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灾荒导致的退却和变通
1.退却和变通的相关政策
1959—1961年发生了历史上少见的自然灾害，史称“三年困难时期”。《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二卷在写到“三年困难时期”人民群众生活状况和人口变动情况时叙述道：“粮、油和蔬菜、副食品等的极度缺乏，严重危害了人民群众的健康和生命。许多地方城乡居民出现了浮肿病，患肝炎和妇女病的人数也在增加。出生率大幅度大面积降低，死亡率显著增高。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总人口比上年减少1000万人。
这种状况迫使最高层从1960年开始对农村政策进行调整。中央指示各地有组织、有领导并发动广大干部群众参与“揭盖子”，揭露“五风”和“饿、病、逃、荒、死”问题的真相，特别是饿死人的数字要一个不隐瞒地逐级上报，并规定如隐瞒不报要给予撤职和开除党籍等处分，有直接罪责的要逮捕法办。
从1960年10月起，中央开始部署整风整社，以肃清人民公社化运动中出现的“五风”即，“共产风”、浮夸风、强迫命令风、生产瞎指挥风和干部特殊化风。11月，中央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其核心是要求全党用最大的努力来纠正“共产风”，并作出12条规定，重申“三级所有，队为基础，是现阶段人民公社的根本制度”；彻底清理一平二调；加强生产队的基本所有制；允许社员经营少量自留地和小规模的家庭副业；坚持按劳分配原则；恢复农村集市，等等。接着，中央又起草和制定了《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草案）》（简称农业六十条），进一步确定了现阶段人民公社的基本制度。
2.生产队的实践效果
上述这些政策的出台是最高层的迫不得已，但在农民群众中却得到了广泛响应。“人民公社六十条”提出的政策变通措施就像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一样在各地得到贯彻执行。地处边远地区的我们生产队把集体饲养的大牲口分到户喂养，人们在自留地里辛勤劳作，起早贪黑上山开小片荒，家庭副业也兴隆起来。人们的肚子问题有所解决，起码饿死的问题解决了。但未能从根本上解决人民公社所存在的过分集中与平均主义问题，农民和积极性和农村生产力仍受到束缚。
朝阳西照。
3.阶级斗争占据主导地位
原来实行的有效政策是权宜之计，一旦形势好转，在农村实施的有效措施又重新收回。最高层的一些人把贫穷的社会主义奉若神明，安贫乐道；把农民自主经营视为资本主义，一举根除。把“主义”视为奋斗目标，并没有把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愿望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
1963年提出“阶级斗争，一抓就灵！”阶级斗争就是两条路线的斗争。进而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说均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成为后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这些对阶级斗争夸大化、绝对化的提法，为“文化大革命”准备了理论武器。
二“文化大革命”是压垮生产队的最后一根稻草
如果不搞“文化大革命”生产队的简单再生产还可以持续，“文化大革命”成为压垮生产队的最后一根稻草。
1“共产风”沉渣泛起
经最高层允许，对度过灾荒有过积极作用的所有措施被停止实施。一些做法大跃进时期都出现过，“文化大革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在营造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治气候之下，社员的自留地、自留树、自留畜、小片荒等能够支撑度过灾荒的除社员劳动工具之外的劳动资料和劳动对象统统“归大堆”。
那时，把列宁的一句话：“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奉为圭臬，用来解释上述行为人正确性、必然性、合理性。因为是革命导师所说，农民无话可说。
其实，“归大堆”以后，统治者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随心所欲地支配或使用公有财产了。因为他们行使财产的代表的资格是宪法赋予的。好大喜功的统治者总想把自己手中可支配的财产搞得越多越大越公越好，以此可以无代价的使用，连“征用”的麻烦手续也省却了。
