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摘自：《蒋氏秘档与蒋介石真相》，作者：杨天石 著，出版社：重庆出版社
浮浪子弟、道学信徒、革命志士——蒋介石早年的三种性格特征
蒋介石少年顽劣，时代的激流将他推进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大潮：留学日本，归国革命，追随孙中山。这样，蒋介石早年就具备了两重性格：既是上海洋场的浮浪子弟，又是革命志士，两种性格相互矛盾而又长期共存。可以看出，在他登上政治舞台的漫长过程中，道学曾促使他励志修身，克服了浮浪子弟的某些劣根性。但是，这也使他比较拘守传统文化，未能在接受新文化、新思潮方面迈出更大的步伐，也未能使他在中国近代日益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辨潮流，识方向，作出正确抉择。
蒋介石年轻时没有受过良好教育，养成了许多坏毛病。1919年7月24日，他回忆辛亥革命时的个人经历，在日记中对自己写下了“荒淫无度，堕事乖方”的八字考语。由于这些坏毛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朋友们不大看得起他。
蒋介石他好色，但是，同时又努力戒色。为此，他和自己的欲念进行过长达数年的斗争。1919年3月5日，蒋介石从福建前线请假回沪，途经香港。8日日记云：“好色为自污自贱之端，戒之慎之！”这一天，他因“见色起意”，在日记中为自己“记过一次”。次日，又勉励自己要经受花花世界的考验，在日记中写道：“日读曾文正书，而未能守其窒欲之箴，在闽不见可欲，故无邪心。今初抵香港，游思顿起。吾人砥砺德行，乃在繁华之境乎！”
到上海后，蒋介石与恋人介眉相会。4月23日，蒋介石返闽，介眉于清晨3时送蒋介石上船，蒋因“船位太脏，不愿其偕至厦门”，二人难舍难分，介眉留蒋在沪再住几天，蒋先是同意，继而又后悔。日记云：“吾领其情，竟与之同归香巢。事后思之，实无以对吾母与诸友也。”此后的几天内，蒋介石一面沉湎欲海，一面又力图自拔。日记云：“情思缠绵，苦难解脱，乃以观书自遣。嗟乎！情之累人，古今一辙耳，岂独余一人哉！”在反复思想斗争后，蒋介石终于决定与介眉断绝关系。
蒋介石谋求与介眉断绝关系是真诚的，但是，却并未下决心戒除恶习。10月15日日记云：“下午，出外冶游数次，甚矣，恶习之难改也。”同月30日，蒋介石赴日游历，这次，他曾决心管住自己。关于这方面，有下列日记可证：
10月30日：“自游日本后，言动不苟，色欲能制，颇堪自喜。”
11月2日：“迩日能自窒欲，是亦一美德也。”
11月7日：“欲立品，先戒色；欲进德，先戒奢；欲救民，先戒私。”
可见，蒋介石的自制最初是有成绩的，因此颇为自喜，然而，没过几天，蒋介石就无法羁勒心猿意马了。
1920年7月3日，蒋介石遇见旧友陈凌民，畅谈往事，蒋自觉“往行为人所鄙”，因而谈话中常现惭愧之色。这以后，蒋又下了决心，日记中多有自我批判、自我警戒的记录。8月7日日记云：“世间最下流而耻垢者，惟好色一事。如何能打破此关，则茫茫尘海中，无若我之高尚人格者，尚何为众所鄙之虞！”可见，蒋有保持“高尚人格”的念头，因此“为众所鄙”始终是蒋介石心头的梦魇，迫使他不得不有所检点。8月9日日记云：“吾人为狎邪行，是自入火坑也，焉得不燔死！”23日日记云：“午后，神倦假眠，又动邪念。身子虚弱如此，尚不自爱自重乎！”
