围观创作，是一档新的栏目。在这里，我们关注那些还未被看见的创作者们。
可能是一本书的作者，一位艺术家，一档节目的策划人，也可能是一家公司的领导者，或是一个团队......他们隐身在作品的背后，好似没什么存在感，但没有他们，作品不会被人看见。
围观创作，就是带着大家去看他们是谁，他们怎样创作，他们如何做出选择。
2016 年，在《新京报》做了 13 年书评的涂涂辞职离开北京，他到了大理， 创办了“乐府文化”，转行成为出版人，只做自己想做的书。
在大理，涂涂遇到流浪歌手、街头画家，还有自给自足的农夫，有时在咖啡馆与人闲聊，就能聊出一本书来。
《云》
那些书有关大理生活，也有关人生。书的作者鲜少是名家，常常是默默无闻的“文学新人”，甚至来自某个未曾从事写作的普通人。
这些书来自“主流之外”，但它们都关乎真实的生活。涂涂说，他想 “慢慢将那些流传在大地上的声音收集起来，让人们不再错过。”
对涂涂而言，辞职来到大理，并非是一个所谓“逃离北上广”的故事。他说，大理不该是用来“逃”的，而是生活的一种选择。
《散散的完满》
去年11月，我们去了趟大理，顺路也去了趟大学路附近的乐府文化，与涂涂聊了聊生活、自由与选择。
以下内容来自涂涂的自述：
去做主流声音之外的，
不一样的好书
2014 年来大理时，我心里只想着要离开北京，具体去哪儿还没定。但当我站在大理市人民路上往山下看时，心里有一个声音说：“没错，是这里了。”
第二天我便在大理买了房子，安了家。但之后还是回报社里，又做了两年主编。
在书评周刊工作 13 年，我看了许多好书。我能看见它们构成了一个强有力的主流声音，这声音非常明确地朝向扑面而来的未来。
但我觉得世界不仅仅只有主流，未来事实上也充满不确定。虽然是国内最权威的书评媒体，我却依旧错过了许多我认为有价值的好书。媒体在给了我们话语权的同时，也让我们必须背负上任务。
《云》
我渴望去做在时代的主流声音之外的，不一样的好书。它可以是来自土地的，来自边疆的，来自少数人群的，来自遥远的过去的。要是单纯的文学或童书，不会在出版和制作时先将市场和消费者考虑进去的。
在我看来，出版会让我与作品产生更深刻更个人的联系，我参与了它的诞生，并且对它的面貌产生了影响。在市场链条中，写作是第一步，出版是第二步，媒体是第三步的。虽然我失去了媒体的话语权，但也许可以通过出版来影响媒体的市场选择呢？我会期待这一天的到来。
《云》
真正离开，是因为《雨滴项链》，琼·艾肯作品中最经典的一部。因为一个偶然的契机，我获得了它的中文版授权，我向他们表示自己会做个非常优秀的画册出来。
我联系了一位很先锋的设计师，他对这个项目很感兴趣，但提了一个要求，因为这个项目并不是书籍插画也不是画册，所以他要求在创意上完全按自己的想法来，一般来说，出版商总是会干扰很多，但这正好是我想要的。
最终我们得到了一本超卓的书，它 40% 的篇幅需要手工制作，一上市就引起轰动，98 元的书，卖了将近三万本。
不过因为是第一次做书，我们的稚嫩表现在了“钱”上。虽然销量不错，我们却一分也没挣到，甚至第一刷都是卖一本亏两块的。
这个问题直到去年请了一位专门做印刷业务的老师才得到解决。 目前我们团队 18 人，大家天南海北散在各处，大理、厦门、上海、重庆、北京。除了北京的办公室需要有人值班，大家基本都是各自居家办公。团队的完善也让我们有能力坚持做自己想要的书。
我们既可以做医生的书、农夫的书 、音乐的书，也可以常与文学新人合作， 比如一位八旬奶奶从 60 岁开始写的关于自己母亲的故事《秋园》。
我把这本书递给编辑时，本担心会被说 “又找不知名作者”。但没想到编辑看了也非常喜欢，表示绝对要出，出版后的反响也确实很好。 所以好文学的价值，并不会因为作者是否专业、是否年轻而发生改变。
所以，我们将这间小小的出版公司命名为“乐府”，来慢慢将那些流传在大地上声音收集起来，让人们不再错过。
在大理，
你可以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
现在，我时常会开玩笑说“大理是北京的一个区”。这里的文化密度非常高，而且因为地方小，所有资源都集中在一起。
我有时会在《36岁，半熟》作者宽宽的咖啡馆里与人闲聊，常聊着聊着就聊出一本书来。在文明路上，常有两个小丑在那里演出，街上也总有来自俄罗斯的流浪歌手，或者阿龙那样的画家。
在北京时，我住在亦庄，这座城市有众多像国家大剧院这样的顶级文化资源，可它实在太大了。每一次出行都让我觉得自己是在这座巨大城市中旅行 ，交通成本和精神成本都很高。
距离将这座城市的能量打散了，人们各自在一个片区过着属于那一片区气质的生活。亦庄因为相对偏远，环境还很单纯，节奏也慢。我喜欢在秋天的阳光下骑一个小时的自行车，很美也很好。
