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在父传子家天下的封建社会，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但是当一个大臣也真不容易，翻翻历史，我们就会发现一个不那么令人高兴的事情：几乎所有的奸臣都比忠臣混得好，即使是最后事情败露，奸臣也不过就是免官回家享受自己的腐败成果，顶多也就是把奸臣赐死，至于他的老婆孩子，一般也都不会受到牵连；而忠臣动不动就是菜市口斩首甚至凌迟，有时候还要株连九族。
我们最熟悉的，岳飞和于谦两大忠臣，都被皇帝下旨奸臣运作而判了了死刑，除了朝堂权力争夺，背后还隐藏着不可告人的动机和诱因：抢了皇帝风头，动过皇帝宝座，那就是死路一条。至于大臣是不是忠贞，那不是皇帝老儿首先考虑的问题，也不是他们衡量臣子的标准。
在历史上，除了明太祖朱元璋铁腕惩贪杀贪官不眨眼，就连雍正皇帝也没杀几个贪官污吏——雍正惩贪，只要钱不要命。
这就很让人深思了：为什么不管是太平盛世，还是昏君乱世，总是奸佞小人当道，比如秦桧执政，杀害岳飞的时候只有韩世忠说几句气话，魏忠贤掌权，满朝文武争着给这个死太监当干儿子干孙子，连袁崇焕都要给他修生祠。这时候所谓的忠臣良将似乎都消失了，大家面对巨奸大恶都噤若寒蝉。他们怕的是谁？难道真的是那个只知道溜须拍马趋炎附势治国无能的整人专家？当然不是，他们拍的是奸臣背后站着的那个庞然大物——皇帝，而“给皇帝披上新装”的，是“君为臣纲”，所谓忠君爱民，在封建社会是做不到的，即使是“忠臣”，也会在忠君和爱民之间选择前者，而百姓的死活，也比不上皇帝的一根汗毛，即使这个皇帝是傻瓜白痴、残暴混蛋。
这样一想，我们就知道为什么蔡京等北宋六贼能把琴棋书画样样精通的宋徽宗赵佶忽悠得五迷三道了——有共同的爱好，就有共同语言，有了共同语言，就会发展出超出君臣关系的亲密友情，而宋徽宗看着给他建花园的朱勔、陪自己写字画画的蔡京，再想想那些天天管他要钱赈济灾民的大臣和喊打喊杀的边将，简直是“言语无味面目可憎”。
我们再来看一看严嵩为什么得宠。其实严嵩原本也挺有正义感的，但是他一给嘉靖提意见就挨骂，被骂得狠了，严嵩也急了：既然你胡搞，我还坚持个狗屁原则？往后你说啥是啥，反正天下是你们老朱家的，祸害黄了拉倒——于是严嵩成了嘉靖皇帝最忠实的一条狗，嘉靖让他咬谁就咬谁，让咬几口咬几口，在哄好嘉靖的同时，严嵩也没少吃肥肉。
至于和珅，实际上是个有能力的人，靠着反贪起家，但是却发现自己辛辛苦苦揪出来的大贪官李侍尧（按律当诛），被乾隆皇帝轻描淡写地就放了，李侍尧对乾隆感恩戴德，却对和珅恨之入骨，以至于和珅不得不对官复原职李侍尧百般拉拢，最后“并肩携手当贪官”。
读者诸君可能已经发现了，前面我们说的这三个人，具备了忠臣所不具备的三个特点：恭顺乖巧、毫无原则、极端自私，而这三个特点恰恰是皇帝最喜欢的：恭乖巧看着不烦，毫无原则不会对着干，而极端自私者一般胸无大志，连皇帝的风头都不抢，更别说抢江山了。这样的人放在身边，皇帝舒心又放心，要是都像包拯那样唾沫星子横飞，皇帝淹也被淹死了。
只有上述三点，奸臣还不那么遭人恨，奸臣还有另外两大特点：脸皮厚和心肠黑。咱们一客不烦二主，还是拿严嵩来举例说明：当年严嵩犯法把柄被夏言（内阁首辅）抓住了，严嵩领着儿子跑到夏言床前长跪不起号啕大哭，把夏言哭得心烦意乱之后心头一软，就把事情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了——同为内阁成员，正副手之间的关系，平时拱手作揖的礼仪变成了磕头如捣蒜，这种事情也就严嵩这样的城墙脸皮能拉得下来。
而当严嵩逃过一劫缓过劲来，反手就把夏言坑了——你不死，我咋能当上内阁一把手？而严嵩坑夏言的筹码，就是嘉靖怠政，夏言却想收复河套。结果是夏言在六十七岁高龄被斩首，夫人流放，直系亲属全部免职——还有比严嵩这一手更黑的吗？
通过上面的文字，我们似乎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几乎所有的奸佞小人都具备常人所没有的五大恶劣品行，而这五大品行，可能恰恰是所有皇帝都喜欢的，所以说，只要有皇帝，就会有贪官奸臣，这是制度的产物，其根源与品德教育和个人修养真没多大关系——“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涅，与之俱黑。古人诚不我欺。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小人当道好人蒙冤，只要封建专制制度存在，那么奸佞小人就一直有生存的土壤和发展的空间——那个高高在上的皇帝，早就被吹吹拍拍惯了，只要把他哄舒服了，哪怕你坏事做绝，依然可以安享荣华富贵。过去人们把皇帝称为“真龙天子”，还说“龙之逆鳞触之必死”，所以奸臣贪官永远都不会去碰皇帝的底线，这底线可不是什么天下苍生，而是皇帝的椅子和面子。所以无论在哪朝哪代，小偷小摸都比贪污受贿受到的惩罚严厉，因为小偷小摸是穷苦百姓才干的事，至于贪污受贿，没有一定的官职是没资格干的，而法律恰恰是这些有资格的人制定和执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