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黄飞鸿系列在开拍后仍在继续，但70年来这个角色并没有改变，而是随着电影工业的发展，香港社会历史的变迁而不断变化。
在历史不同时期拍摄的100多部黄飞鸿电影中，黄飞鸿角色有着不同的表现方式，这个角色已经超越了原型人物本身，被赋予了不同的意义。
应用类型电影的研究方法，人们往往认为某一类型电影的最初繁盛期，其经典期————也与好莱坞电影制片厂制度的经典期相对应。 例如黑帮电影的30年代中期和晚期、神经喜剧电影的30年代中晚期、硬汉侦探电影的40年代、歌舞电影的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初期等。
每个流派在古典时期都确立了这种类型的基本叙事规则和价值观。 当然，这些规则并不是电影以创造性或文化孤立的方式完成的，而是集体生产系统，在创作者早期创作意图与观众对电影消费反馈的互动博弈中完成的。 该系统包括文化、社会经济学、工业、政治、人类学等各方面的影响因素。
对于黄飞鸿电影来说，其经典期从1949年黄飞鸿电影首次上映开始，一直持续到60年代末。
胡鹏拍摄了4部黄飞鸿电影开山后，从1951年——1969年开始的近20年间，香港共诞生了71部黄飞鸿电影，其中仅1956年就有26部黄飞鸿电影，当年也被称为“黄飞鸿年”，黄飞鸿电影的热度可见一斑
在这71部作品中，关德兴主演了69部，其中57部由胡鹏执导，其他王风执导9部，王天林、任彭年、陈国华各执导1部。
王风也是胡家班的成员，从1956年开始在胡鹏导演的黄飞鸿电影中担任编剧，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胡鹏的继承人。 他执导的黄飞鸿电影在主题和风格等方面与胡鹏一脉相承。
可以说，与经典黄飞鸿电影在主题、角色、情节等方面所表现出的电影类型要素相似的各种定型程序，几乎都是由关德兴和胡鹏领导的胡家班确立的。
正是这一系列经典电影确立了黄飞鸿电影的最大看点，培养了观众对这一系列电影的期待，让黄飞鸿电影获得了类似于类型电影的生产持续性，并在其中通过程序的不断改编焕发出新的活力，不断拍摄新的繁荣景象
叙事层面的经典黄飞鸿电影确立的第一个程序，就是鲜明地展现“正”、“仁”、“报国”的武德。 这一理念在关德兴主演的首部黄飞鸿电影《鞭风灭烛》中梁宽拜师、黄飞鸿拜师的镜头中清晰地写在台词中。 “你学武的目的，首先要为国效力，其次要消除暴虐和安良。 ”
维护武德是黄飞鸿做人的理念，也是经典黄飞鸿电影的一贯主题，其建立的所有其他程序都以这个程序为基本原则。
经典黄飞鸿电影在不同时代对武德的具体描述不同，涉及习武、做人、做事等方方面面，但始终无法摆脱仁恕、忠义等价值观，基本符合《鞭风灭烛》提倡的武德。
《鞭风灭烛》同时规定了武德确立的场面。 也就是说，“训徒”几乎所有表示武德的词语都出现在训徒的场面中。 这一意味深长的场面在经典黄飞鸿电影中多次再现，不仅直白地展现了黄飞鸿的武德，更通过“师徒”的人物关系展现了武德在武人之间世代相传的世代关系。
与程式确立的主题相契合，经典黄飞鸿电影的第二个程式塑造了集武学大师、严师、仁医于一身的儒侠形象。 关德兴饰演的黄飞鸿一直是个中年形象，头戴瓜皮帽，身穿马甲长衫，脚蹬黑色布鞋，眼睛炯炯有神。
他开着武馆，有广东有名的佛山无影脚； 另外，医学馆也开放着，有拥有所有纪念碑的回春圣手。 就像他居住的宝芝林是武术(伤人之术)与医者(救人之道)兼而有之的矛盾体一样，黄飞鸿自身也奇迹般地将暴力与治愈的力量凝聚在一起，成为仁恕之道、外武内儒兼而有之的道义典范。
基于这样的人物设定，电影剧本中往往采用“矛盾外生”的冲突设定，这也是经典黄飞鸿电影的第四个节目。
矛盾外化是指主人公在电影中没有弧形，戏剧的推进是通过配角人物的弧形来实现的。
例如，威尔莱特从《六响枪与社会——西部片的结构研究》中提取标准西部片的情节要素，通过要素的组合决定了四五十年代好莱坞标准西部片的类型。 同样的方法也可以应用于经典黄飞鸿电影的分析。
在这些电影中，与黄飞鸿相关的有三个永恒的元素。 恶霸、保持者/挚友、社区。 三种元素的组合可以产生不同的出图类型。 可归纳如下。
防卫型：恶霸威胁社区秩序，黄飞鸿作为拯救者击败恶霸保护社区
营救型(顽固分子和恶霸战斗被捕获(或亲友被恶霸欺凌入狱)，黄飞鸿营救爱徒/亲朋的故事如《火烧霸王庄》、《黄飞鸿义救龙母庙》、《黄飞鸿西关抢新娘》、《梁宽归天》等；
