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的两则批示，都严厉谈到这个问题
日前，新华社发布《减负增效强基层 轻装奋进新时代——2021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纪实》一文。文章提到，习近平总书记对形式主义之弊接连作出批示。其中，一份批示严肃告诫：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是扶贫和乡村振兴的最大危害，切勿死灰复燃。”另一份批示谆谆嘱咐： “求好不求快，坚决反对劳民伤财、搞形式摆样子。”可见，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始终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切事。
基层减负成效凸显
2021年是党中央集中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第三个年头，这一年里基层干部的思想观念、工作作风以及党群干群关系等等都发生了变化。
☞ 力戒理论学习“走形式”
理论学习不是“走过场”，唯有沉下心来学思践悟，扎扎实实注重实效，才能真正让党的创新理论成为干事创业的强大动力。
过去一年来，结合党史学习教育和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广大党员干部力戒理论学习中的形式主义，端正学风。泛泛读一读、抄一抄就算学完了的“虚把式”少了，认认真真学、踏踏实实悟的“真学习”多了；浅尝辄止、不求甚解、学用脱节的“花架子”少了，以学促行、以学促干、学以致用的“真本领”强了。
☞ 督查检查考核不断规范
不打招呼、直奔现场，有助于排除干扰、掌握真实情况。一年来，各地区各部门督查检查考核方式日趋规范。有的地方实施“一事项一审核一评价”，加强对督查检查考核事项的立项评估、成效评价；有的部门推行“多考合一”，减轻基层迎检迎考负担；一些地方和部门派小分队“静悄悄”下去暗访，方式灵活效果好。
效果提上去，数量降下来。2021年，列入中央和国家机关督查检查考核计划共47项，比2018年的近900项减少94.8%；各省区市年度计划共1184项，比2020年减少17.4%。
☞ 守牢精文减会硬杠杠
这一年，各地精文减会、转变会风有了可喜的变化。基层干部普遍表示，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开展以来，空喊口号、搞“花架子”的情况大大减少，文风会风向短实新转变，督检考向重实绩转变。
“现在县里开短会已经成为常态，领导讲话就说怎么抓落实，这种会管用”“过去70%时间泡在文件会议上，现在70%时间往村里跑”……告别了文山会海，基层干部有了更多的时间奔一线、办实事、抓落实。
☞ 纠治“指尖”歪风
随着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形式主义从“办公桌”走向“指尖”，变味的“工作群”“政务APP”让基层干部苦不堪言。在中央层面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专项工作机制统筹协调推进下，各地区各部门对“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开展了为期半年的专项整治。
有基层干部反映，通过专项整治，工作群得到整合，现在手机里只剩一个领导班子群、一个干部交流群和一个业务指导群，“盯群”“爬楼”的情况少了。“过去单位总是爱搞几个APP，弄点花样，现在大家都开始意识到这种行为的风险性，责任心也上来了。”
高度警惕基层减负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
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工作取得显著成效，但一些新问题的出现值得高度警惕。比如，
有的地方和部门认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难以根治，抓上几年、有点成效就可以了，滋生了麻痹思想、厌战情绪、松劲心态；
有的地方和部门主体责任压得不紧不实，基层减负的经验和措施在长效化建设上做得还不够，基层担心抓抓停停、搞一阵风；
有的地方和部门仍习惯于放权放责但不同步下放资源，导致政策难以落地，有的仍以属地管理为由把责任往基层推……
有的地方和部门认为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难以根治，抓上几年、有点成效就可以了，滋生了麻痹思想、厌战情绪、松劲心态；
有的地方和部门主体责任压得不紧不实，基层减负的经验和措施在长效化建设上做得还不够，基层担心抓抓停停、搞一阵风；
有的地方和部门仍习惯于放权放责但不同步下放资源，导致政策难以落地，有的仍以属地管理为由把责任往基层推……
由此可见，基层减负的可持续性不强、基层减负存在结构性矛盾、属地管理权责失衡等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基层减负的实质效果。
首先，基层减负工作的可持续性不强，基层负担不断反弹和减而又增，减负的长期效果不明显。目前基层减负仍然是在负担的存量上做文章，而未能有效制约上级党政部门伸向基层的许多双“手”。这使基层负担的增量并没有得到遏制，一些任务变着花样地下派到基层，令基层工作人员应接不暇。如果基层负担重的问题得不到彻底根治，那么就会出现基层负担卷土重来的问题，使基层减负的可持续性大打折扣。
其次，基层减负的结构性矛盾依然突出，忙闲不均现象并没有明显改变。总体来说，基层负担得到了减轻，但是不同地区、部门和岗位的差别较大。基层负担可能从编内人员转嫁到编外人员，导致编外人员规模扩张，甚至出现编内编外人员数量的“倒挂”现象。对于一些不求上进或靠关系进来而难以胜任本职工作的基层工作人员，在现行的“能进不能出、能上不能下”的用人制度下，他们的工作任务会转嫁到其他人身上，造成“鞭打快牛”和“能者多劳”的问题。由于不同部门的职责不同或权力差异，基层减负也可能让特定部门的负担陡增，而没有实现全方位减负。因此，如何实现全面性和普惠性减负，就成为基层减负需要解决的一个难题。