同时，堵住了资本主义的路(其实，这些“路”绝大多数是自然经济说是资本主义是非常不够格的)并不必然迈开社会主义的步。造反派在堵死农民生计的路之后却为自己开辟了积累“私产”的路。我村一位老中农的“私产”被两家造反派剥夺的事实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认知。
清朝末年，这位老中农的祖先由于孳生过多的人口，食物增长的速度赶不上人口增长的速度。于是，祖先就让他的三个儿子携家带口到一个有河弯的山根下开地。先是在山坡上搭窝铺，这位老中农的父亲在此基础上盖起了三间瓦房，他的南邻居（生产队书记）和北邻居（生产队妇联主任）趁“归大堆”之机占取为自己盖房子。南邻占去了老中农的出路盖起了四间正房，北邻占去老中农开垦的小片荒盖起了三间正房。“归大堆”之后归到了他们的名下，这与堵住资本主义的路背道而驰。
保留下来的生产队时期的民居。
马克思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其利益有关。”（《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82页）。造反派们也不能免俗，他们在阶级斗争的最前沿，经受“文化大革命”的洗礼，未能狠斗自己的私心一闪念，形“左”实右的嘴脸昭然若揭。
2.“平调风”干掉了社员的积极性
在农民的仅有的少量财产归公以后，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共”了，只剩下自己（但并不归自己支配，是带有奴隶性质的劳动力，这一点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力不同），公社就是把这一点仅有的“资本”也堵在了“平调风”上。
“文化大革命”前期，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后期注重“抓革命、促生产”。 马克思说:“任何一个民族，如果停止劳动，不用说一年，就是几个星期，也要灭亡。”因此，不能长期停工停课闹革命，革命是不能当饭吃的。但生产是在革命的框架下进行的生产，“平调风”就是这一时期生产的总特征和图景。
没有经历过“平调风”的人只能从字面上理解，但不知道它有多么厉害，有多么邪乎。我所经历的“平调风”不是轮换工，不是你给我干多少天，我再给你干多少天，而是在长官意志调控下，对一部分农民的剥削和压榨。
我记得，大规模的“平调风”是“文化大革命”后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1976年秋了，集中全公社的劳动力去给东安村修大寨田。工地是在两山夹一条狭窄的乱石岗上进行，任务是将乱石用个人的劳动工具启出来垒埂筑坝，挖山坡上的土填平造地。
全公社的劳动力会战于此地，住在东安村，每个村自带粮食集体开伙，参加会战的社员能混个肚儿圆（能吃饱），劳动过程就属超经济强制了。战场又在风口上，每天披星戴月，冷得要命，只好拼命干，汗水浸透了棉衣棉裤。
上述经历可以做一下分析。
“平调”全公社劳动力去给另一个村劳动，劳动的成果归这个村所有，社员劳动工分由出工的生产队记，等于该村工分贬值了，其结果是越干越穷。本村出工出力出粮食，利益跟本村半毛钱关系也没有。
对受益的村而言，他们并没有被“平调”到其他村去劳动，大冬天连东安村的热汤也喝不到，他们坐享其成等着别人造地供他们种，吃的是“免费午餐”，比之“大锅饭”还受用。“平调风”是一个村对另一个村的剥削，比之奴隶主对奴隶、地主对农民、资本家对工人的剥削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的社会主义能搞下去吗？
我所经历的“平调风”绝不止于这一次。还有一年冬天公社调动全公社的劳动力去给西台村造地修田，除了地点不同其他条件都相同，危害也相同。此不赘述。
上述“平调风”公社采用“大兵团”作战的方式进行，下述“平调风”公社采用组建“尖刀连”的方式进行。
1977年我被抽调到公社组织的兴修水利民兵连进行了为期一年的劳动活动，任务是给千树底村修水渠，变旱地为水田。其模式与给上述两村修地相同。修成之后，当需要浇地时河里也没了水。这个工程劳民又伤财，谁又对它负责呢？
3上行下效的生产队更是雪上加霜
公社搞“平调风”成了生产队的指挥棒，进而生产队使唤起社员来更加眼黑。修河滩造地，兴修水利也模仿公社的方式干了起来。这些活动除了造地取得一些成效外，其余皆是劳民伤财。
无效率的情况还有生产队的决策失误造成的劳民伤财。仅就我所在生产队而言，就发生过不少。一是修大口井从来没用过，二是建水电站用了半年电力部门就给通电了。
“文化大革命”把已经被证明不是促进生产力发展的方法重新利用起来并推向极端，“共产风”“平调风”挫伤了广大社员的积极性，作为粮食生产主体的广大农民的连自己的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文化大革命”成为压垮生产队的最后一根稻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