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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在电影院和其他观众同时“看”电影《逆流大叔》时，视障人士子伟说，自己感受到了一种平等，“我们是同频地在看，很平等、很舒服。”
世界卫生组织数据表明，中国视障群体已超1700万，相当于每80个人中就有1位是视障人士。无论是生活基础设施还是就业，视障人士的需求都在被看见和满足，但在文化生活领域，视障用户的需求似乎依然处于边缘。
越来越多的组织和机构 开始致力于这方面的研究和投入。其中无障碍电影的放映便是近年来受关注的 重点之一。无障碍电影的“放映”方式、放映限制等问题也一直成为业界讨论的热点。
今年5月， 国际版权法领域的 第一个 人权条约《马拉喀什条约》正式对中国生效。在这之后，我国也相继完成了《著作权法》 第三次 修改以及针对条约制定了规范性文件，这为在国内制作和向阅读障碍者提供无障碍电影铸造了法律依据。
前几天（12月3日）是世界残疾人日，中国残联与阿里文娱公益宣布，双方合作的视障用户身份认证功能正式应用至优酷无障碍剧场，视障观众完成认证后即可 免费欣赏剧场内的无障碍影视作品，这意味着《马拉喀什条约》中精准对视障用户开放无障碍影视内容的规定首次被平台端落实，视障群体能拥有更多的影视“观看”资源。
可以预见，接下来将有更多的视频平台、电影产业参与者加入这场为视障者构建“文化 盲道”的历程。在文化生活领域实现平等这个问题上，无障碍电影往前走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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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种“观影”模式
回想起2018年在香港“看”电影《逆流大叔》时，子伟说自己充满了期待。他讲起那段“观影”经历时连声赞叹，并不断用“优秀”和“专业”来形容。在电影《逆流大叔》的放映厅里，子伟先是摸到了一个遥控器和耳机，戴上耳机后，子伟发现遥控器里还能在多种语言间切换，“粤语、普通话、英语都有。”
这一场放映还带给了子伟更多的惊喜。“除了设备专业，音轨的音质也很饱满、专业，比如处理台词该在哪里插入、在哪里休止才不会阻挡电影原声对白的方面，这场放映真的做得非常优秀。”
这和子伟在日常生活中“看”电影的经历不同。有时子伟也会选择到广州图书馆或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去“看”电影，但观影的环境有时让他感到无奈。“那是一个口述电影的场合，其实相当于提供了一个安全的场所让大家社交。视障者可能就会借助这个机会在场下开始拉家常，你很难沉浸式地投入观影。”除了环境对观众的要求比电影院弱，口述者的现场讲解、口述人员的频繁更换也让子伟常常觉得很容易“出戏”。
新华社出品的纪录片《共同的追求·听电影》讲述了“光明影院”志愿者团队让视障朋友“观影”的故事。
在子伟的讲述中，视障者“看”电影的两种模式也逐渐明了：一种是观看现场以口述形式在电影台词间隙为视障者提供讲解的电影，一种则是在电影中直接插入一条新的配音音轨，当电影播放时，视障用户可以听到与画面匹配的、电影原声以外的另一套解说词。
前一种模式在国内的不少公共图书馆中以口述影像的服务方式进行着，讲述者会在现场讲述与制作无障碍电影。据统计，包括北京、天津、上海、哈尔滨、重庆、广州、深圳等多个城市的公共图书馆都开展过无障碍电影体验活动。如子伟提到的广州图书馆，就从2009年开启了以播放无障碍电影为主的口述影像活动。
后一种模式越来越成为视障人士可触及的看电影方式之一，而走进电影院和明眼人看同一部电影也是视障人士社交需求的实现。无障碍电影制作项目“光明影院”宣传组成员潘悦向本刊提到她的一个观察，无障碍电影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想象之间的平等”。“你猜视障朋友最爱看哪类电影？其实是科幻片。之前我们做过《流浪地球》的放映，他们就特别喜欢。对于他们来说，科幻电影是明眼人想象出来的，在‘观看’中他们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讲述建构他们对科幻世界的理解，在这个距离上，他们与明眼人之间又近了一些，想象与想象之间是平等的。”
