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五千年：来自四邻八坊、涵盖上下五千年的奇谈史趣及文化话题
每逢战争乱世，基于儒家仁政思想的有识文人们都会适时地向主政者提出“止战或止杀“的谏文，有时候，这仅是一种缓和战争态势的临时性策略，有时候，它们也对当时的休养生息起到了短暂的促进作用。
由于历史上首次真正的“天下混战”发生在三国时期，因而魏晋时的止战文化一时蔚为兴起，对帝王们的民本思想也发生过一定的积极意义。
当人们都聚焦于魏晋时期的止战文化上时，却往往忽视了另外两次更具历史里程碑意义的止战，它们均发生在同样征战不断的宋末元初。
魏晋时期的论战文与民本思想背景
建安四年(199年)官渡之战前夕，沮授就写了《谏南师》向袁绍劝谏说：“师出历年，百姓疲敝，仓库无积，未可动也。宜务农息民，先遣使献捷天子”。可惜袁绍不听且一意孤行，最后在大战中输掉了一切。
公元224年曹丕准备伐吴时，辛毗也以“国家新定，国力不足”为由劝谏休战，曹魏因此得以继续积攒实力，为后来的晋武帝灭吴奠定着民生基础。
公元230年时曹睿命曹真和司马懿伐蜀，太尉华歆也向明帝进了著名的《止战疏》，提出“为国者以民为基，民以衣食为本”。曹睿被华歆的言辞打动了，又因大雨阻塞，最后只好诏令曹真退兵。
与此同时，孙吴的陆抗也以《戒动师旅疏》向孙皓进谏说：“诚宜暂息进取小规，以畜士民之力”，指出吴国的当务之急是富国强兵，而非不断骚扰邻国惹来战火不断。
然而，因为天下未定，魏晋文人们的所有止战努力都只能换来短暂的区域间罢战，最终的生灵涂炭还是难以避免，因而诸如此类的止战文在历史上就显得颇为苍白无力，人们只能从文章中感受到作者本人的言真意切，却无法感受到它们所具的现实历史意义。
丘处机的“一言止杀”真相与历史意义
公元1219年，长春真人丘处机接到了成吉思汗的西行相会邀请。
在这之前，丘处机曾先后以“不仁之恶”和“失政之罪”拒绝过金国和南宋皇帝的邀请，但对于成吉思汗的邀请，丘处机却说“我循天理而行，天使行处无敢违”，欣然同意了这次万里西行。
根据《长春真人西游记》所述，丘处机及弟子尹志平、李志常等一行十八人于1220年从山东启程动身，经北京后一路往北抵达贝加尔湖，然后再转西行，于1222年初夏在今日的阿富汗兴都库什山附近见到了成吉思汗。
这时的丘处机已是74岁高龄，整个跨越漠北西域的坎坷路途全程三万五千里，途经今天的蒙古、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阿富汗等国，路上的艰辛异常可想而知！
公元1222年时，成吉思汗正好在西征花剌子模的路上，从他之前的征战所为看，花剌子模到处都被灭绝性屠城，成吉思汗甚至言称“今后不许动物居住这个地方”，可见蒙古西征大军对生灵的涂炭有多严重了。
在那次“龙马会”(丘处机属龙，成吉思汗属马)中，丘处机多次劝导成吉思汗“治理天下之术当以敬天爱民为本“，成吉思汗谁的话都不会听，但丘处机的劝言却引起了他对自己征战杀戮生涯的反思，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蒙古军队的屠戮之举。
在对汉人的政策上，丘处机更是在归途上通过这次“龙马会”中所获得的虎符玺书挽救了数万黎民百姓。
丘处机的“一言止杀”并非传闻中的“一言”劝服成吉思汗停止杀戮，这其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从最初的决定撤军东归到临终前的生平回顾与反思，丘处机都给成吉思汗带来了巨大影响，进而影响到了随军西征的拖雷及其孙忽必烈(小说《射雕英雄传》中对这一历史段落也有所刻画)，元世祖忽必烈后来的一系列“汉化”源头，其实正源自丘处机的那次西行。
尤其是蒙古人的孝道文化，也是始于丘处机“今闻国俗不孝父母，帝乘威德，可戒其众”之言，自此，“仁爱孝道”就成了当时太子及蒙古贵族们的晓谕内容之一。
关于这次“龙马会”中的全部对话内容，元相耶律楚材所著的《玄风庆会录》就成了元朝官方的参考文献。
萨迦班智达的万里跋涉与西藏的和平统一
继丘处机的万里西行不久后，公元1244年前后，藏区的“雪域文殊”萨迦班智达也接到了成吉思汗之孙阔端“北上凉州”的邀请。
当时，驻守凉州（今甘肃武威）的阔端一直有进取西藏之意，由于萨迦班智达(班智达意即学识渊博的佛教学者）在藏区享受极高声望，于是召请他前去商谈有关吐蕃归属问题的事宜。
从萨迦班智达所在的日喀则萨迦寺到凉州同样是“千里高寒、万里雪域”，63岁的萨迦班智达一直走了两年多，终于1246年抵达凉州。
在1247年的“凉州会谈”中，萨迦班智达代表的是吐蕃，阔端则代表蒙古汗廷，二人基于“止战、实现和平过渡“的原则探讨了有关吐蕃的行政归属细节，最终形成的《萨迦班智达致蕃人书》对西藏地区的和平统一起到了非常大的促进作用。
跟其他地域相比，元朝统一西藏实乃“不费吹灰之力”，联想起昔日的百年唐蕃战火，这样的演变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
阔端的最初本意还是要进攻西藏的，在见到萨迦班智达后终被他的智慧及学识品德所折服，这才放弃了进攻计划，因为他相信有了《致蕃人书》，战争及屠戮已属多此一举。
萨迦班智达的那次万里跋涉，除为藏区避免了一场生灵浩劫之外，最深远的影响就是让西藏从此成了我国核心领土的一部分，如此意义巨大的“止战路”，能不被后人千秋铭记么？
审时度势下的为民请命、历史分水岭意义的止战行动
关于丘处机及萨迦班智达的远途赴会，其实都是他们在审时度势下为民请命的决定。
丘处机一度对当时的金和南宋感到失望，在认真分析过局势后，认为最后取得天下的将是蒙古人，因此才说出了“循天理而行”之言。
萨迦班智达则认为，经历了唐宋数百年来的汉蕃交往，吐蕃与中原合二为一正是顺应历史潮流之举，在避免生灵涂炭的同时实现里程碑式的统一，也是吐蕃人民的普遍愿望。
与魏晋时期短暂的休战相比，这两位古稀老人的万里止战路实现的是整个历史视野下的休战与“止杀”，虽然“道与佛”的普渡出发点有所不同，但在为民请命这一点上，却都具有“分水岭”式的历史意义。
元朝最终成为我国大一统历史中的一个朝代(而非入侵性质的异族统治)，背后跟这些德行高尚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