爸爸经常思念着他的首长，怀念他们在一起时的那些风雨历程。不论是谁，只要一提起他的老首长，他就会感慨万千，甚至泪流满面。他为老首长的家庭裂变而痛心疾首，但他又坚守着他的做人原则，就是从不提及那个年代的是是非非。他相信自己和首长的所作所为，早晚有一天，历史终究会为他们洗刷一切不白之冤的。
司机爸爸受审查时所写的申诉信影印件
那时我还在上幼儿园，自然不知道家里所发生的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司机爸爸被关进军区看守所之际，我美卿妈妈又急又病也住进了医院。很长时间没有人管我，结果我的头上长了很多疮，爸爸说那叫做“癞痢头！”等他被放出来以后，看到我变成了那个样子，特别心疼。后来为了给我治病，只好把我的头发都剃光，抹了很长时间的药才好。
司机爸爸还说，他被放出来之后，北京军区后勤部的一位领导干部要安排他去车队当队长，爸爸坚决不肯去。他说他不喜欢当官，也不喜欢管别人。其实他是不喜欢那个天天搞阶级斗争的生活。他说他就喜欢开小车，自由自在的。后来他选择了转业到地方，在北京市化工二厂当了一名普通司机。
秀荣小姨的无奈与坚强
在爸爸妈妈的离婚事件中，还有一位受到严重摧残的家人，那就是我的秀荣小姨。说起秀荣小姨，她的一生经历了无数坎坷，也有许多传奇故事。
小姨生于1936年。1937年的10月，她才1岁就跟着全家人一起来到部队。因为我的二姥爷（我姥爷的弟弟）当时没有生育孩子，她被姥姥、姥爷过继到二姥爷家。过继之后，二姥爷居然连续生育了两个子女。反正是一家人，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小姨也就一直称呼自己的亲生父母为大伯大娘。5岁的时候她曾经做过小宣传员，在太行山区为部队巡回演出。后来二姥爷和二姥姥（当时是药房主任）因工作需要调到了东北野战军，她就一直寄宿在延安的“抗小”，也就是后来的育才学校。
小姨生性活泼、顽皮，很惹人喜爱。想当年我司令爸爸受伤摔断了腿，不能上前线指挥打仗，他就在家里发脾气，还是妈妈把当时只有十来岁的小姨接到家里做爸爸的开心果，帮助他度过了那些难熬的时光。她的成长就没有离开过爸爸和妈妈多年来的关照，直到解放以后，她也随着她的姐姐、姐夫来到北京，上了师大女附中，后来又在河北医学院（保定）上了大学。只要一放假，她也没别的地方可去，爸爸妈妈就把她接到家里，请人给她做新衣服、新鞋，还经常带她到外地旅游：去济南去看大明湖，去青岛游泳、滑冰，她还学会了跳舞……司令爸爸去朝鲜作战期间，享受着双工资的待遇。那时岫岩妈妈也经常去朝鲜，所以爸爸在国内的那份工资都交由我的姥姥、姥爷管理。一次，小姨滑冰要买一双冰鞋，就在我姥姥那里借了20元钱，还写了一张借条。爸爸回来后得知此事，生气地说：“不就是买一双鞋嘛，干什么让她写借条？她哪有钱还呀？”后来，爸爸的工资就改由我司机爸爸管理了。
小姨说她最喜欢听司令爸爸讲打仗的故事。她说爸爸的记忆力超好，所打的每一个战役都记得清清楚楚，尤其是敌人的行踪都被他算计的绝对准确，所以他总是打胜仗！
秀荣小姨年轻时的照片
有一段时间，妈妈总是怀疑爸爸对她不忠，一会儿嫌他去跳舞、一会儿又嫌他去看戏，为了不让爸爸在外面“拈花惹草”，就让秀荣小姨住到家里陪伴爸爸。
然而，爸爸和妈妈的“内战”不断升级，各种舆论和说法也在左右着妈妈，她认定了是自己最爱的两个人背叛了她，她悔不当初！
姥姥、姥爷从来都是对岫岩妈妈言听计从，何况听说出了那么大的事，全家人对小姨群起而攻之。
有一天，妈妈通知小姨：“一会儿有妇联的同志来找你谈话。”
