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用整整七年的时间，讲述发生在地球另一端的一宗横跨20年的罪案。这七年间，他与瑞典国宝级演员之间建立起非常深厚的友谊，并邀请他加盟自己的首部长片。
2014年，他曾携短片奔赴戛纳，成为首位入围戛纳短片主竞赛的中国导演。时隔八年，他再携长片首作《巨人》亮相，成功进驻2022年华沙电影节主竞赛单元。
他就是黄然导演。趁《巨人》面世之际，我们来听他聊聊创作这部电影的这八年。
与精神病人 的一生相遇
黄然导演，四川西昌人， 今年刚好40岁。他体型偏瘦，说话时会带有一点南方口音。
网上关于黄然导演的资料并不多，八年前他执导的短片《对荣耀的管理》曾经入围戛纳电影节，那时他戴着黑框眼镜，短发梳起，一丝不苟；八年后，他的长片处女作《巨人》入围华沙电影节，如今的他蓄着长发，少了冷峻，多了松弛。
黄然导演
黄然导演并非电影学院出身，他的创作模式也跟许多电影工作者不同，从短片到长片，从艺术家切换到导演视角，或许只是需要跟一个好故事相遇。
2007年，他从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毕业，自此成为一名职业艺术家，他的创作覆盖电影、录像、绘画、装置、表演等诸多媒介。他早前的创作和讨论，多是以艺术家的身份，在当代的艺术范畴中生发的。从2011年开始，黄然导演几乎保持着每年拍摄一部短片的创作频率。
2014《对荣耀的管理》
短片《对荣耀的管理》原本是黄然2014年伦敦个展当中的重要作品，在制片人好友建议下，他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把该片投到戛纳电影节，意外地顺利入围。这次交集，使黄然的名字在许多影迷心中留下印记，自此他也开启了与电影的机缘。
也是在他入围戛纳的那一年，黄然导演非常偶然地在酒店的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文章讲述的是瑞典一位著名的精神病人的故事。这位病人在一所精神病院里被关了差不多20年，有一天他突然跳出来说自己杀了人，随后十年间，他陆续坦白将近30起谋杀案，最后定罪八起。他也因此成为瑞典历史上首个“连环杀人魔”，但或许他从未杀过任何人……
瑞典精神病院
好故事无疑是创作的绝对诱因，这个充满戏剧性的罪案故事引起黄然极大的兴趣。
恰好那时朋友们建议他尝试制作电影长片。对于这样一个离奇的故事，他的第一反应是似乎可以设定一个角色，成为那个找出真相的人，但在经过对这所瑞典精神病院曾经所倡导的心理治疗理论和实践、瑞典社会形态、案件相关人员的背景等大量的调研之后，黄然却打消了这个念头。他觉得后期司法层面上的拉扯甚是无趣，甚至堪称闹剧，他希望能够找到更有价值的切入点。相比于真相，他更想探究的是这件事为何会产生这样的转变？酿成这出悲剧/闹剧的原因到底是什么？
转变的背后，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变化。在瑞典，该病人的名字妇孺皆知，甚至有大人会用他的名字来吓唬那些不听话的小朋友。可以说，在这场事件中，瑞典社会当中的每一个人都在参与，或是主角，或是配角，但无人可以置身事外。
黄然喜欢看电影，在众多的类型和题材中，他格外钟情于“灰色电影”。所谓“灰色电影”，即电影中的故事和人物并不能用简单的善恶二元论来衡量。主流影片往往要给到观众最直观的答案，但人性岂是几句话就能说清楚的？故事原型中前后转变跨度20年的人物，又如何能直接把他们定义为好人或是坏人？
在黄然看来，其实每个人都生活在黑白之间的灰度里面，如果把主人公塑造成一个黑白分明的“卡通人”，那电影里的故事终究只是故事。但若是能发掘到人性中的变量，将已经被标签化的角色拉到生活中来，那就会变成与每一名观众息息相关。
