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天宝年间，李勉在开封当公安局长。当年没有嫌疑犯之说，抓进来的就有罪，你没罪我为什么要抓你？但李局长不是一根筋，他不认为抓进来的都有罪，对于一些轻微违法且认罪态度较好的嫌疑犯，善良的李局就从宽处理，将他们放了。
多年以后，李局被撤了职务，来到河北，巧遇了他曾经放掉的一个嫌疑犯，姑且称为甲。甲放出来后，做了点小生意，生意不是太好，只够养家糊口，还讨了老婆。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这故知还是当年的救命恩人啊，甲连忙请大恩人进屋，杀鸡宰鹅，端茶沽酒，好生款待。
李勉是一位道德君子，当年位高权重，手握生杀大权，却不曾滥杀无辜，且有恩施予人，谁也不能说他无道德；甲也算一位有良知者，他知恩、懂恩、感恩，也报恩，看到恩人来了，请上屋，请上坐，好酒好菜招待着，当然算是有道德。若一点回报之心都没有，那就是无道德。然而，将感恩标准无限拔高，滴水恩必以涌泉报，涌泉恩必以倒海报，一定要督促普通人将道德水准提高到圣人水平，那就好比把指针从0度划到360度，其实也是无道德了。
甲感恩，本来大大超过0度了，后来却自我加压，要将感恩转到360度，结果，归零了。
甲安顿李勉安歇后，就将李勉有恩于他的来龙去脉告诉了老婆，商量着如何感谢大恩人。事实上，有这份心意就够了，但“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的主流舆论使甲感觉一顿便饭难以感恩，非得大报。老婆问：“以缣千匹，可乎？”人家是救我命呢，不行，太轻。“二千匹，可乎？”人命大事，哪是区区2000匹物资回报得了的？按滴水泉报的感恩守则，十条命都报答不了。
李勉将甲从看守所放出后，甲做的是糊口生意，家资并不殷厚，合理的知恩图报，他做到了，还恩1000匹，也在其能力之内；2000匹已是极限；再往上叠加成本，已经无能为力。但甲感觉这依然不够。他老婆想来想去，想出一个办法：“大恩难报，不如杀之。”杀了李勉，就不存在感恩压力了。
大恩难报则杀之，其逻辑如此荒谬骇人，但恰恰源自感恩逻辑：投桃需报李，我若没李呢？士为知己者死，对士子夸奖几句，士子就得赴汤蹈火肝脑涂地；人敬我一尺，我得敬人一丈。社会舆论将施恩视为投资，将感恩视为回报，回报率必须无限大，这其中自然隐含着成本核算，当感恩成本过大，大到无力承担，怎么办？破产吧。企业资不抵债可以破产，同样，感恩达不到社会期许的标准，人格也是可以破产的。甲的老婆如此想，甲呢？“故囚心动”，甲内心迅速产生共鸣，也觉得这样好。极端道德观引发极端行动力，进而引发极端事件，这类新闻，至今仍是屡见不鲜。
其实作为施恩者的李勉并没给夫妻俩无端施加压力，施恩不施压，他的确很有道德。但可悲的正是这一点：如果李勉索恩，甲才思感恩，那么这社会扭曲得不算太厉害，那是个例，没有普遍性；现在是甲及其老婆，不用扬鞭自奋蹄，自我加压，将感恩成本层层加码，这就是社会主流舆论催生其感恩潜意识乃至无意识之故了，证明当时道德优越感渗透人心之深，当时感恩报恩的舆论已经紧逼到让人无路可逃。
甲最终没杀李勉。不是夫妇俩良心发现，而是他们密室私语，隔墙有耳，被家里僮仆听到了。这僮仆可怜李勉，赶紧告诉他，李勉连夜逃走了。至此，李勉仍可算道德君子，他没做曹操，没有一不做二不休，先下手为强，杀了这对狗夫妻，他只是赶紧起床穿衣，一路狂奔百余里，逃到一处客店。老板十分惊讶，这条路上尽是恶狼出没、猛虎卧途，为何半夜行路？李勉说了事情经过，一番感叹后，就在客店里住下来，洗洗睡了。
不料，次日天色未明，有人带来了甲及其老婆的脑袋。原来昨天夜里，有个入室行窃的盗贼听到李勉叙自家惊魂、道德遭凶后，顿生卫道义愤，感叹：“我几误杀长者。”感叹也就算了，没想到这位处于道德底端的盗贼，也盗生道心，连夜去替李勉行道，斩了两人首级，“示勉”。
这盗贼替李勉行道，不能证明社会高道德，恰恰证明高道德即无道德。他在替李勉行道吗？非也，他在替天行道，替社会维护那高不可攀的道德观。他认为甲破坏了道德崇高性，所以要去杀甲夫妻。其实，道德在一定限度内运行，才是道德的；至低而至于无，将道德踩到脚底，是无道德；至高而至穿顶，让道德高不可攀而压迫人，也是无道德。这盗贼杀了两个人，自认为是盗亦有道、替天行道，但道德杀了人，还算是道德吗？恰是无道德。坚守道德，既当防低标道德以及负数道德伤社会，也当防高标道德以及高压道德凌迫人。
有趣，有料，有深度
作者｜刘诚龙
来源｜《百家讲坛》杂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