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
周礼，确切地说是盛行周朝时期，一整套维护西周奴隶制和东周封建统治的礼乐制度。由字面来看，周礼分为礼和乐两个部分。
其中“礼”强调的是周朝社会活动中，每个人的身份地位和需要遵循的社会规范，通俗意义上讲，即是一种维护奴隶和封建统治的社会等级制度。
“乐”主要是服务于“礼”，依靠音乐对社会阶层进行教化的工具或者方式。两者之间隶属“根本和辅助”、“总体和细分”的关系。
周礼崩坏的2种观点
先秦以前，周礼的存在象征着奴隶制社会的正统，维系着周朝800年的统治基业。自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以后，周朝的国祚开始走向衰微，历史学家也都公认此刻是周礼腐化至崩坏的起始点。
周礼崩坏的时间节点早已定论，有关周礼崩坏的诱因，历史学界莫衷一是，有人认为是以诸侯为代表的早期“藩镇”开始萌发不臣之心；也有人认为是传承近800年的周朝基业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加上数届周天子要么作威作福，要么昏庸懦弱，最终导致自坏周礼，社稷倾颓。
以笔者通过对比儒家孔孟的说辞和司马光《资治通鉴》的论述来看，司马光有关“天子自坏”的论证，显得更加符合客观实际。至于孰是孰非，不妨先看一下2种观点的具体指向。
儒家孔孟·不臣诸侯坏周礼
儒家作为2000年封建法统的积极维护者和倡导者，虽然说对华夏文明的发展进程有着深远的推动作用，然将周礼之坏的说法，归咎为诸侯的不臣之心，未免有些过于牵强。
先说孔子·拥护周礼“大成者”孔子认为礼数是社会的最高法则，凌驾于万事万物以上。孔子一生所主张的观点和行动，包括他所说的言论，十之七八者是说“礼”，可以说孔子生于“礼”，奔走呼号于“礼”，最终也死于“礼”。
孔子对“礼”的解释中，最鲜明的说辞，见《易·系辞传》
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
在孔子看来，社会的等级与人的身份地位，如同天地乾坤那样不可撼动，上位者与下位者，尊贵的人和低贱的人都应该要保持一定的顺序，绝不可以逾越半步。
再说孟子·鄙视诸侯做强做大孟子是儒家公认的“血统”最纯正的接班人，孟子对于诸侯坏礼乐的认知表现的更加强烈。
见《孟子·齐桓晋文之事》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后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
可见孟子不齿于诸侯的行为，特别是对春秋五霸的愤恨程度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因为以孟子为代表的儒家弟子，深受孔子礼乐宗法观念的影响，不可能客观地站在检讨周天子的立场去看待问题，认为一切祸乱的起源全部是诸侯的一己私心。
所以，当齐宣王问起自己前辈“齐桓公”和“晋文公”有关霸道的事情时，孟子十分鄙视地说自己从来没有听说过，以此来捍卫自己的立场。
所以，公元前403年，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周天子姬午承认“三家分晋”的合法性，并且授予晋国三位大夫魏斯、赵籍、韩虔为魏赵韩诸侯国君时，儒家弟子集体表示抗议，认为这是诸侯大夫“倒行逆施”的不臣行为，完全是凭借自身的强大来挑战周天子的权威，以此来加速周礼的瓦解。
儒家也绝非没有看到周幽王和周厉王的暴行，见《孟子·告子上》曰：