警察·医生·“杀人魔”：一个另类“家庭”
黄然下决心把这个故事搬上银幕，但角度一定是重构的，他希望借“连环杀手”事件的壳，往里填充他对人性、真实、灰度的思考。他在影片中构建起独特“家庭关系”，病人、医生、警察三位主人公是这个“家庭”的成员，他们没有血缘联结，但却彼此信任，而信任的建立并非来自事实层面，而是需求层面。
他在采访中说，“我将这部电影的中文片名定为《巨人》，是因为在北欧神话里，所有神都是从巨人的血液里跑出来的。所谓的巨人是某种混沌，有很多就处于我说的灰色地带，用‘巨人’来形容我想探究的人群，比较贴切；另外一个层面则是，虽然片名是‘巨人’，但我讲了三个非常微不足道的人的故事，这样的反差可能会带给大家一些思考，也许这些人是边缘人，但在他们自己的生命中或许是巨人。”
正如他所言，“很多时候我们在生活里，就是为了寻找某个确切的答案。”电影中的这三个人物，似乎都是为着这样的信念而存活，却又被生活无情地裹挟着艰难地前行。
主人公麦斯被关在精神病院多年，不具备任何生活技能，与社会完全脱节。但在这种情况下，他却要被迫离开这里，去面对冷酷的现实，甚至加剧了与家人间的隔阂。在电影开篇，他需要用排号的方式才能获得一个栖身之所，换来的却是工作人员的白眼。无奈的他只得求助黑市，却被恶徒欺骗将钱财一抢而空。可以说，他已经来到了生命中的“至暗时刻”。
医生安娜则是一个足够立体的女性角色。在真实事件中，这位病人身边长期陪伴的医生确实是女性，但黄然结合了瑞典社会背景及对生育观的影响，直接投射到这一角色的塑造上。
对于生育的独立意志，也从某种侧面，完成对于医生童年心结的呼应，选择有了合理的理由与支撑，为这个人物增添了更丰富的底色。安娜努力将身体和意识的自主权始终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中。但她毕竟也是个女人，与父亲的关系，以及职业的压力，有时候也会压得她喘不过气来，而帮助麦斯成为了她所追求的目标，也为她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意义。
在警探索伦形象的设置上，黄然也很希望能够打破观众对类型片中警察的常规认知。索伦并没有落入中年危机警察脸谱化的设定当中，因为他的职业生涯即将走到尽头，他的人生也行将就木。他无法通过工作让生命迎来第二次机会。所以在整个事件中，他几乎处于无力状态，身处职权机构却无权力之实，也是警察中的边缘者，而这恰恰是许多普通人生活的常态。
本来陌生的三个人，基于某种现实的目的走到了一起，并在彼此身上倾注了足够多的时间、精力、想象和情感。信任的产生是潜移默化的，也许他们自己都不太清楚。当他们有所察觉的时候，自身做出的选择已经不单单是为了自己，而是会体现双方的情感需求，只有这样，互相的关系才可以维系下去，并仍显得牢不可分。此时，“真实”已经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还拥有彼此，也只剩下彼此。
这便是黄然希望通过《巨人》这部电影想阐述并讨论的。“真正塑造我们人生重量的，往往并不是有答案的事物，而是那些你在寻找，但永远找不到确切答案的东西，那些对我们每个人的影响才是巨大的。”
梦想成真的 “异想天开”
作为一个长片经验为零的导演，该如何完成一个国际化班底的搭建呢？所幸黄然导演做到了。
虽然拥有了好的故事，但当黄然真正开始组建拍摄团队的时候，才发现拍电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最直接的一点——他的很多构想，包括他能否完成这件事，甚至很多身边的朋友都会给他打一个问号，觉得他是在异想天开。
作为导演，黄然“想法很多且执行力很强”。在《巨人》这个项目中，能够和瑞典极负盛名的斯卡斯加德家族合作，而且能够引入爱奇艺影业的投资，都是令人惊讶的地方。而这都与黄然导演的“敢”有着密切的关系。
