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青羊宫停留时间不长，我们即被导游催促赶往下一个景点杜甫草堂。
从青羊宫到杜甫草堂只有三四公里，全程用时不到15分钟。
杜甫草堂位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是唐代大诗人杜甫为避“安史之乱”由陇右（今甘肃南部）流寓成都时的住所。从唐乾元三年（760年）草堂落成，到唐永泰元年（765年）离开成都，除当中有1年多流亡川北之外，其余3年零9个月，杜甫都是在这里度过的。期间，杜甫创作了《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春夜喜雨》《蜀相》《狂夫》《戏为六绝句》《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等240余首诗，是其诗歌创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间段。五代前蜀（907年—928年）时，也就是100多年后，诗人韦庄来到成都，在浣花溪畔寻得“虽芜没已久，而柱砥犹存”的草堂遗址，并在遗址上重建草堂，作为对“诗圣”的纪念。北宋元丰年间（1078年—1085年），成都知府吕大防倡议重修草堂；元祐初，知府胡宗愈将杜甫在成都时的诗作勒石镶嵌于草堂墙壁上。
南宋绍兴十年（1140年），知府张焘见草堂有“骞陊摧剥”之像，遂下令对草堂进行修缮，并将杜甫的1400多首诗刻在26通石碑上，置于草堂四周，草堂从这个时候起称“杜祠”。之后，围绕草堂的其他纪念性建筑陆续出现，草堂开始成为成都的一处纪念古代名人的文化圣地。
明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第十一子、首代蜀献王朱椿再修草堂。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四川巡抚钟蕃再度重修草堂。明末，草堂毁于战乱。清康熙、雍正、乾隆三朝对草堂都有重修和维修记录。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四川总督常明对草堂进行大规模营建，基本奠定今天草堂的规模和布局，使草堂成为全国纪念杜甫的最重要圣地。民国年间，草堂毁坏严重。新中国成立后，草堂得到持续维修和保护，并将东邻的草堂寺和西北角的梅苑（原王园）先后并入，1955年建立“杜甫纪念馆”，1985年更名为“杜甫草堂博物馆”。1961年，国务院将杜甫草堂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现在杜甫草堂是成都游览的重要景点之一，因为杜甫的名气超过当代任何一位网红，其人品和诗品都堪称一流。
照壁
杜甫草堂景区由古迹区和文化展示区两部分组成，古迹区是其精华部分，也是游客最着意的地方。古迹区的核心是以大门、大廨、诗史堂、柴门和工部祠构成的中轴线，其主要建筑多为明、清两代原构。现在杜甫草堂景区共有3座大门，分别是位于草堂广场北的南门、青华路的北门和草堂路的西门。如果你是个仅对古迹感兴趣的游客，建议你进西门，因为西门才是草堂的正门，一系列古建筑都在西门里展开。导游估计是怕我们游览时间过长，影响整个游览时间，直接就把我们送到了西门，而这正合我意。
大门
临草堂路建有一座青砖照壁，这是杜甫草堂的第一座建筑。由照壁往南，跨过草堂路，就是蜿蜒而过的浣花溪。杜甫《客至》诗中的“舍南舍北皆春水”，说的应该就是这条浣花溪。杜甫草堂大门面阔三间，单檐硬山顶，门内梁枋上悬“草堂”二字匾额，两边有联“万里桥西宅；百花潭北庄”。匾额的题写者是康熙帝的第十七子、雍正帝的弟弟、果亲王允礼，即胤礼；对联则选自杜甫的《怀锦水居止二首》。
茂密的林木
