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取斜意竖求直，形意合一字本源。”
书法一途，在任何朝代都不乏有才华横溢之辈，单单一个汉字却能在他们的笔下勾勒出万般千情，或如脱缰骏马一骑绝尘，或若出水蛟龙流转腾挪。
郭沫若作为20世纪的文化巨人，除开本身杰出的学者身份，其书法在现代书法中也是当之无愧的佼佼者。
即便如此，郭沫若每逢题字都总会遭受诸多争议，其书法功底究竟是盛名之下为虚士，还是真材实料？
书迹琳琅遍中华
郭沫若出生于“半商半读”之家，父辈非常重视读书，其母杜氏便是他的第一位“先生”，五岁时郭沫若便已启蒙，开始游历于浩瀚书海之中。
郭沫若出生的沙湾镇，背靠秀冠全川的峨眉山，东依大渡河，南临茶溪。
这个气势雄伟、风景秀丽的沙湾，从小就哺育了郭沫若艺术创作的灵感，滋养了他永不衰竭的艺术细胞。
这一切，都对郭沫若的成长和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郭沫若也因此而被称为“海棠香国”养育的诗人。
后来郭沫若进入私塾，拜在沈焕章先生门下，饱读诗书，深受传统文化的熏陶。
少年时入嘉定中学堂，受到的是中西结合的教育，老师虽教的是字法和文法，但他却间接受到书法的熏陶。
郭沫若为了练就强健的笔力，常常悬肘运笔。其笔风初具后，便学苏东坡、魏碑及欧阳询和二王诸家的书法，其字便在此时颇具风流、潇洒意趣。
但因年代久远，作品散落，仅供后人通过有限的作品做出简单的分析和推测。
单从《柳居即景》和《夜泊嘉州》中便可看出郭沫若少时的书法功底。
虽然字迹潦草，但却深受“苏字”影响，字多取横势、间有纵势，章法安排得当，字点画浑厚圆劲，结字宽博大度，气象宏大。
既具二王之清雅韵致，又具颜鲁公的浑穆风神，如同从苏字帖上取下，自然蕴藉，毫不造作。
民国之初，成长于沈、康等人驰骋书坛之时的郭沫若，无疑受到魏碑和欧体的深刻影响。他不仅深入学习魏碑，还尝试突破魏碑形体，把碑学精神引入行书创作之中。
从郭沫若发表于1918年的《九月廿七日戌午》诗稿中，我们不难看出其受魏碑和欧体的影响。
其笔力劲健，出笔如法，取势纵横交替，虽属无意为书，却有强烈的创作精神。
1926年的《论语·泰伯·士不可以不弘毅》行书扇面，则是我们能见到的他早期的为数不多的“有意为书”的代表作。
全作以苏体写就，饱含书卷之气，用墨浓淡变化，章法参差。
这是他少年书法的成果，并且这种用墨写意的风格将贯穿于其后数十年的书法创作道路。
除了日积月累酝酿的“书卷之气”，郭沫若复杂的人生经历同样为郭沫若书法风格的形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在五四那个狂飙突进的时代，随着外国思想的大量涌入，传统文化因而受到猛烈冲击，但新的文化体制并未随之产生，新的道德原则也尚未确立，这些迫使着知识分子陷入极度的矛盾和苦闷之中，郭沫若当然也不例外。
他只能发起成立“创造社”，并积极参加北伐，在人生阅历丰富的同时，郁积在郭沫若内心的矛盾和苦闷找到释放的出口，便如火山爆发般将满腔激情付诸笔尖，形成无比磅礴的气势。
他个人的郁积和民族的郁积达到了一致，产生了广泛的共鸣，因此为郭沫若的书法作品添上一缕“庙堂之气”。
20世纪20年代末，郭沫若前往日本，旅居十年，期间倾注了大量心血研究甲骨文、金文、石鼓文，为古文字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并以字辩史，借史鉴今，谙熟了祖国文字、书体的演进轨迹，初步建构了自己关于古文字学的学术体系，对现代中国书学理论的发展也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
归国抗战的郭沫若虽弃笔从戎，但每逢遭遇人间悲剧时，不由提笔作诗，将其诗文与书法相结合，笔走龙蛇之间，郁勃奋张、气势磅礴、气象峥嵘，给人以自强不息的鼓舞。
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的人生进入新的阶段，出色的学术研究让他一时间声名大噪。