影片《巨人》的故事成型后，黄然请教欧洲制片人朋友，是否有比较熟识的瑞典演员。他的朋友说我只认识一个人，他就是瑞典国宝级的演员斯特兰·斯卡斯加德，曾经凭借《头脑简单的杀人犯》获得过柏林影帝的荣誉。面对这样一个听上去遥不可及的演员，黄然也并不发怵，他随即联系了斯特兰和他的编剧妻子梅根·艾薇瑞特·斯卡斯加德，希望能够当面向他们介绍他的这个故事，大家相约在斯德哥尔摩见面。
这次会面，黄然本以为会像正常工作会议那样，约在咖啡馆里简单沟通，但热情的斯特兰直接邀请黄然来到自己的家，而且还组织了一个十余人的聚会，都是斯特兰的家人。席间，斯特兰问起黄然，为什么想拍这个瑞典早已家喻户晓的故事。
黄然很坦诚地讲了自己的想法，自己作为一个从没有来过瑞典的人，他更希望讲述自己想象中的“理解”——为什么事情会变成这样？而非探寻所谓的真相。这一切入点，令斯特兰和梅根特德兴趣盎然。梅根对这个故事的理解与黄然一拍即合，她主动加入到剧本的创作中来，且以黄然作为主导，辅助他来完成这项工作。接下来的七年，黄然同斯卡斯加德家族建立起了深厚的友谊，斯特兰则出演了影片中的警察一角。
后来在偶然的机会下，斯特兰的儿子——同为瑞典著名演员的古斯塔·斯卡斯加德看到了剧本，对电影中的主人公“麦斯”产生兴趣。两人在伦敦进行了一次长谈。古斯塔身上神秘且有几分很迷人的气质，令黄然相信他是男主角的最佳选择。就此，斯卡斯加德一家人都陆续参与到影片《巨人》的制作当中来。
万事俱备，在开机前的数月，因为影片中人物的心理和生理的病态，以及有一幕需要展现麦斯松垮的裸体，古斯塔开始破坏自己的体型，不再吃肉，改变很多原有的生活方式。然而就在时隔三个月后，疫情却骤然而至。剧组不得不改变计划，等待更合适的时间，这可难为了古斯塔，他只得等到开机时间再次确定后，重新开始“戒肉大业”。
既然有了演员，就需要找到合适的地方来讲故事。回到故事的源头——瑞典那座精神病院，是黄然脑海中最重要的场景之一。
影片原定在瑞典拍摄，但影片中的精神病院场景选在哪，令他犯起了愁。在剧本中它并非是那种阴森恐怖的、跟监狱一样的医院，而是比较前沿的、带给人一种温暖感的地方。他带着摄影美术勘了很多的景，但都没有达到预期中的样子。直到在网络上发现一家位于芬兰图库尔的医院——帕米欧肺病疗养院，黄然才感觉到，这就是自己想要的地方。
这家医院建立于近100年前，由芬兰国宝级设计师阿尔瓦·阿尔托设计建造，从成片中可以看到，确实与大家印象中的精神病院不太一样。但当时大部分的投资资金还没有拿到，剧组经费颇为拮据，若跨越芬兰、瑞典两国拍摄，那无疑加大了难度。
在芬兰勘景后，黄然决定在医院的附近开始拓景，就将拍摄地都定在芬兰，“某种程度上来说，这也是一种命中注定吧。”
共同协作的 国际阵容
疫情袭来的寒冷不亚于北欧冬天的刺骨。这对《巨人》剧组来说确实是不小的冲击，是否能够克服疫情的阻力最终完成拍摄呢？又能否在有限的资金内达到最优的效果？这都是首次拍摄长片的黄然需要考虑的。
他注意到疫情爆发后，资本在电影行业比以往更加谨慎。为能更有底气地完成项目，他抱着试试的心态，接触爱奇艺影业。
爱奇艺影业看完《巨人》的剧本后很喜欢，决定作为出品方投资该片，同时他们非常尊重黄然的作者性，完全不干预导演的创作自由。“在疫情期间，能够跟这么多人一起做一部国际内容的片子，而且真的能把它做出来，我真的很感动。一直以来我已经习惯了一个人的工作模式，但拍电影却需要大家共同协作完成，要感谢这条路上帮助我的每一个人。”
他说，“《巨人》是属于我们所有人的作品。”
作为艺术家 的工作方式
在首部长片的筹备及拍摄过程中，作为导演的黄然，不自觉地延续了他作为艺术家的某一部分工作方式。