当时，“吃花酒”是官场、社交场普遍存在的一种恶习，其性质类似于今人所谓“三陪”中的“陪酒”。9月6日，蒋介石“随友涉足花丛”，遇见旧时相识，遭到冷眼，自感无趣，在日记中提醒自己交朋友要谨慎，否则就会被引入歧途，重蹈覆辙。11月6日蒋介石寄住香港大东旅社，晚，再次参加“花酌”，感到非常“无谓”。
蒋介石曾在《自述事略》中自我批判说：
当时涉世不深，骄矜自肆，且狎邪自误，沉迷久之。膺白冷眼相待，而其所部则对余力加排斥，余乃愤而辞职东游。至今思之，当时实不知自爱，亦不懂人情与世态之炎凉，只与二三宵小，如包、王之流作伴遨游，故难怪知交者作冷眼观，亦难怪他人之排余，以人必自侮而后人侮也。且当时骄奢淫逸，亦于此为尽。民国元年，同季回沪，以环境未改，仍不改狎邪游。一年奋发，毁之一旦，仍来自拔也。
膺白，指黄郛，蒋介石的把兄弟。从这份《事略》里，可见当时蒋众叛亲离，为人所不屑的状况。本文一题《蒋主席自述小史》，当系中年之作。这时，蒋显然已经成为“党国要人”，但他不但不隐讳早年恶迹，反而有意留下相关记载，这是极其不易的。
为了克服年轻时期形成的这些坏毛病，蒋介石曾以相当精力阅读道学著作，企图从中汲取营养。1919年5月24日日记云：“今日研究性理书，思发愤改过，以自振拔，甚矣不求放心也久矣。”所谓“性理书”，指的就是宋明以来道学家的著作。蒋介石不仅读，而且选抄对自己进德有用的语录，写入日记，甚至作为自己的箴言或座右铭。
宋明道学有所谓理学和心学两派。前者以朱熹为代表，后者以陆九渊、王阳明为代表。在这一方面，蒋介石是兼收并蓄的。
宋明以后的道学家中，蒋介石最喜欢曾国藩，很早就用功研习他的著作。1921年日记云：“晚标签《曾文正公全集》。此书曾经一番用功，甚叹遗失于永泰之役。今得复见，不啻旧友重逢也。”永泰之役，指1918年9月蒋介石在福建讨伐李厚基的一次战斗。此战中，蒋介石中敌缓兵之计，仓促中弃城出走，仅以身免，随身携带的曾国藩著作连同日记等物遗失殆尽。蒋既自称“此书曾经一番用功”，可见，他在曾著上是下过大功夫的。
道学著作中有《菜根谭》一书，蒋介石也很喜欢。1926年3月7日日记云：“看《菜根谭》，以毋忧弗逆与不为物役二语为最能动心。”
蒋介石不仅认真读道学书，而且也真像道学家一样进行修身。道学家中朱熹一派普遍主张“省、察、克、治”，蒋介石也照此办理。
宋明道学家有所谓“功过格”，做了好事，有了好念头，画红圈；做了坏事，有了坏念头，画黑圈。蒋介石则专记自己的“过失”，较之道学家还要严格。1920年1月1日，蒋介石决定自当日起，至第二年4月15日止，“除按日记事外，必提叙今日某某诸过未改，良知未致（或良知略现），静敬澹一之功未呈也”。他所警惕的过失有暴戾、躁急、夸妄、顽劣、轻浮、侈夸、贪妒、吝啬、淫荒、郁愤、仇恨、机诈、迷惑、客气、卖智、好阔等16种。如果一旦发现有上述过失，就在日记中登录。因此，他的日记对自己的疵病，常有相当坦率甚至是赤裸的记载。
蒋介石之所以重视个人修养，不同时期有不同作用。早年是为了做“古来第一圣贤豪杰”。五四运动爆发，蒋介石从中看出了中华民族复兴的希望，他当时在修身上对自己的要求，应是上进、自强的表现。其后，蒋介石投身国民革命，参加广东革命根据地建设，反映出传统道学中“民胞物与，宏济群伦”思想对他的影响。北伐战争期间，国共矛盾逐渐尖锐，蒋介石处境困难，他企图通过修养锤炼自己，应付环境，获取突破难关的意志和力量。1927年以后，蒋之地位已定，继续修养则是为了做“中华民国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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