但他并非局限于学者，为了深造其书法，开始从事了更为丰富的书法创作和相关研究，作为著名书法家的形象也愈加清晰。
20世纪50至70年代，郭沫若放下了手中的研究，进入了书法创作的旺盛时期，书法风格更趋鲜明。
他这时的书法风貌精气饱满，形式与内容又有新的开拓，不似书法艺术中常常讲用笔要含蓄，要藏锋不露。
郭沫若不拘礼法，一反常规，时时强调外露，尽情地淋漓尽致地潇潇洒洒地运笔，无拘无束地外露。
他于1961年10月手书的《蜀道奇》一诗，可以说处处避含蓄，笔笔求外露。
虽是书写长诗，却如诗人将其无法阻挡之激情泻诸笔端任意挥洒，一气呵成。
正由于这一露，他的才气便如开闸的洪水一般，奔泻如注，激浪扬波，给人一种开放大胆清新激越的强烈印象。
郭沫若这一时期的书风可以说是笔法娴熟、气势流畅，奔腾张扬，情绪昂奋，崎岖险峻，格局大气，笔随意转，态由心生，多都能一气呵成，且情趣盎然。
由此也奠定了他在中国现当代书法文化史上的重要地位。
进入晚年的郭沫若依旧坚持于书法创作，也仍能秉持着自己成熟的书风，但也逐渐显现”人书俱老”的现象，更多了一些拙朴、深沉和苍老的意味。
千夫所指为那般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随着郭沫若的成名，他的陈年旧事逐渐被世人挖出。
虽不知是否真实，但在媒体的大肆宣传下，郭沫若的名声在年轻人中已是臭名昭著，在他们的心目中认为郭沫若虽有才华，但人品有待商榷。
或许是在这层偏见的滤镜之下，郭沫若的书法功底开始遭受质疑。
郭沫若为名胜古迹、文化部门、社会各界书写的题字成为了这群人首当其冲的目标。
郭沫若曾给“山东博物馆”所题写的馆名，因为潦草变形，普通人难以一眼认出为“山东博物馆”，便有有心之人开始恶搞其题字，编出许多不雅版本。
这一行为非但没有得到遏制，反倒借助网络舆论广泛传播，不仅严重地影响了作为孔孟之乡的山东形象，还一度将郭沫若的书法水平贬成儿童所作。
已有大家之风的郭沫若为何犯下如此错误呢？
竟是因为“山东博物馆”这几个字只是从他给山东博物馆的题词中截取的一部分，其题词是他随性而做，自然字体潦草。
尽管事出有因，但郭沫若的题字始终饱受争议。
当贬低一个人成为网络风气时，就鲜有人会看到他的成就，只会看到他偶尔犯下的错误。
任是郭沫若的优秀题字颇多，其中“故宫博物馆”、“中国银行”的题字更是受到一众书法家的认可，但在这些人的眼中依旧是视若无睹，认为其书法结构松散，笔力不足，艺术水准不高。
尽管围绕在郭沫若身上的争论未曾停息，但启功先生不愿看到郭沫若的书法水平受到如此质疑，对其题字给予了高度评价：“你去大街上看看到处挂着的中国银行的牌子，便知他的书法如何，只有郭沫若这样的大家才写得出来。”
启功为雍正九世孙，不仅在画功、作词上造诣非凡，还有自成一派的“启功体”被世人认可并写入字库。
能得到这般人物的认可，无疑是对郭沫若出色的书法功底的一种肯定。
当世人质疑郭沫若的题字时，又何曾想过他余暇为之创作，并非真正的书法大家，本质上他还是一名学者。
无非是因为学识宏厚深远，汇得万般才气于笔下。
可以卑微如尘土，不可扭曲如蛆虫
我想，郭沫若为人究竟孰好孰坏，不必多说，待时间洗去尘埃，便可知其功过。
至于其文学领域上饱受争议，无非是家常便饭。
一千个人，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一个作品受到不同的评价是常态，有人会不喜其中的高昂，有人会不喜其中的深沉，有人会讨厌其中的现实，有人会讽刺其中的天真，始终是众口难调。
因此，我们没有必要迎合世人的审美，只需要创作出自己想要的便足够心满意足了。
在这个趋炎附势的时代，我们会叹息点头哈腰的男人随波逐流，我们会赞许胆小懦弱的少年奋起反抗霸凌。
但我们不会看到这些人背后的故事，或许被人讽刺为点头哈腰的男人只是为了养家糊口。
就像世人只看得到郭沫若展现给世人的一面，却不知真实的一面究竟如何，只知道将媒体的大放厥词信以为真，却不愿眼见为实的目睹他的作品。
时代的进步，不是为了让人们更好的讽刺他人，而是更加客观的记载曾今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