《散散的完满》
但时间一长，我开始觉得这种生活不是真实的，就像阿那亚跟河北是分离的一样。我其实一直没有真正进入过这个城市，这样慢慢的生活在北京不是大多数，我无法自信地相信这样的小美好会永远保持。
离开北京前，我把北京的房子卖了，在胡同里租了个小院子。那两周的生活是快乐也接地气的，但对于我这个外来人来说，这样的生活依旧不属于我。来到北京，终究是要追求所谓阶级流动的成功的。
小院子的美好是脆弱的。墙外那些关于奋斗、关于钱权利、关于高房价的声音，终有一天会影响到这里。
《散散的完满》
所以我来到了大理，在这里，那些和主流不符的人，反而成为了主流。在日常，你会看到许多单亲爸爸和单亲妈妈，或是许多拉拉。你会看到那些在大理之外的地方普遍存在却寂静无声的人群，在这里成为了强势文化的一支。
他们人数众多，他们建立社交，他们形成话语权，你不必再躲躲藏藏抬不起头。
在《仿佛若有光》中有一位画家叫沈见华，他在云南双廊建了一间农民画室，邀请当地的一些农民爷爷奶奶来画画。他还去上海给他们做了展览，甚至帮他们把画卖掉。两方人就这么相互“成就”了。
明年上半年 （注：2021年），我们会出两个绘本，也都是与大理强相关的 。有一本稿子已经排出来了。他是一位每天在人民路摆摊的画家，三年来几乎风雨无阻，每天除了卖 画，他就把自己看到的这条路以及这里的人都画下来。虽然画风不是白族画风，但因为里面记录了自己与白族老奶奶和小朋友的对话，所以充满了大理气息。
另一本叫《怪物大街》，它创造了一条虚拟的大街，也将人民路和自己的生活元素融了进去。这里不缺少人和故事，只要你想去接触，总能给你灵感。
当然有一部分人，是真的来这里过避世隐居的生活的。《六》的主人公上条辽太郎就选择以自然农法耕种、酿造，完全自给自足，亲自为三个孩子接生，以顺其自然的方式生活。那日子 真的很辛苦，但他坚持下来了。
大理的魅力也就在这里，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生活方式，不用受到社会的规训，每个月一千元也能够生存。它给个体的空间很大。这里有全世界最民间的、最有活力的、平凡的东西。选择跳舞和选择种地的人同时存在，他们都寻找着自己与土地或外部之间的联系。
他们也完成了一些作品，这些作品种类多样，并且独一无二。你也许会在北京上海的展览里偶尔看到，但在大理，它们是正在进行时，因为这就是真实的生活。
别在这片自由里迷失方向
其实，我不建议年轻人刚进入社会时就来到大理。
因为与外界的大环境相比，这里太特殊了，无法代表大多数。这个世界是充满可能性的，每个人的人生阶段和经历都很重要，即使当时它让你痛苦。
2003 年我去《新京报》时，我所抱有的期望和现在的发展是不同的。现在跳出来，我便重新获得了力量。但如果没有经历过，我又怎么会知道该跳去哪里呢？
《云》
大理的确是个值得来的地方，但我觉得它更适合人生半途的停留，给自己赋予一个选择的空间。人生选择这件事不是用 “逃离北上广”这么一句好看的标语就能概括的。逃离来干嘛呢？你真的知道自己在逃的是什么，拒绝的又是什么吗？
我们总是会将“自由”挂在嘴上。曾经也许会觉得不坐班、不用必须几点起床就是自由，后来觉得是不用被批评、可以有权利做自己想做的事就是自由。但其实我们追求的并不是自由，只是想摆脱“束缚”，是一个拒绝。
自由应该是能够让你产生愿望的。但这愿望却要你接触了真实的生活后，才能确定。你不知道这“愿望”会在什么时候，用什么方式冒出来。
《散散的完满》
米切尔恩德有一本书叫《永远讲不完的故事》，里面森林女王给小猪人的一句话，我觉得很对： “在这片魔幻的森林里，你可以实现任何愿望，但它必须是真的愿望。”
有一些年轻人，他们完全被眼前的生活困住了。没有对自己的规划和理解，考公务员、买房子、买车，就是他们的“愿望”，但要我说，这些也只是目标，他们在“森林”中迷失了。每一个人都可能会进入森林状态，有的人能走出来，有的人一生也找不到。
所以 我希望乐府 的书可以是给任何一个人的。它永远安静地放在那里，等着你去打开。如果你在某个瞬间遇到了它，它很平和，不会傲慢地告诉你对与错。你只会在各式各样的故事中得到支持。
如果要给想来大理的年轻人推荐书，我还是会选择《六》，毕竟勇气和理想主义也是和生活同样宝贵的东西。但也要小心，别在这片自由里迷失方向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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