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埔力量引领前沿
人物简介
苏格·基莱特曼博士D r.Y eh o sh u a（S h u k i）G leitm an，以色列人，广州中以生物产业投资基金董事长，世界银行（创新领域的国家政策）高级顾问，广州驻特拉维夫创新办事处的董事长，以色列工贸部前部长，以色列前首席科学家。
第十二届中国生物产业大会与第三届官洲国际生物论坛刚刚在广州落幕，以色列科学家苏格·基莱特曼博士连续三年列席并成为媒体焦点。从2016年开始，苏格博士所推动的广州中以生物产业投资基金在广州生物岛正式运营，如今已有6个以色列企业在岛上设立中国分公司，同时中以合作的孵化基地也运作良好，并由10多个中以创新企业进驻。
持续推动生物产业从跟踪模仿向创新引领转变，在广东、广州政府积极推动生物医药创新要素集聚的背景下，这位远道而来的以色列人不遗余力地在广州打造基于以色列先进性及广州特色的创新体系及生态系统，吸引更多的以色列及国内本土的技术团队开展创新研发的产业孵化。
从帮助自己的国家建立创新体系到帮助各国应对创新领域的挑战，再到今日在广州生物岛上开创新的生物医药发展图景，今年7 0岁的苏格博士在广州开始了新的征程。
对话
谈中以生物医药基金
参与广州生物医药创新性最强的环节
南都：目前中以合作在生物岛建立了“一套管理团队、一只基金和一个孵化基地”，能否简单介绍一下三者的运作机制和内容？
苏格：关于生命科学的生态系统包括生物医药研发、医疗器械、医药制造、医药销售、临床试验等等，广州在生物医药发展方面已经形成了良好的生态系统，具备了所有的发展要素。我们只参与了广州生物医药生态系统中创新性最强的一部分，并与政府合作。
我们的工作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基金，投资比较成熟的小型以色列生物医药公司，这类公司的产品已经投放西方市场，我们与这些公司在广州成立合资公司，打开中国市场。目前我们已经成立了6个公司，在2020年初，我们希望能够成立12家公司，带来最先进的技术和产品。二是孵化中心面向处在创业初期的（全球的）初创企业，比如广州本地临床医生、教授学者的创业项目或者是其他医药中心的项目，孵化中心不仅提供资金，也在研发及公司运营等方面提供支持。我们的目标设得比较高，希望给初创企业提供更好的机会。
南都：目前基金投资的企业运营情况如何？是否已经取得了盈利？
苏格：一开始，在解决医药监管的问题上，我们比预想花的时间长了一点，其他方面都非常顺利。在我们投资的企业中，其中一家今年底将可能开始盈利，也有计划在香港进行IPO，还有1家预计明年年初将开始盈利。
南都：这些企业在解决什么样的问题，能否给我们举例介绍？
苏格：比如A lphaO m ega（广州阿尔法医疗）是做深度脑部刺激（D B S）技术的公司，该技术在治疗帕金森病症上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他们会采用电流刺激脑部的特殊部位，能够缓解相关症状。他们的技术关键在于如何精准地刺激到正确的部位，围绕这个方面，他们做了研究分析。
南都：2017年11月，黄埔发布孵化基地项目征集通知，包括了创新型智慧医疗、眼科、糖尿病、康复治疗和医学整形等等招募方向，选择这些项目的根据是什么？基金对项目的筛选有何要求？
苏格：选择这些项目的依据是公司的技术和中国市场，以色列在这些领域有比较重要的技术和大量的资源，同时这些项目也符合中国的需求。具体筛选团队的时候，最基本的是看管理团队的质量，看该公司是否有意在未来致力于发展中国市场，然后我们看产品内容、看产品是否适合中国市场，然后再看科学研究、监管、风险和机会等等。
南都：你们在投资的时候，是否会考虑企业的盈利性？