200余名视障人士观影无障碍版《流浪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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铺就“文化盲道”
中国传媒大学的光明影院项目曾在全国范围内举行过254场公益放映活动，将无障碍电影的覆盖面扩展到了31个省（区、市）及澳门特别行政区。据了解，自2017年启动的光明影院项目至今已制作完成416部无障碍电影作品和1部无障碍电视剧。
潘悦从研究生阶段就开始参与中国传媒大学的“光明影院”项目。她告诉本刊记者，从拿到片子到最后呈现在视障用户面前，一部无障碍电影的制作一般会经历拉片、撰写配音词、审校配音词、配音、后期等流程。10分钟的电影片段，潘悦需要用1小时来写配音词。“总体上，我们会希望给视障朋友还原一个最完整的感受，写完配音稿还要试着念一遍，不能压到原台词，在这个过程中，你要匹配上时长，还要匹配上内容。所以写讲解稿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
“光明影院”老师辅导团队志愿者进行无障碍电影配音。
同时考验团队的还有如何不剧透地给视障人员还原全部的画面信息。“比如这个中间只有3秒间隙，但画面上有7处内容要讲，那你就要想，讲哪一个比较合适，什么放在前面讲，什么放在后面讲，你讲的时候也需要来回地退回去看，再去匹配时长。”
避免“剧透”在悬疑片讲解中尤其有难度。“比如你知道这个人是凶手，你可能讲解的时候下意识就会讲，凶手接下来会做什么，但这就剧透了，你得把握好那个度。”在潘悦的实践中，她发现动作片反而是更容易讲解的，这可能是因为视障人士身上发生了“感官代偿”。“动作片里打斗的情节多，可供讲解词插入的间隙也多。其实视障朋友的听觉会比明眼人更敏感，他们可以听到声音就直接捕捉到角色在做一些什么动作，比如开门开窗动作，我们不必直接去讲‘主人公把门打开了’，他们听到门‘嘎吱’一下的声音，就能想象这个动作。”
无障碍电影的形式，让盲童也能感受到电影带来的开心。
光明影院后期组组长陈中瑞是在本科的一个讲座中被无障碍电影触动的。那时中国传媒大学电视学院院长高晓虹提到了“文化盲道”的概念。“高院长当时给我们举了窗外盲道的例子。他说你看外面的黄色盲道这么多，但我们很少看到视障朋友，这是因为他们还没有真正地和社会接轨。无障碍电影这种形式就是运用文化艺术，去打开视障人士跟社会接轨的通道。”
这也成了他加入光明影院项目的初衷。加入“光明影院”项目不久，陈中瑞就观察到无障碍电影急需专门的后期制作组来完善电影制作流程，他发起了光明影院后期组的组建。在实践中，他发现后期组的日常工作并非只是将讲解词简单镶嵌到音轨中混音，还包括许多从视障观众角度出发做的声音调整。
“比如说电影里的耳语部分，以正常的音量来放，明眼人会听不清，但他们可以辅以字幕来理解。而对于视障朋友来说，我们在处理时就得将这个地方的音量也调整得大一些。有一些声音可能没有那么大的功效，比如持续的爆炸声、枪声，如果担心这些会掩盖台词，我们也会做一些处理。我们最终还是要让音频和电影的原声去尽量地融合，不能说特别出戏。”陈中瑞说。
视障朋友认真“观影”。
陈中瑞很喜欢《西虹市首富》这部电影，自己在家里就看了两遍。一次他到了《西虹市首富》的无障碍放映现场，他看见一个小女孩在电影结束后拉着妈妈的袖子，上蹿下跳地说“妈妈我终于‘看’懂了”。“我们立刻去问到底是什么情况。妈妈解释说，以前已经带女儿去影院看过电影，感受到周围人笑时女儿也笑，但终归没有看懂，这一次看了无障碍版，她真的能完全‘看’懂了。视障朋友‘看’完电影后欢欣雀跃的瞬间，也给了我们特别多的鼓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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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见”是一个波浪式前进的过程
无障碍电影的制作是一个不断调试的过程。比如光明影院项目在讲解稿的撰写上就经历过几次大调整。陈中瑞举了个“颜色用语的去留问题”作为例子。一次团队在线下放映时，讲解到了有关颜色的词，跟现场放映时有项目成员发现，一个小女孩看完电影后，拉着妈妈的手问什么是红色。这给到整个项目组一个认知：颜色对先天失明的人而言是一种难以理解的抽象概念。在一段时间内，团队减少了在电影中讲述关于颜色抽象词汇的频率。