再次，部分上级职能部门借“属地管理”之名将任务和责任层层转嫁，处于行政末梢的基层政府陷入责任属地、权力不属地的治理困局。上级职能部门将大量工作，特别是风险性大的、棘手的工作借“治理重心下移”之名，通过签订责任状与任务书、开会发文、督查工作领导小组等多种方式转嫁给基层政府，面对巨大的问责压力与工作压力，基层政府既缺乏相应权力，也无力调配资源，陷入“责任大、权力小、资源少”的结构性困境。“属地管理、分级负责”逐渐演变为“责任属地”。长此以往，权责失衡的困局将不可避免地诱发避责行为，助长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作风，更严重地，甚至可能挫伤基层干部干事创业的热情和担当作为的勇气，严重损害基层治理的有效性。
最后，基层负担减轻了，但是其背后的工作任务仍然要有人来完成，并可能转化为新的基层负担。比如，基层负担上交到上级党政部门，而后者可以通过人员借调等方式，安排基层干部到上级部门承担工作任务。这种减负等于“换汤不换药”，因为负担本身没有减少，只是基层干部完成任务的场所和方式发生了改变而已。更为重要的是，借调等带来的突出问题使基层本就捉襟见肘的人力资源被进一步挤压，人手不足的问题也进一步凸显。
如何增强基层减负的获得感？
2022年是党的二十大召开之年、“十四五”时期的关键之年，如何在基层减负1.0版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进基层减负2.0版，切实增强基层干部的获得感？ 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研究员、公共管理学院教授马亮在《国家治理》周刊发文，从基层干部遭受的行政负担这个新视角，提出几点建议。
在他看来， 基层干部可能遭受的行政负担有，第一，学习成本。比如，上级部门要求准备的材料可能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特殊规定，基层工作人员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去学习和掌握。还有一些新引进的信息系统，基层工作人员必须参加培训和反复练习，才能掌握正确的使用方法。 第二，合规成本。比如，为了达到上级部门的某些任务要求，人们需要准备和填写大量表格、到各个部门采集数据或办事而花费大量交通成本和时间成本，采购软硬件设备则需要花费大量金钱成本。 第三，心理成本。比如由于时间紧、任务重、能力弱而出现的焦虑、忐忑不安、紧张等，以及由于完不成任务而承受的沮丧、悲伤、痛苦、愤怒等，会使基层干部在忙和累的同时出现身心俱疲、职业倦怠和离职倾向。
从行政负担的角度来看，基层减负需要从如下方面破局，真正增强基层工作人员的获得感。
首先，要进一步深化“放管服”改革，特别是在简政放权的同时，让基层组织和工作人员可以对上级部门不合理的任务要求说“不”。上级部门对基层组织提出兜底性负责的要求，所有事项都可以摊派到基层，而基层组织则没有选择或拒绝的权利。如果不打破这种结构性失衡状态，那么就无法从根本上破解当前基层减负困境的死循环。因此，要为基层组织和工作人员鼓劲撑腰，使他们的合法权益得到制度性保障，避免过多的不合理负担影响基层治理效能。要鼓励基层工作人员敢于向不合理的任务摊派说“不”，切实保护举报上级不合理要求的基层工作人员，使监督部门能够及时准确全面地掌握基层负担动态，并监测、整顿和清理基层负担。
其次，要让基层负担重得到更多上级领导干部的切身体会，使他们和基层工作人员产生共情，并发自内心地为基层减负着想。之所以很多上级部门乱摊派工作任务，同其对基层工作人员缺乏共情基础有关。上级部门缺乏对基层实际情况的了解，也不会换位思考和设身处地地为基层工作人员着想。这使他们想当然地制定一些工作任务，往往发生水土不服的问题，导致基层治理中的行政负担层出不穷乃至变本加厉。为此，应引导上级部门领导干部通过挂职锻炼、走基层等方式熟悉基层治理，使他们能够更真切地感受基层治理面临的难题，并推动政策设计更加人性化。比如，北京市人社局等党政部门自2020年推动的“局处长走流程”活动，旨在让局处长等领导干部亲身体验政务服务流程的各个环节，破解其中存在的“堵点”，打通政务服务的“中梗阻”。诸如此类的制度性安排，可以使上级部门的决策者能够时时刻刻敬畏手中的权力，避免不合理的政策设计和任务摊派给基层造成难以承受的行政负担。
最后，信息技术的应用有助于降低行政负担，而这主要通过行政负担的转嫁和消除来实现。比如，将行政负担从基层转向上级部门，或者通过技术创新而实质性减少行政负担。一些上级部门习惯于做“甩手掌柜”，把各项工作任务都下派到基层组织，却不为基层组织提供必要的基础设施、资源配备和保障支持。如果能够利用信息技术来打造共性信息基础设施，则可以系统性降低许多基层组织面临的行政负担。例如，疫情期间很多基层组织需要向上级各个部门报送数据，但是数据报送的格式和字段却五花八门。如果能够设计统一的信息系统，从便利基层组织的角度进行设计和优化，就可以将基层工作人员从“表海”中解放出来。值得注意的是，信息技术可以降低行政负担，但是也可能导致新的行政负担。比如，目前基层治理中出现的“指尖上的形式主义”，就是因为办公软件设计缺陷、部门间出现“数据烟囱”等问题而导致的数字行政负担。因此，要善用信息技术来降低行政负担，并避免信息技术诱发新的行政负担。
来源：人民论坛网
资料：新华社《减负增效强基层 轻装奋进新时代——2021年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整治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纪实》、《国家治理》周刊、人民论坛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