苏格：我们会考虑，比如他们在3- 4年是否有可能被收购，或者是否有IPO上市的前景，我们也在寻找合适的收购企业的母公司参股（基金）。基金有三个职责，第一是投资，寻找有潜力的、可盈利的项目；第二成为广州生物医药系统创新机制的一部分，带来新的技术；第三，支持以色列与广州、与中国在技术上的良好合作关系。
南都：进入中国市场给海外企业带来怎样的挑战？基金是如何帮助企业与本地合作？
苏格：中国医疗保健支出占G D P6%左右，以色列的支出占比约9%- 10%，中国正在投入更多。中国市场规模大，发展迅速，每个人都想进入中国市场，我们更看重的情况是，中国的生物医药发展一年比一年好，为大众提供更好的医药健康服务。华南的市场发展成熟，广州拥有顶尖的医院，一方面你们拥有好医院；另一方面，在市中心以外地区，医疗条件相比稍差，其中一个挑战就是如何提高整体的医疗水平。我们也有些项目在解决偏远地区的医疗问题。中国市场一方面发展得很好，另一方面也很难进入。我们支持企业与本地医院、学校、政府合作，同时提供进入中国市场的咨询服务。
关于未来
最喜欢现在的工作，打算工作到91岁
南都：从科学家到政府官员，到企业家、投资人、外交专员，你如何看待这些角色的转变？你最喜欢的是哪份工作？
苏格：我最喜欢我正在做的事情。但回顾过去，我最喜欢的岗位是首席科学家，因为它是一个汇合点，我获得了国家的支持，真正建立了一个创新体系，这个体系非常高效。我总是向前看，比如下一个挑战就是打造广州生物医药的创新生态，建立一个临床研究中心和相关的监管体系，我们之间还有很多需要商榷的地方。
南都：70岁在中国是早已经过了退休年龄，你打算再干多少年？
苏格：我的母亲过去在律师事务所工作，工作到了91岁，我觉得91岁可能足够了。（笑）
谈创新政策
政府直接鼓励创新是非常有效的，而且一直有效
南都：你曾经是以色列的官员和首席科学家，能否介绍一下以色列政府当时是如何发展生物医药的？
苏格：大约在25年前，我是以色列负责创新部门的首席科学家，制定了大部分的创新政策。主要的方法是政府直接拨款给中小企业，直接支持并用于企业的研发和发展，只有企业成功以后才需给予政府回报，失败了也不需要还钱，政府替企业承担风险。如果是贷款，企业家担心失败了还要还钱，无法进行大胆的创新。我记得当时大概设立了有5亿美元的资金，在当时是一笔巨款，结果这项国家投资获得的回报收益是巨大的。
南都：当时政府是否需要承担巨大的风险？
苏格：政府在拨款资助的同时也有“收益”，对于国家来说，企业创造了很多就业岗位、交税、增加了更多的金融交易等等。个人投资是寻找能够带来具体盈利的项目，而对于政府来说，企业失败了对政府没有多大影响，创新投入与教育、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一样，获得的社会效益更巨大，事实上，创新投入是最具收益回报的。
南都：以色列的社会资本在其中起到什么作用？获得政府资金是否能给企业提供担保？
苏格：政府资金永远无法满足公司所有的资金需求，我们的资助范围大概在45%- 85%之间，企业需要自己找更多社会资金。社会资金有自己的判断，但获得政府资金的初创企业可能风险更小一点。
南都：你认为政府直接资助企业的这种模式可能复制到中国的城市来吗？直接投资是否为目前鼓励创新最有效的方法？
苏格：我认为是有可能的，中国经济增长非常迅速，看看广州的发展，看看生物岛十年前这里什么都没有，看看开发区的政府现在非常高效。
是的，我认为政府直接鼓励创新是非常有效的，而且一直有效。让我觉得非常振奋的是，我曾代表世界银行设立了一个创新中心，中心直接给企业提供资金，经过2年的运作，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时候我们创造了一个有超过500家创业公司的社群。这个太令人兴奋了。
南都：在孵化体系的建立上，以色列模式有什么独特的地方？广州生物岛的孵化中心有何不同？
