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写写父亲，然光阴如白驹过隙，留在脑海里的也只是一些片段的堆积。穿过岁月的年轮，记忆依稀，以致手中的笔似有千斤重，落笔之时总是词不达意。
我的父亲出身于一个贫穷的家庭，出生时正是中国战乱纷纷时。一九四八年，父亲十五岁，那年深秋的一个下午，父亲到自家田里用手捋了一箩筐稻谷，用地臼把它捣成大米，然后就交给我那眼睛已经半瞎的奶奶，做完这一切，父亲就收拾起一个小包袱，装上二件单衣，对我奶奶说：“我要去参军了。”那一刻，奶奶没有任何的思想准备，还没有听清是怎么回事，父亲的身影就淡出了她的眼帘……
父亲这一走就是三年杳无音讯。后来据父亲讲，他走后就到了家乡附近的一个叫上巴河的镇子，那里有解放军，他就报名参军了，后一直随着部队转战在大别山区。
父亲到部队时由于年龄比较小，就留在连队当了一名通讯员。那时的通讯员并不是如现在的通讯员，只是给连队首长打打水做些勤务活，而是经常要冒着生命危险送信传达军令。由于那时部队都是在山里驻扎，送信往往是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大部分是在夜里进行，那时没有手电，父亲在黑夜里只是凭感觉摸索着走路。其实路的陌生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深山老林里的老虎，走在山间小道，出没于山间的老虎的两只眼睛就像是两只绿色的小灯笼，阴森而恐怖，但父亲并不觉得害怕，他心里有的只是如何尽快地把信送到目的地。
父亲是一个非常爱学习的人，但是家里没有办法供养他读书，他是通过边学习边工作来填补知识空白点的，从入伍行军打仗到转业回地方工作一直孜孜不倦。在我的资料柜子里，至今还珍藏着父亲1952年在西北航空学校学习时做的数学作业本，作业做得工工整整、一丝不苟，很少有打补丁的情况，老师给他打的大都是5分，至今我常拿出来给我儿子做样板。
父亲一生经历坎坷，可以说是“九死一生”。从稍稍懂事时起，父亲就开始起早贪黑与大人们一道到离家近五十公里的山上打柴谋生，十一二岁时就跟别人一道学徒。父亲常说，他活到70岁是一个很大的“赚头”，这里面除了说他在自己几兄弟之间活得年纪最大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命大”。父亲回忆起他过去参军打仗时的事，说得津津有味，他回忆说，他在部队当通信员时，有一次在送信途中，走在一个两边是山的夹皮沟里，这时发现两边的山头上出现了敌人大约二个排的兵力，还没容他多想，敌人就发现了他。在这紧要关头，父亲没有犹豫，他迅速拉开枪栓先敌开火，边打边跑，不一会儿就隐没在山林之中。类似这样的惊心动魄的事，父亲遇到不下十次，但次次都转危为安。一九五四年长江发洪水时，已是地方一个小干部的父亲参与了黄州长江干堤长孙堤的抢险工作。父亲在长江水中一泡就是半个月时间，长时间的冷水浸泡加上饥饿，使父亲的胃病发作，疼得父亲在地上直打滚，后来失去了知觉。父亲当时是被当成死去的人抬回到家乡的卫生院，但是到了医院后他又发出了微弱的声音，医生说这是痛晕过去了，人还有救的，于是当晚就准备动手术，可乡下医院条件有限，医生不敢动手，就及时转到了县医院。动手术时，由于麻醉打得很少，手术还没有完麻醉就先完了，那种疼痛是一般人所无法忍受得了的，父亲硬是咬着牙挺了过来。从此以后，父亲就落下了胃疼、风湿等诸多病根，这些病一直伴随着父亲终身。
父亲的一生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委屈，是难以用语言来表述的，但他总是矢志不改、笑对人生。“文化大革命”中父亲被批斗，差点被拧断了胳膊。“文革”结束后，父亲回到了银行当了一名主任。一天晚上，三个人找上门来找父亲要贷款，我开门一看，其中有二个人就是批斗过父亲的人，我气得把门狠狠地一关，父亲听到声音走了出来，他热情地把来人让进屋，给他们沏水倒茶，还在政策许可的范围答应了给他们贷款的要求。那些人走后，父亲就认真地对我说：“做人要胸襟坦荡，不能以恶治恶，而是要以善对恶，如果总是恶对恶，怨怨相报何时了？”说实话，我的境界是不及父亲，我很难理解他那么轻易地就忘记了自己所受的苦和委屈。
也许是因为久经战火的原因，也许是他的饱经沧桑的经历，亦或许是过多的病痛使父亲对生命有一种大彻大悟，父亲后来对人对事的心态变得特别平静，很少表露自己的心迹，这其中包括对我们这些做子女的爱，记得我当兵第三年回家探亲时，母亲对我说：“你参军走后，你父亲在屋后的竹林边一人哭了三天。”我听后，心里好一阵难受，可我当兵走之前，父亲并没有像别人的父亲那样流露出依依不舍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