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福建，你会想到哪些名词，海鲜、海景等等很多，但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个词，那必定是——华人华侨。
下南洋的人群中，大部分都来自于福建和广州地区。蓝鼎元的《论南洋事宜书》一书中，有这么一段论述：“闽广人稠地狭，田园不足于耕，望海谋生”。
既然种地养不活人，人们就只好出去闯一闯。
难道只有南洋这一条路么？
从17世纪开始，荷兰、英国等殖民主义国家开始向东南亚地区扩张，基础设施的建设就必定离不开需要大量的劳动力。1840年前后就已经有150万人下南洋出国谋生。
这些涌入南洋地区的中国人，成为了当地市场上主要的劳动力。而当地也为吸引华工，先后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可以说那个年代的人们都认为下南洋是一条致富路。
1935年，林绍良父亲林元载去世，失去了顶梁柱的林家就只剩下林绍良和母亲。同年，鉴于国内抗日战争形势的变化，19岁的林绍良为了挣钱养家，只好坐船去南洋投奔叔父。
刚到南洋的林绍良在叔父的油店里做学徒，每天起早贪黑的工作，虽然油店里的活很累，但好歹也是学了门手艺。
过了几年，林绍良离开了叔父店里，开始了他的创业历程。
起初，林绍良挑着货担走街串巷的卖咖啡粉，也算是积累了不少与人打交道的能力。林绍良几年来跟着当地华人的学习，掌握了当地的爪洼语，走街串巷也就更加熟练了。小生意也做大做强成了，一跃成为了当地小有名望的老板。
生意上致富的林绍良
1945年印尼独立战争爆发，林绍良为哈山·丁提供掩护，躲过了军队的搜查，那时林绍良还并不知道眼前这个人就是中华商会的高层领导。
当然，经历了这次事件，二人也成了莫逆之交。林绍良也通过哈山·丁的介绍，认识了苏加诺和苏哈托，这件事也为他日后与官方建立合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战争结束以后，林绍良在中华商会的支持下，迅速地扩张他的商业领域。1954年，林绍良先后创办纺织厂、轮胎厂等民用工业，供应印尼地区乃至整个东南亚。
1957年，林绍良在陈弼臣帮助下，成立了中央亚细亚银行。这也为林绍良后期与美国、英国、香港、日本的几家银行共同成立多国金融公司奠定了基础。
银行大王林绍良在世界各地的提款机都能调动资金，算是在金融上立于不败之地，但成于此，败也于此。
1967年，苏哈托出任印度尼亚总统，颁布国家投资新法案，林绍良终于有机会去建立他的宏伟帝国。林绍良与苏哈托达达成合作共识，先后掌握了印尼国内的面粉、丁香、牛奶、水泥、轮胎等多个行业的经营特权。
与恶魔为伍没有好下场
1995年，林氏集团资产约184亿美元，及其640家所属公司营业额高达200亿美元，横跨矿产、汽车、电子、交通、医药等在内的70多各行业，林绍良个人则以60亿美元长期位居华人首富的宝座。
林绍良“白手起家”的故事看起来很励志,但一切只不过是虚妄，在印尼人民的眼里，他却是一个十足的罪人。
印尼独立战争时期，林绍良在哈山·丁的庇护下，在印尼和新加坡之间来回贩卖军火，赚取了发家的第一桶金。胆大细心的林绍良，在长期的军火贸易中意识到：办厂比行商更有前途。
自1967年苏哈托担任总统，林绍良与苏哈托两人在长期的扩张中赚得盆满钵满，但长期的垄断也激起了印尼国内民众的愤怒。
加上国内的外汇政策的畸形发展，一方面为了保持固定汇率，另一方面扩大了金融市场的自由化竞争，放弃本国资本流动监管机制，外商趁机通过炒作他国货币，从而牟利，使得外资大量流入，本国的货币继续贬值。
从1997年7月泰国宣布放弃固定汇率制开始，全球股市开始进入冰河期。这场危机波及韩国、日本、香港、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使得全球企业进入冬眠。
东南亚地区的众多大型企业倒闭，工人失业下岗，民生问题一下子增加了财政赤字，国内的矛盾一下子激化暴露出来。印尼金融经济的雪球越滚越大，使得整个国家都深深陷入了泡沫经济的崩塌之中。
突如其来的亚洲金融风暴，使得众多印尼民众把原因归罪于林绍良的垄断，特别是官员的腐化。
1998年，印尼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苏哈托政权面临危机，在继1967年针对华人的“红碗事件”之后，为了转移社会矛盾，苏哈托政权再次祭起了种族灭绝。但民众也在这场混乱中推翻了苏哈托的独裁统。
林绍良这才意识到在权力面前，苏哈托不可能会站在华人这一边，在苏哈托的眼里只有利益。
林绍良的银行和企业在这次的金融危机中也未幸免，开办的工厂遭到了民众的攻击，银行也因为经济贷款关系被迫倒闭，酒店被人故意纵火，连躲在家里的林绍良也未能幸免。民众将矛头直指林绍良背后的华人群体和苏哈托。
在这场动乱中，林绍良的大部分资产都“还”给了印尼人民。林绍良知道自己深陷困境之中，在前往美国治病之前，就将其公司全权交给小儿子林逢生管理，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林绍良就已经不能说话了，眼睛也不能动。
林绍良表面上风风光光，实则三林集团早已是千疮百孔。这也算是验证了梁启超先生之言：“誉满天下者，必毁满天下”吧。
2012年6月10日，林绍良在新加坡莱佛士医院逝世，享年9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