苏格：同样，我在几十年前也创新设立了孵化体系，我们当时的挑战在于如何支持创新，如何让年轻人离开大学以后学会创业。在以色列，我们设立了“一揽子”支持项目，创业团队同时进行研究和学习拓展市场，此间，政府将支持企业2年，给予85%的费用，孵化中心给予另外15%的费用，2- 3年以后企业要离开中心，如在几年内无法独立运营公司，那也不能再获得资助。当时我们在全国设立了22-28个孵化中心。
现在生物岛的孵化中心不仅仅是提供一个场所，同时提供2- 3年的资金支持研发经费。中国有不同的孵化器主体，与此不同的是，在以色列，孵化器是由政府建立的，直接支持研发费用，不是支持建立孵化器场地的费用。现在以色列也有趋势，引入更多大公司建立的孵化器，对于这些政府也会支持一定的建设费用。
中国将出现更多大企业收购初创企业的情况
南都：你曾经在Platinum工作，有十年投资人的经验，你怎么看待中国和以色列的投资环境？
苏格：首先Platinu m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基金，比如V oltaire，一家经营网络宽带技术，已经在纳斯达克上市，并被收购；G enoa，一家主要为电视屏幕光电技术提供解决方案的企业卖给了三星电子等等。在中国，很多投资是基于退出市场，投资退出是盈利的来源，于是中国风投更倾向于找一个潜力大、盈利性高的企业；而在以色列，风投通过把小公司卖给大公司来盈利，是完全不同的路径，比如以色列做导航软件的公司Waze，它一直在亏钱，但最后被谷歌用高价收购了，它的技术被应用在汽车导航等地方。
南都：这是以色列技术发达的原因之一吗？
苏格：以色列风投的做法在中国被认为是风险非常高的，但由于退出机制不同，以色列这样做的风险更低。但在香港，现在未盈利的生物科技企业获得特殊上市的通道，这是非常好的一步，我们能看到资本运作方式变了，对那些风险高且接近市场的生物医药企业更加友好，政府通过干预股票市场来促进生物医药企业发展。
南都：在以色列，很多人都想把自己的创业公司卖给大公司，之后再开始新的创新技术，而没有选择成长为大公司，这样的模式是否能够可持续？
苏格：我也不确定，这是一个两难的境地，我觉得最好的办法是同时走两条路，小企业卖给大公司及小企业成长为大公司，我们需要更多的平衡。此外以色列比较小，市场也小，中国完全不同，市场非常大，但是这里的大公司很少收购创业公司，但是我觉得这个情况未来会有所变化。
南都：中国有些大公司更倾向于在内部创新，自己成立新的公司和部门解决创新问题，你怎么看？
苏格：（我理解）他们想要自己创造产品发展的过程。仔细想想，（世界上）有些大公司没能理解一些颠覆性的事件，比如诺基亚是手机领域的主要玩家，但没能理解智能手机，现在智能手机已经成为了生活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再比如说谷歌，它到现在还具有竞争力，是因为它不断从外部购买初创公司。在中国你会看到这个场景的（初创企业被大公司收购），我跟你打赌，这是一种趋势。
谈广州科创环境
C F D A仍是外企进入中
国市场的挑战，广州可升
级整个国际创新系统
南都：你如何评价广州的科创环境？特别是在生物医药方面的发展？
苏格：这里有很多的高校、优秀的生物医药学生、优秀的医院。广州需要做的是升级整个的国际创新系统，需要政府支持，营造一个更加平衡的环境，（在生物医药方面）不仅有大公司还需要有更多的初创企业。
南都：对于生物医药企业来说，盈利周期长，融资是大问题，科创板上生物医药企业占比高。除了基金，还有哪些帮助到企业的方法？现在基金有很多国资的背景，如何放大国资在基金里的作用来扶持生物医药企业？
苏格：在这里政府不直接支持企业的研发经费，我们需要打造一个支持中小企业发展的金融体系，政府需要成为整个创新系统的一部分，支持创新系统的发展。在我们孵化中心，政府的钱直接支持初创企业。但政府的资金不应该是唯一的来源，还需要更多的行业的投资。对于其他方法，我们还在尝试，但国资的支持在现阶段非常重要。