又在一次线下盲校电影放映中，团队中有人发现，有同学对“树叶是绿的”提出了异议：“你们说树叶是绿色的，但在我脑海里，它是红色的。”这说明视障人群其实有颜色概念，但同时也希望他们世界中的颜色是不一样的。在多番考虑下，团队又在讲解词中恢复了颜色用语，只是这一次，他们收缩了色彩方面的讲解，而提到更多的是色彩的隐喻意味，“我们后来会讲解红色是温暖、充满希望的，蓝色是冷静的。”陈中瑞说。
北京盲校公益放映。
光明影院项目给每年定下了制作104部无障碍电影的目标，希望能让视障人士每周可以欣赏两部电影，达到甚至超过明眼人的观影频次。陈中瑞介绍说，项目组会将制作好的影片送到各个地区的残联、盲协、盲校或盲文图书馆，但具体的放映组织和执行其实还要看各机构的安排。“地区机构的态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当地的视障人士能否接触到这些无障碍影片。”
无障碍电影的各地执行需要顾及的点在于方方面面，比如观影场地的协调、观影人力的统筹等。今年9月入学清华大学社会学系的梁江波有先天性视力障碍，他的第一份实习工作是在北京红丹丹视障文化服务中心。他也曾参与过组织线下的无障碍观影活动，他向本刊讲述了对助盲志愿者培训的过程。“既然要作为志愿者去和视障朋友接触，第一时间就要对视障者的基本状态有一个感性认识，所以一般在培训时，我会先让大家蒙上眼，有时可能是一起去走一走，有时可能是一起蒙上眼来感受一段视频。”
“光明影院”走进山西省吕梁盲哑职业学校。
除了各地区的执行以外，陈中瑞认为在社会共识、行业模式方面也还有更多事情可以去做，来推进无障碍电影的普及。“无障碍电影目前还没有在电影行业当中占据一席之地，这个过程需要全国甚至说全世界各界共同努力，光靠我们一个学校、一个项目，再怎么努力推进它力度都是不够的，所以首先在意识上需要全社会提升，行动才能到位，这还是需要全社会来共同达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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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看见”更广泛
当越来越多的机构、平台加入无障碍电影的制作，关于行业的标准也需要被讨论和细化。公开信息显示，光明影院团队提交了“面向视障者的数字电影音频描述制作打包与还原技术要求”，已获中国电影电视技术学会的批准立项。
此外电影版权也一度困扰着无障碍电影推广的执行者们，也受到电影界人士的关注。2019年“两会”期间，全国人大代表贾樟柯导演就与32名代表向大会提交了《关于发展我国无障碍电影事业的议案》，就无障碍电影的立法、版权限定和服务提升等方面提出构想方案。
聊到无障碍电影的选片时，陈中瑞提到除了影片质量，版权也是衡量的标准之一。由于“光明影院”是中国传媒大学与北京歌华有线联合推出，因而他们制作的大量影片就来源于北京歌华有线的版权库，但陈中瑞观察到，近期《马拉喀什条约》落地了，这或许会给无障碍电影推行带来一定的利好。
《流浪地球》无障碍版播放。
今年5月5日，国际版权法领域的第一个人权条约《马拉喀什条约》正式对中国生效。《马拉喀什条约》于2013年6月在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外交会议上缔结，对视障者权益保障具有重要意义。今年生效后，我国也相继完成了《著作权法》第三次修改以及针对条约制定规范性文件，这为在国内制作和向阅读障碍者提供无障碍电影铸造了法律依据。
可见的变化是，影视平台也在加入无障碍电影的制作推广中。在今年的国际盲人节，优酷就在其无障碍剧场上线了无障碍版《第一炉香》，其他平台也加入无障碍电影的实践和推广中。子伟也表示自己闲暇时常上视频平台“看”电影。“可能十几二十年前，我们要获知信息得通过收音机或听电视。但今天，视障者人人都有手机，有手机就能上网，跟大家一样，我们也可以通过各个视频平台去‘看’想看的内容。”
无障碍剧场带给视障朋友“听享”体验。