小姨被人带走了，而且是越走越远……她被发落到了内蒙古的呼和浩特市，分配到了一家医院工作。当时只听说“上级”有指示：韩秀荣不能再回北京的家了，也不能在北京、天津等地工作(因为离家太近)，只能去最艰苦的地方，而且是越远越好！
她曾经疑惑过，还给司令爸爸写过信，她说她只是想回家拿些自己的衣服，却再也没有回音。倔强的小姨没有怨恨、没有反悔，更没有哀求。她脱离了所有的家人和亲朋好友，独自一人，带着大约一尺多高厚重的有关“生活作风问题”的个人档案，去了当时穷困落后的边疆。可想而知，那是怎样的磨难啊！
从此，年轻美丽的小姨像是人间蒸发了一样消声匿迹了。几十年来，家里人居然谁都不知道她去了哪里，甚至都不知道她还在不在人世。直到2007年岫岩妈妈去世，她和大舅舅一起去医院向他们的胞姐遗体告别时，我们才见到了秀荣小姨，才知道她又回到了北京。
如今算起来准确时间应该是50年。50年啊！
当我再去小姨的新家看她的时候，虽已是七十多岁的老人了，她的身体还是那么硬朗，眉宇之间还是那么清秀。在与她的交谈之中，我感觉到了她柔弱、温顺的性格，这恰恰跟我岫岩妈妈的性格形成了极大的反差。
小姨见到我们可高兴呢！她说自从她离开了这个家，家里所发生的事情都一概不知了。她心中依然留存着那份牵挂，一直在念叨着我们这些阔别了五十个春秋的八个孩子们。她说还记得我小时候的模样，很乖，不爱说话，司机爸爸和美卿妈妈很疼爱我……
本以为她不会再提及过去那些不堪回首的往事，后来她才慢慢地、委婉地告诉了我那些当时所不被人知，并且是令人心酸的真实故事。她说当年突然离开了这个家，绝对不是自愿的，而是被人强行带走的！后来组织上还责令她永远不能再回这个家！
1962年，她在呼和浩特认识了《内蒙古日报》社的一位领导，他们相亲相爱，在那里安了家，有了自己的一双儿女。她学会了坚强地面对生活，尤其是她积极要求入党，用她的实际行动，克服了档案材料里记录下来的那些“污点”所带来的巨大压力，得到了所在单位的认可。她入了党，评上了高级主任医师职称，直至退休后还继续返聘工作。只是在80年代，她的爱人因病去世了。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她作为单亲妈妈苦苦地撑着这个家。也就是到了2004年一次偶然的机会，她通过小学同学的介绍，认识了现在的这位姨父，结婚后又回到了北京。
看得出来，小姨在备受磨难、经历了人间沧桑之后，淡定了一切是是非非，过去的苦闷已经随风而去。没有那么多的怨天尤人，也没有那么多的悲悲切切，她十分珍惜现在与姨父在一起的幸福生活。
直到今天，我们所有的孩子，从来也没有一个人责怪过司令爸爸，更不像传说中“恨透了那个‘陈世美的爸爸’”！因为我们都知道，爸爸妈妈同是那个时代的牺牲品！他们都为此付出了沉痛的代价！
【本文作者简介】王媛媛，曾用名朱媛媛，王近山将军的第六个孩子，1953年11月生于北京。1969年参军，服役于南京军区某部医院。197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7年复员回京。1978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商业部储运局工作。1989年后历任中国商业建设开发公司办公室主任、业务部经理等职。其间多次被评为部级优秀党员、新长征突击手。2008年底退休。
本文系《祖国》杂志社宋志娇据王近山之女王媛媛著的《司令爸爸 司机爸爸》一书中的内容编辑整理。转载请注明来源和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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