南都：该基金如何推动生物医药产业化的发展？
苏格：我们现在主要的挑战还是在如何获得C FD A （医药监管）的许可，我认为产业化并不是问题，而是如何理解市场以及如何进入市场。在以色列的本地市场比较小，一开始就在海外设立市场，而中国的市场非常大，光是瞄准广东市场是不够的，还需要看全国的市场。反过来，进入市场，政策监管依然还是问题。
未来2-3年，在生物岛建立临床医学中心
南都：听说你是被请来做生物医药的创新生态相关方面的工作，你是如何在中国开始这项事业的？
苏格：我2011年时在北京，我的中国伙伴推荐我来广州。2012年我们首次来广州，当时我被邀请来组织了一次活动、做了一次讲座，与当地政府会面，这是我们合作的开始。
南都：你是怎么来到广州的？当地政府希望你来做什么事情？
苏格：我20年前就来过广州，我也很惊讶看到广州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城市现在非常干净、空气清新。他们有两个目标，第一是打造一个生命科学的创新生态，第二是投资一些有前景、有收益的企业。广州政府非常聪明和高效。
南都：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是什么？
苏格：运行第二只基金，建立一个临床的医学中心，希望能在2- 3年内运行。
记者
手记
以生物医药为媒，架起
广州与以色列合作桥梁
2013年起，苏格博士已在广州开展工作，每个月，苏格博士及其团队都会来广州围绕项目落地，投资运营，投后管理，与本地政产学等机构进行沟通等工作，大约为期一周。他在生物岛上有一个办公室，办公室外的公共空间就是入驻孵化器的团队，还有几间可以容纳10人左右的会议室，在这里，学校、医院和基金时常开展生物医药技术落地可能的探讨。
2012年，苏格博士带领的生物产业基金在生物岛落地。2015年11月，广州中以生物产业投资基金正式签约，基金总规模为6.06亿元。
苏格·基莱特曼博士生于1949年10月，在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拥有物理学及化学双博士学位，是以色列前首席科学家。苏格博士在卸任政府职位后，进入了投资领域，有丰富的科技投资经验，并曾在以色列、韩国等地区管理多个投资基金。
谈起自己投资过的新技术，苏格博士非常兴奋，从卖给三星的先进电视屏幕光电技术，到有望解决阿兹海默症的脑科学研究产品，再到可以用声音当密码解锁的黑科技等等，年过七旬的苏格依然神采奕奕，对生物医药发展的最新技术了如指掌。
“苏格博士在以色列的影响力非常大，以色列的孵化体系就是苏格设计的。”广州中以生物产业投资基金董事总经理耿建跃介绍说，苏格博士非常关注发展关于技术孵化中心的先进理念，制定了相关的执行制度及商业模式；与广州开发区政府及生物岛公司的人员共同打造适合广州本地情况的支持政策；此外还开展偏远地区远程智慧医疗业务，意在改善农村地区医疗资源紧缺的局面。
最近，苏格博士正在拓展两个主要的业务方向：一是推进以色列国家农业部旗下的最领先的的技术研发中心与广州市农业局合作项目；二是计划将以色列先进的人工智能领域的技术带到广州，涉及智能汽车、智能制造、智慧城市、智慧医疗、教育等多产业多方面的发展合作，在生物医药之外，极大拓展中以的合作空间。
苏格博士说，“我喜欢我现在在中国做的事情，这些事情非常棒（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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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写：南都记者张伊欣 实习生蔺子涵
摄影：南都记者马强
作者：张伊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