进入草堂大门的第一个强烈印象，是这里林木繁茂，建筑都掩映在茂林修竹之间。一条小溪淙淙流过，一座小石桥横跨在小溪之上。桥北堍有两株三四人合抱的黄桷树，树荫遮天。过小石桥，是一小片梅林，只是早过了梅花盛开的时节，梅树上只有叶，无有花。据介绍，草堂景区范围内，除原有的古树之外，新植树木大多是有寓意的，大多与杜甫寓居成都时的诗作有关，而梅花是杜甫最喜爱的花木之一。在《和裴迪登蜀州东亭送客逢早梅相忆见寄》诗中，诗人即告诉想折梅遥赠的裴迪：“江边一树垂垂发，朝夕催人自白头。”意思是说，我这里的梅花也要开了，但也意味着新的一年又要开始了，流寓在外的困苦又进入了新的一年。
大廨
穿过梅林，即是南北通透、面阔三间、卷棚悬山顶的大廨。大廨是旧时代对政府机构的统称。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扩建草堂时增建这样一座建筑，是考虑到杜甫曾经担任过参军、左拾遗、工部员外郎等一些低级官职，既体现了中国传统的官本位思想，也是对杜甫才高八斗，胸怀大志，满腔“每饭不忘君”、“穷年忧黎元”的情怀，但始终得不到朝廷重用的一种恋念。大廨中的陈设非常简单，官气丝毫没有，有的只是清静和恬淡。正中的杜甫坐姿铜像出自著名雕塑家钱绍武之手，以写意的手法塑造了杜甫单薄羸弱的身姿，强调了流寓成都时诗人的饱经忧患和贫病交加。
大廨梁柱上有多副对联，其中的“异代不同时问如此江山龙蜷虎卧几诗客；先生亦流寓有长留天地月白风清一草堂”为清代顾复初所撰。顾复初为江苏长洲（今苏州）人，历清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五朝，拔贡出身，亦有入蜀为他人幕府的经历。这副对联最有意思的地方，在于作者在其中发出了“同是天涯沦落人”的感叹，把自己和诗人有类似的境遇写进了作品里，感同身受，有感而发。1958年3月，毛主席参观草堂时对这副对联非常赞许，认为是一副难得的佳联。
顾复初所题原联已佚，现存对联为邵章补书。邵章为浙江仁和（今杭州）人，清光绪二十八年（1903年）进士，官至奉天提学使，擅书法。另一副“水竹傍幽居想溪外微吟密藻圆沙依草阁；楼台开丽景结花间小队野梅官柳满春城”由何绍基撰写，为草堂壮景佳联。何绍基为湖南道州（今道县）人，清道光十六年（1836年）进士，曾任四川学政。
大廨和诗史堂之间的庭院也植有众多梅树。导游介绍说，在这片梅树里不乏散绮、玉蝶、浸瓣朱砂台阁、金钱绿萼等珍稀古老品种。诗史堂为草堂的主体建筑，亦为南北通透式，面阔五间，卷棚悬山顶。堂名“诗史”，源于唐人孟棨。孟棨在他的《本事诗》中说：“杜逢禄山之难，流离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时号为‘诗史’。”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杜甫生逢乱世，其诗歌多取材于社会现实，犹如一部唐王朝由盛而衰的历史。诗史堂里也少有陈设，堂正中为著名雕塑家刘开渠所塑杜甫半身铜像。三对梁柱上有三副对联，第一副为“诗有千秋南来寻丞相祠堂一样大名垂宇宙；桥通万里东去问襄阳耆旧几人相忆在江楼”。这副对联是草堂的名联之一，初刻于清光绪年间，民国年间被毁，现有对联为时任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叶恭绰补书。
关于这副对联的作者还有一桩公案。这副对联最初署名为丁宝桢，丁在清光绪朝曾任四川总督。但据陈月舫在其《玉笙楼笔记》中所言，该对联实际上出自丁的幕僚沈寿榕和彭毓崧之手，只是最后署上了丁宝桢的名字而已。此联以杜甫的文章道德类比诸葛亮的文治武功，把杜甫和诸葛亮置于同样的崇高地位，可以说是前无古人。第二副“侧身天地更怀古；独立苍茫自咏诗”为集杜甫诗句联。第三副“草堂留后世；诗圣著千秋”则出自朱德元帅之手。朱德元帅五次视察杜甫草堂，此联为1957年第一次视察时题写。
诗圣著千秋
诗史堂东西两侧各辟有一个展示，里面正在举办一个名为《诗圣著千秋》的展览。展览的前半部分选取杜甫不同时期的代表性诗句，以形象化的语言和表现手段，展现了杜甫的苦难经历、精神世界和人格魅力。后半部分则着重介绍杜甫对成都草堂的建设和经营，以及草堂在杜甫身后的兴衰演变，同时展出了2001年在草堂范围内出土的各种文物，包括唐代的生活器皿、用具、建筑构件等。
竹林
