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我随父亲进城读书，住的是租赁的民房。从住处到国棉厂子弟小学有一公里多的路，如果抄小道可以节省点时间，不过要过两个鱼坑。下大雨时，坑里的水漫上来会把鱼坑中间的小道淹没，所以很危险。那时，我最羡慕在城里有房子的人，哪怕住在双面楼上。我的一个同学就住在双面楼里，家离学校只有50米，从没迟到过不说，课间休息时都可以一溜烟跑到家喝口水，可见有多方便。
双面楼建于1976年，1986年看起来依旧簇新，尤其下过雨，遍体红砖被雨水淋湿，更见鲜红。当时国棉厂是全县数一数二的国营大厂，盖起红砖垒砌、水泥抹缝的两栋三层楼，在七、八十年代的小县城里，用鹤立鸡群形容一点也不为过。
80年代中期，住房开始紧张起来，便有人开始打双面楼的主意，结了婚或者婚前找领导，申请搬到双面楼上住。一家，两家，三家，慢慢的，双面楼从职工宿舍楼变成了家属楼，成家立业的和单身青年混搭住在一起，越来越热闹起来。父亲是车间电工，当了师傅，带了徒弟，又带着我，终于熬到了分房的资格，在经过一年赁房的艰辛经历后，我们家如愿以偿地搬到了双面楼上。
我们家那栋双面楼位于西楼，习称“男楼”，以前住的都是男单身职工，到我们搬家时以彻底改头换面，成了居家过日子的家属楼。父亲的一个同事刘叔，有两个女儿，一家四口住在一间只有十七八平方米的房子里，现在想来真不知道当初是怎么度过的。母亲和弟弟在老家，一间房子只有我和父亲住，可以说住房条件比较富裕。现在回想住在双面楼里的时光，亲切感依旧悠缅浓冽。
我至今仍记得双面楼里的丝丝缕缕，门厅深邃，摆满密密麻麻的自行车，上楼的台阶前是东西走向的走廊，一二三层都是一个布局，连屋子里的布局都一摸一样。走廊狭窄漫长，光线黯淡，尽头窗口光亮很朦胧。第一次走进楼道，感受最深的是复杂的味道，刺鼻的氨水味儿，煤油炉或汽油炉里的油味儿，以及煤球燃烧不充分时发出的刺激胸腔的难忍气味儿。不过走廊里内容丰富，摆满各式各样的炉子，经常可以看到炉上壶嘴里向上喷着快乐的气息。哗哗的流水声，关门开门的声音，吵架的声音，哈哈的笑声。在阳光明媚的日子，朝阳或朝阴的窗户都会依次打开，白的确良的衬衫、花格子的被单、紫色的袜子甚至各种颜色的内裤都水淋淋地挂出来，还有棉纱粗纺的简易尿布，通通用夹子夹住，夹在一根电线或尼龙绳子上，迎风招展，纯净而透明。
父亲那时很忙，照顾我也要照顾家里，县城、老家来回跑，相当一部分时间是我一个人住在双面楼里。我便不断邀请朋友来陪我作伴，那些朋友在我童年和少年时期留下深刻的印记。他们对我的这个家非常满意，没有约束，没有限制，无拘无束。我也很满意，虽然用水要到公共厕所外面的洗菜池去提，不过比赁房子住的时候好多了，至少这个家有足够的空间，离学校近，安全，牢固，不透风漏雨。我的过去、梦想和情感，都是在和双面楼朝夕相伴中循序而知中逐渐长大的。不大的空间，是我的精神家园，是我个人依托和思绪的归宿，是我伤心的避风港。我在房间里学习，练书法，绘画。走廊墙壁上伤痕累累，红砖上浮现岁月的沧桑，屋顶上是生活烟熏火燎的质感，我有过伤心，但更多的是安全，是满足，是快乐。在这样的环境里，我一住将近十年，转眼上了高中。
1995年读高二的那年，弟弟也来到县城上学，我们家搬到新楼。不足70平米的两室一厅宽敞明亮。没有住过双面楼的人，完全不可能体会到房子什么叫宽敞，什么叫明亮。那些年，父亲的工作岗位又有了调整，为了住的更舒适一些，我们对新家进行了装修，地上铺的是专程淄博陶瓷，装修了暖气片和窗帘盒，吸引很多邻居参观。2002年再次乔迁新居的时候，回头看当初的两室一厅，再也找不到宽敞明亮和富丽堂皇的感觉了。
之后双面楼就远离了视线。后来听说双面楼难逃被拆迁的命运，县里下了最后通牒，建筑过于破旧，影响市容，必须拆迁。还有一点，东楼的双面楼墙体裂了缝儿，几乎成了危楼。不过考虑到住户多和经济问题，两幢双面楼最后还是没拆成，国棉厂也不再像以前财大气粗，在东楼的裂缝处上了锔子，外面贴上白瓷砖，换上铝合金窗户，算是完成了县里交给的任务。
两幢双面楼至今仍在，其里不变，依旧住着一拨儿又一拨儿的住户，逐渐失去了往日的光彩，默默无闻，像是大杂院、筒子楼或者鸽子笼建筑，让人不免想起一个词，贫民窟，里面住的多是生活条件相对较差、暂时没有办法或者无法选择的人们，似乎成了一个提醒，一种警示——这个社会的差距将长期存在。在这一点上，我更希望双面楼可以作为一个时代的标志性建筑，永久地留存在人们的视野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