告子曰：性无善无不善也。或曰：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是故文武兴，则民好善；幽厉兴，则民好暴。或曰：有性善，有性不善。是故以尧为君而有象，以省瞽瞍为父而有舜，以纣为兄之子，且以为君，而有微子启、王子比干。今曰性善，然则被皆非与。
孟子认为周幽王和周厉王执政时期，昏招迭出、昏庸之极是导致周朝衰败的原因，却为何还要一味地拥护周礼的合法性和根本性。完全是儒家凭借“人性可以使善良”的美好愿景，认为人人都还有拯救和自救的机会。所以，儒家一再强调舜的仁德，他父亲的卑劣；纣王的无道，他的宗室微子启和比干的高尚。如此亲近的血缘关系，却有着天壤之别的品行，是由于“教化”失当所致。
儒家正是将匡正宗庙社稷和社会风气的重任全部诉诸于教化，再通俗点讲，即便是遇到无道昏君，臣子也应该恪守职责，等到皇帝想开或是自然驾崩的那天，而不是采取凌驾于天子之上的行为。
资治通鉴·自坏者自毁之
羸弱不是追加诸侯的理由司马光是正宗的儒家弟子，却又不同于其他的儒家弟子。在他看来，周朝的礼崩乐坏绝不是诸侯作乱导致，天下诸侯熙熙攘攘，不唯独晋国魏赵韩强大，全部的责任必须由周威烈王所承担。
见《资治通鉴·周纪一》
今请天子而天子许之，是受天子之命而为诸侯也，谁得而讨之！故三晋之列于诸侯，非三晋之坏礼，乃天子自坏之也。
司马光将责任归咎为周威烈王，不是说凭空论述。面对诸侯强盛，有的周天子做法就显得十分有骨气。比如，周襄王拒绝晋文公陪葬的请求。
晋文公曾为平定周朝内乱立下过功劳，论功领赏的时候，晋文公提议希望自己死后，可以陪伴周襄王一同下葬。周襄王断然拒绝说，如今周朝的土地没有晋国大，人口也没有那些小诸侯国多，你自己有的是土地想买在哪便买在哪，若是同我一起下葬，岂不是说明周朝有两个天子。
晋文公听后，十分惭愧，再也没有提出过任何的非分之想。周襄王面对正值霸道时期的晋文公都能够义正言辞地拒绝非礼请求。周威烈王与之相比，却要晋升三个士大夫为诸侯，也难怪司马光等后世历史学家对他诟病不已。
三家分晋，周礼废导致人心乱三家分晋后，虽然周天子的管辖范围没有变，只不过晋国的诸侯由1个变成3个，但是它所带来的社会影响力是无法估量的。等于说自社会顶端（周室）开始承认以下犯上、恃强凌弱的合法性。
即便是春秋霸主齐桓公，首个跳出来要凌驾于群雄之上的诸侯，最多只是停留在与群雄角逐的层面，仍然需要以“尊王攘夷”来掩饰其目的的合理性。齐桓公之所以这样做，主要是没有人敢去尝试撕毁礼乐的典章，一旦越过典章的规制，瞬间会将自己逼入天下群起而攻之的地步，可见周室虽然名存实亡，周礼的正统性仍然存在，继续起到一定的震慑作用。
见《资治通鉴·周纪一》
季氏之于鲁，田常之于齐......其势皆足以逐君而自为，然而卒不敢者，岂其力不足而心不忍哉，乃畏奸名犯分而天下共诛之也。
周威烈王的一纸“提拔”任命书，无形中将维护周朝近800年的社会秩序全盘否定，公开承认群雄可以采取攻伐取代的方式，来博取社会地位，这也给葬送周朝的炸弹点燃导火索。
维持周朝君臣礼仪的周礼土崩瓦解后，天下有异心的人便开始名正言顺地登上历史舞台，所有的智斗武伐开始上演，早年受到周室分封的诸侯后裔相继凋零，周室王族也随之倾颓覆灭。
以魏赵韩为代表的士大夫，所作出三家分晋的举动“徒有其实，而未有其名”，这是乱臣贼子的行为，完全可以召集群雄共同讨伐。周威烈王的任命是从本质上认可“取代”的行为，所以周礼始坏绝不是三家分晋的过错，而是周室自坏者自毁之。
参阅文献：
《孟子》·儒家诸弟子
《资治通鉴》·宋司马光
《周易·系辞传》·孔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