诗史堂后是一大片竹林。说到竹子，人们自然会想到杜甫的名句“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觉得杜甫似乎不那么喜欢竹子。实际上，杜甫除了这句向“恶竹”发狠的诗，还有更多的诗句是赞竹、咏竹的，譬如《狂夫》中的“风含翠篠娟娟净，雨裛红蕖冉冉香。”《堂成》中的“桤林碍日吟风叶，笼竹和烟滴露梢。”《南邻》中的“白沙翠竹江村暮，相对柴门月色新。”等。尽管我识别不出竹子的品种，但给我的感觉，这一大片竹子应该有好几个品种。一些竹子上的标牌印证了我的感觉，这些竹子的主体为慈竹，其他还有苦竹、金竹、绵竹和斑竹。
柴门
穿过竹林，再跨过一座小石桥，即是柴门。有学者考证，当年杜甫草堂的院门应该就在现在柴门这个位置上。柴门面阔三间，硬山顶，覆灰瓦。可以想象，草堂初创时期的柴门一定非常简陋，两柱一门是大概率，不可能像现在这样有排场。“柴门”两字匾额由著名画家潘天寿题写，笔触古拙，与柴门的简陋相映成趣。
柴门上只有一副对联“万丈光芒信有文章惊海内；千年艳慕犹劳车马驻江干”。该联亦为集杜甫诗句联，但在语气上有所调整，如将原句中的“岂”改为“信”，将“犹”改为“漫”，把诗人的自谦之语变成了后人的赞誉之词，颇见撰联者的文字工力。这副对联的原创者和书写者为明代的何宇度，一位在历史上留下不多痕迹的人物，其父何迁为明嘉靖二十年（1541年）进士，官至南京刑部侍郎。现存对联由清代陈云诰补书。陈云诰为直隶易州（今河北易县）人，和前文提及的邵章为同科进士，曾任清末弼德院参议，1951年受聘于中央文史研究馆，任馆员。
在杜甫的诗作中，多次提到“柴门”，譬如《野老》中的“野老篱边江岸回，柴门不正逐江开。”《怀锦水居止二首》中的“天险终难立，柴门岂重过？”《田舍》中的“田舍清江曲，柴门古道旁。”甚至还有一首五言古体干脆就叫《柴门》：“寂寞柴门不彻扃，槐花细细糁空庭。晚梅摘得盐供飣，浊酒沽来草塞瓶。病已废耕抛袯襫，闲犹持钓爱笭箵。经旬莫恨无来客，交旧疏如欲旦星。”诗中的“袯襫”指蓑衣，“笭箵”指竹编的鱼篓。“柴门”和“草堂”似乎是天生的一对儿，两者完美构成了杜甫成都生活的全部。
水槛
柴门西面小溪之上，临水建有一阁，这就是杜甫诗中多次提到的水槛。“水槛”二字楷书匾额的题写者为何鲁，两边的对联“此地经过春未老；伊人宛在水中央”由谭光祜撰写。何鲁为四川广安人，中国当代著名数学家。谭光祜为江西南丰人，清嘉庆年间（1796年—1824年）曾任四川潼川府知府，能诗文，擅书法。当年的水槛大概仅仅是木板配木栏，但却是杜甫非常喜欢去的地方，或凭栏眺望，或随心垂钓。杜甫在他的《水槛遣心二首》中细致入微地描绘了站在水槛上所看到的迷人风光“去郭轩楹敞，无村眺望赊。澄江平少岸，幽树晚多花。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城中十万户，此地两三家。蜀天常夜雨，江槛已朝晴。叶润林塘密，衣干枕席清。不堪祗老病，何得尚浮名。浅把涓涓酒，深凭送此生。”现存水槛建于清嘉庆十六年（1811年）。
工部祠
草堂古迹中轴线的最后一进是工部祠，面阔三间，悬山顶，覆灰瓦。现存该祠也建于清嘉庆十六年。工部祠是祭祀杜甫的祠堂，因杜甫曾经入剑南节度使严武幕，担任过检校工部员外郎，世称“杜工部”而得名。“工部祠”匾额由著名作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叶圣陶先生题写。明间擎檐柱上的对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出自何绍基之手。民俗以正月初七为“人日”，而成都有“人日”游草堂、凭吊杜甫的习俗。
明间门柱上的对联稍长“自许诗成风雨惊将平生硬语愁吟开得宋贤两派；莫言地僻经过少看今日寒泉配食远同吴郡三高”，作者是王闿运。王闿运为湖南长沙人，清咸丰二年（1852年）举人，肃顺家庭教师，曾主持成都“尊经书院”。上联中的“宋贤两派”是指杜甫和黄庭坚分别开创的“剑南诗派”和“江西诗派”，下联中的“吴郡三高”是指三位品节高尚之士，一位是不愿意当国王的国王越王翳，另一位是不事傲而无礼的汉高祖，但事恭敬有加汉惠帝的黄公，还有一位是不与权贵为伍，终生隐逸山林的严光。在这三位“高人”身上，都可以看到杜甫的影子。两次间擎檐柱上还有一副对联“歌吟成史乘忠君爱国每饭不忘诗卷遂为唐变雅；仕隐好溪山迁客骚人多聚于此草堂应作鲁灵光”，撰联者为清末著名学者、藏书家严岳莲。