但在具体实施层面上，仍面临着不少现实问题。《马拉喀什条约》规定，精准为阅读障碍者提供无障碍版本内容才可不受版权约束。而要精准保证无障碍内容仅针对视障用户开放，仍需要权限平台与机构之间互通提供权限确认服务。中国残联迈出了第一步，在12月3日宣布，中国残联与阿里文娱公益宣布，双方合作的视障用户身份认证功能正式在优酷无障碍剧场应用。这解决了精准为视障人士提供无障碍版本内容的问题，也是今年5月《马拉喀什条约》在中国生效后，首次以规模化阅读障碍者为受益人，提供在线无障碍视听作品的案例。
中国残联与阿里文娱公益合作的视障用户身份认证功能，正式在优酷无障碍剧场应用。
平台与视障用户之间的交互适配是另一个问题。在接受南都娱乐采访时，阿里文娱移动技术负责人田径杯提到了视障人士使用APP时常会遇到的“体验痛点”：视障人士在使用手机时依靠于旁白模式的朗读，在不支持无障碍的APP中，旁白模式将会读取所有文字，这对视障用户来说使用体验会非常差。
“比如你打开视频平台，页面上视频内容分成好几部分，右上角是角标，右下角是剧集的信息，比如‘更新到12集’。下面是文字标题，比如《圆桌派》，还会有一段副标题介绍当前的更新内容，如果没有去做任何适配，用户就要听4段内容才能听到他想要的副标题信息，非常混乱。”田径杯举例道。
视障朋友可以为无障碍影视提供更多细节建议。
在无障碍剧场的筹备与优化中，田径杯所在的团队定期寻找视障测试人员来帮助，找出了许多更细微的调整。“比如说播放页，明眼人看视频大概3秒播放工具栏就能自动隐藏。但视障用户不知道隐藏了，还会想去继续操作，也不知道工具栏切到哪去了。这时候我们需要设置一个检测，在旁白或无障碍使用情况下，工具栏必须常驻在界面上，并且告诉视障用户状态栏显示着。”田径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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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看见更“及时”
与版权相关的另一问题是影片的“窗口期”。近年院线电影“上网”速度越来越快，但这种“加速度”并没有同步在无障碍电影中。子伟在采访中就提到，每当档期内有热爆电影上映、在社交平台形成广泛讨论时，他也会心痒痒想去“看”电影，但几乎只能实现“听”。“比如沈腾某部电影很火，之前《你好，李焕英》很爆，大家都会在各平台甚至生活中讨论，我们也会接触到信息。看电影也是一种娱乐方式和文化滋养，即使是干听，我也会想去电影院听。但我在线下看的无障碍电影，很多都是比较有‘年代感’的，就很难专门抽出时间去看。”
陈中瑞也注意到同样的问题。由于制作周期、各地区放映安排等因素影响，很多视障人士看到的电影是半年甚至一年前上映的，并没有“同此凉热”。“明眼人在电影上映后立刻看并进行了一波讨论，而当视障朋友‘看到’时，已经不是热点了，他们还是没能真正参与到社会范围的讨论中。”
对于构建观影同温层，让视障用户能及时、同步“观看”院线电影的问题，优酷法务部版权管理负责人王冀表示，在《马拉喀什条约》正式生效、中国修改《著作权》法后，需要找到商业规范与公益的平衡点。“《马拉喀什条约》解决的是印刷品阅读障碍者的权益问题，这个条约是国际条约，本身只解决了文字作品对无障碍人士提供的权利。中国《著作权法》（的修改）开辟了更适合做无障碍电影推广的土壤。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政府会希望我们对所有人士，无论是正常人还是残障人士都应该有一样的权益。缩短影视内容常规版和无障碍版上线的时间差，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2021年在北京国贸大望路的万达影城，电影《1921》开展了视障人士与普通观众同步观影的场次，首映会参与方之一便是光明影院。在现场潘悦发现，视障人士通过他们的讲述，可以感受到的东西和明眼人用眼睛看到的是一样的。“你觉得好笑的地方他们也会笑，某些段落他们也会偷偷抹眼泪，画面在说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了，他们也会自发地鼓掌。我才理解原来你给他们讲的东西，他们是能听懂的，也仿佛真的让他们‘看见’了。”
电影《1921》无障碍版放映。
一场场的“同步放映”将视障人士带到了与明眼人观影的同温层，但商业与公益之间的平衡，仍需进一步的探讨。
采写：南都记者 林文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