在筹备剧本阶段，重读案件本身无疑很重要。在《巨人》中原本持续20余年的案件，在举国漫长的探究与关注后，似乎已经乏沉可述。黄然并未止步于对案件细节的辩证，与常规编剧对故事的搭建与人物的刻画不同，黄然深入研究了瑞典现当代发展轨迹，从中对社会深层的意识形态展开了阅读与重构。
同时，他提供了另一种对于历史文本的处理方式——对于历史的认知，建立在他者或社会的经验之上，而非亲身经历，将某种假设和自我投射增加到并不是“绝对真实”的事件篇章中。这种社会形态上的特征，同时作为重要的侧写，影响了黄然导演对电影人物的建构。
或者说，黄然经由的电影训练，最初是从非电影媒介的创作当中产生。从黄然早期的绘画系列可以得见，他就是“在想象中像拍摄电影训练演员一样自我训练”。他用演员扮演历史人物一般的体验，模拟绘画。“某种程度上，绘画训练就是在尝试扮演所共同认知的某种历史语言角色，至少我想要先成为一名称职的演员。” 而当进入电影表达时，绘画中“尝试用一种稳定、具有重量感的历史语言，去描述这微不足道的小历史”，再度反哺电影的建构本身。
媒介间的通感，始终处于流动与互相滋养中。影片《巨人》对多边关系的搭建，以及对于循环往复、悬而未决，且带有弥漫性的未决张力的呈现，在黄然早期的创作中亦有迹可循。
在他早期的短片影像作品《假动作逼真》中，两位复古装束的男性拳击手在一个抽象的黑暗空间里上演了一出无声的、没有身体接触的拳击比赛。而短片《下一轮才是真实的生活》的片名则改编自电影《辛瑞那》中的一句台词。三位中年男性角色轮流进入到画面中，彼此相互传递着共享同一块泡泡糖。在这里“吃”的功能性和三人共享一块泡泡糖作为交流方式，成为某种隐喻，回应了当前所处文化的饱和状态。
曾入围戛纳的短片《对荣耀的管理》无疑将这种多边关系的叙述推至另一个高度。短片在33分钟的时长之内，通过五个相互交叉的叙事，讲述了“欺诈、盗窃、控制和侵害”的故事。被盗的汽车、 占卜仪式、神圣寻宝之旅，及影响思维的科学实验。
通过塑造画面和故事之间的张力，影片从抽象的个人自传的角度描述了戏剧潜在的可能性。在复杂的故事情节以及不断叠加的图像语言背后，隐藏着黄然作为艺术家对个人实践所面临的创作条件的思考，以及对其所信任的“语言”的怀疑。
2014《对荣耀的管理》
回到电影《巨人》，病人、女心理医生、警察，以三者之间的关系，在隐形与显性的故事线中，完成了一个“家庭“式的搭建。病人与医生都遭遇了原生家庭父亲的影响，医生带有女性们天然的细腻，如姐如母；而警察有着对自身女儿的责任的被动缺失。在这样的三角关系中，年龄身份的咬合自然成为了某种父权的投射，却并没有指向强权本身，依旧边缘。
而在情感的浓度上，如同电影的氛围一般，携带着北欧特有的阴郁。影片《巨人》一直都是处在某种极度克制的谨慎与审慎当中，医生与病人的相互试探与建立信任，警察与“罪犯”的对立与理解，记忆的破碎与误差、沉睡与唤醒，时间的消逝与凝滞，甚至是真相与虚假的模糊。可以说，他们每个人其实都是病人，同时这又是一场情爱的缺席与抽离，但其间则蕴藏着对于人性更为内核敏感的描述。
在与黄然的对话之中，“非黑即白”被反复地提及，所谓有着明确对错的“黑白电影”并不是他想要表达的，保持“灰度”，构建迷宫，而非给出答案。
影片最后，警察拿起一段本不应出现的录音，声音在不断被翻录的过程中，变得模糊嘈杂。某种程度上，这或许并非一个服务于电影本身的处理，而是带有几分艺术家气质的结局。
这种对于未知的模糊与界定，是否能被观众所接受，依旧悬而未决，但值得期待。或许作为导演和艺术家，他的身份从未真正割裂。如今，黄然已经在筹备自己的第二部长片，继续保持独立工作，保持写作，保持编剧与导演视角的某种统一，保持属于他的叙述方式。
作者| 二十二岛主&朱凡；首发| VOGUEfilm
公号| 看电影看到死
编辑| 骑屋顶少年；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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