毛主席在工部祠
工部祠内，正中神龛内供奉杜甫，黄庭坚和陆游配享左右。神龛两侧有清咸丰朝四川什邡县知县钱保塘撰写的对联“荒江结屋公千古；异代升堂宋两贤”。联中的“两贤”指后来配享工部祠的陆游和黄庭坚。有一张毛主席1957年3月视察杜甫草堂的照片显示，毛主席曾在杜甫神龛前停留。
在工部祠内配享陆游始于清嘉庆十七年（1812年），时有知名文人杨芳灿撰写《重修少陵草堂以渭南伯陆子配飨记》阐述其理由为陆游与杜甫“其心迹之同也”，二人的遭遇也有相似之处，都曾流寓蜀中。黄庭坚配享工部祠则始于丁宝桢担任四川总督期间，其理由则为黄庭坚曾标榜诗应学杜甫，是杜甫的隔代拥趸，而且黄庭坚也有贬谪蜀中的经历。工部祠内还保存有明清两代镌刻的三位大诗人的石刻、木刻像以及清乾嘉年间的草堂石刻图。其中，明万历年间（1573年—1620年）的石刻杜甫半身像是草堂内历史最久远的遗存，弥足珍贵。
少陵草堂碑
工部祠前的庭院里，植有腊梅、桂花、茶花、紫薇等多种花木，布置错落有致，四季花开不断。祠前台阶下的两株罗汉松已有两百多年树龄，盘曲参天，浓荫蔽日。工部祠东，有一座六角攒尖顶草亭，亭内竖立一通石碑，碑阳书“少陵草堂”四个行书大字。该碑的题写者也是允礼，题写时间是雍正十二年（1734年）。
杜甫草堂
工部祠东北，一泓碧水之畔，万杆翠竹中间，有三间茅屋掩映其中，这就是杜甫草堂。作为草木建筑，杜甫草堂从最早的实用性建筑到后来的纪念性建筑不知道经历过多少次兴废，好在它的大体位置一直未变。现存杜草堂为1997年新建。
花径
工部祠东南有一个单开间歇山顶小门楼，门联为“背郭堂成锦里溪山千古在；缘江路熟青郊草木四时新”，作者是前文提到的何宇度。过门楼，是一条被翠竹遮蔽长约百米的红墙夹道，这就是“花径”。花径是后人根据杜甫的诗意臆想出来的景观，历史上并不存在。杜甫诗中的花径应该是一段两旁栽满各种花木的小路，而非红墙夹道。
浣花祠
夹道过半处北墙上有一小门，门额为“浣花祠”，门上有联“蹇裙逐马有如此；翠羽明珰尚俨然”。这是一副集句联，上联化用《魏书·李安世传》中的“蹇裙逐马如卷蓬”句，下联来自清王世祯的《再过露筋祠》诗，都是赞美女中豪杰的意思。两侧八字墙上嵌有竹简样式的《浣花祠简介》和《浣花夫人简介》。浣花祠又称冀国夫人祠，祀主为与杜甫同时代的冀国公崔宁夫人任氏。唐大历三年（768年），也就是杜甫离开成都3年后，泸州刺史杨子琳趁崔宁不在成都，发起叛乱，攻陷成都。危机时刻，任氏夫人挺身而出，舍财募兵，亲自上阵，将叛军击败。任氏夫人因保卫成都有功，被朝廷册封为“冀国夫人”，浣花祠即是成都人为纪念她而建。
浣花祠
浣花祠只有一进，主殿面阔三间，硬山顶。殿门两侧的对联“新旧书不详冀国崇封但传奋臂一呼为夫子守城代小郎破贼；三四月历数成都盛事且先邀头大会以流筋佳节作设帐良辰”的原创者为清代大书法家、大学者俞樾，但俞樾的原联已经不存，现在的对联由近代书法家江庸补书。上联中的“新旧书”指新旧《唐书》，“不详”是说这两部唐史里都没有冀国夫人受封的记载。但1956年从敦煌残卷中发现的唐代诗人岑参的轶诗《冀国夫人歌词七首》，从一个侧面佐证了冀国夫人事迹的存在。殿内原有塑于清代的冀国夫人像，可惜在“文革”中被毁，现有冀国夫人坐姿彩塑为四川籍雕塑家赵叔同的作品。
花径正门
出浣花祠，继续走完花径，即到花径的东门，也就是花径的正出口。出口门内依墙建有一座小照壁，壁心“草堂”二字以青花瓷碎片镶嵌，别具一格。毛主席来草堂视察时，在这座照壁前也曾留下影像。“花径”二字匾额的题写者为当代大书法家沈尹默，门联“花学红绸舞；径开锦里春”由郭沫若撰书。这副藏头联总体来说水平不高，有为藏头而生拽之嫌。郭是大才子，这一点不容置疑，但其有些作品过于随意，水平让人不敢恭维。
因时间的关系，草堂的东半部分未及涉足。
当代诗人冯至在他的《杜甫传》中说：“人们提到杜甫时，尽可以忽略了杜甫的生地和死地，却总忘不了成都的草堂。”此言不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