复仇型( 《封神榜》等，亲人去世，为父母报仇。 都是主人公因爱徒/亲人被杀而寻找恶霸复仇的故事。
但由于是基于保证主人公行为正义性的原则，复仇对象总是被塑造为恶霸，从而赋予主人公复仇行为以道德感，所以这种情节也被称为“除恶型”。
可见主人公在情节矛盾中始终是“外置”的。 他在冲突中既像“智者”，也是正义方“机械送神”的天助。 不像好莱坞古典史诗主人公那样是故事推动者，黄飞鸿的行为都是“被动的”，总是因为缺德和弟子先行而导致一系列后果。 黄飞鸿是问题的解决者/裁决者
这部电影很自然地把黄飞鸿师徒放在了道德的一边。 铲除坏人，拯救好人。 把武人放在衡量和判断是非善恶的第三者的位置，可以说是经典黄飞鸿电影对武人的理解。
第四个程序是建立符合中国人观赏习惯的故事结构，一是借鉴中国传统小说和评论的角色方式。 核心人物必有勇士辅佐，无论是中国明清以来传统故事的主角———《西游记》的姬发，还是0755—79000的孙悟空，还是0755—79000的宋江3354
经典的黄飞鸿电影也是如此，黄飞鸿身边有梁宽、林世荣、鬼足七、凌云楷等众多弟子，或是徒然闯祸，或是膝下欢喜，或是帮忙打架，总是围绕在黄飞鸿身边。 这种结构模式在后世黄飞鸿电影中也得到了传承。
基于这样的故事结构，经典黄飞鸿电影将固定的人物由固定的演员饰演，如关德兴-黄飞鸿、石坚-奸人坚(石坚饰演的黄飞鸿总称为头面人)、刘湛-猪肉荣、曹达华-梁宽、任燕-女主角等
影片在标准化人物角色关系的同时，也标准化了观众的观影期待。 观众的观影期待不自觉地成为黄飞鸿电影生产的一环，为电影收益率提供了一定程度的保障。
二是章回体形式，遵循“恶霸民/弟子遭殃-黄飞鸿以武服解决问题”的固定叙事模式，在前四部黄飞鸿电影中确定。
每一个重要情节都有恶势力参与，形成了正-邪、善-恶的二元对立，黄飞鸿一度在与恶势力斗争的过程中得到了观众的道德认同。
然而，正是这样的叙事模式，让经典黄飞鸿电影在价值观上的局限————黄飞鸿师徒和对立面的“老大”都遵循着老冤相报的武界传统，让这种暴力至上、强者为王的价值观在经典黄飞鸿电影中得以贯彻
第五个节目将武打场面确立为黄飞鸿电影的核心看点，《水浒传》、《黄飞鸿铁鸡斗蜈蚣》、《黄飞鸿狮王争霸》、《黄飞鸿大破金钟罩》、《黄飞鸿虎爪会群英》等，供后人参考和再创作武打场面的看点在于武打方式和形态的创意。
055-79000、《黄飞鸿义救龙母庙》、《黄飞鸿天后庙进香》、《黄飞鸿长堤歼霸》、《黄飞鸿花艇风云》等是关于打斗场所的想法……。
这几十部电影为后人黄飞鸿电影提供了不少借鉴和借鉴的范本，如《铁鸡斗蜈蚣》、《狮王争霸》的创意被后人多次重拍和引用。
胡鹏最早执导黄飞鸿电影，其卖点在于与传统电影戏曲舞台的程式化风格不同，他偏向写实动作场面。 在最初的《黄飞鸿龙舟夺锦》等作品中，不仅黄飞鸿本人的武斗风格接近写实动作，其他演员也是戏曲类风格的武斗动作，但这丝毫不影响黄飞鸿系列在香港电影中的创新意义。
此前，武侠电影的功夫以特技演员腾云驾雾等神妙化工夫与京剧舞台武打为主，前者受到二三十年代《黄飞鸿红船歼霸，胡鹏》系列的影响。
后者源于二十年代粤剧舞台上的“薛、马之争”，即名伶薛觉先与马师对战。 薛觉首先将北方戏曲舞台动作引入粤剧，促进粤剧动作的表演创新。 此后，粤剧艺人出演粤语武侠片，这种舞台化的表演风格也被带入电影武斗，被后人称为“北派风格”。
在《鞭风灭烛》的引领下，香港武侠电影的武打动作也开始由北派向南拳，由特长向真技转变，开启了真功实打的先河。
第六个节目是在电影中加入很多民俗场景。 例如，《火烧红莲寺》一开始就是黄飞鸿应邀在佛山表演舞狮的场景。 71分钟的电影中有关狮子舞等民俗活动的镜头多达十几分钟，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民俗纪录片的功能。
因此，黄飞鸿电影不仅仅是一部充满战斗和奇特技巧的商业电影，它也可能承载着更大的民族史诗主题——这一点被后世的黄飞鸿电影所继承，如《鞭风灭烛》(1991，徐克)。
总之，经典黄飞鸿电影有开宗立派的一面，后世所有黄飞鸿电影都或多或少地继承了它的定型。 同时，经典黄飞鸿电影在后续创作中逐渐趋于保守，演员固定、班底固定、故事模式固定、价值观固定，最大限度地实现了类型固化和票房保障，但不变的创作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这一系列可持续生产——的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