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禀刚明，才优经济，兼资文武，茂着声猷······论功应赏，不幸为权奸所构，乃陨其身，舆议咸冤。”-弘治帝朱佑樘对于谦的评价
景泰八年（公元1457年），石亨、曹吉祥、徐有贞三人趁景泰帝朱祁钰病重，且太子早夭，皇位后继无人之机拥立被景泰帝长期软禁于南宫的太上皇朱祁镇复辟，史称“夺门之变”或“南宫复辟”。明英宗朱祁镇复辟成功之后不仅将景泰帝废为郕王，还将对大明江山社稷有再造之功的兵部尚书于谦逮捕入狱，并最终以谋反罪名处死。
一生清廉正直、两袖清风，在土木堡之变后领导明军战胜瓦剌、避免明王朝像南宋那样被迫南渡另立而有再造大明之功的一代名臣最终却落得如此可悲的下场，不禁让人为之感叹唏嘘不已，却又无可奈何。从“天日昭昭”的岳飞再到“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的于谦，皇权专制之下残害忠良之事实在太多。
在为于谦的命运叹惋之外，很多人也会产生这样的问题：为什么夺门之变发生之时，身为兵部尚书、手握兵权的于谦不出面阻止呢？假如于谦及时调兵镇压了英宗集团的复辟行动，从而在景泰帝驾崩之后得以另立新君，如此一来，于谦能否避免最终的悲惨命运呢？
夺门之变发生的突然性，与英宗集团的实力
夺门之变发生在凌晨时分，且过程极为凌厉迅速，可谓雷厉风行，让于谦和病重中的景泰帝都根本没法反应过来，更不要说及时调集兵力加以镇压。
更何况于谦虽是兵部尚书，但英宗复辟集团的实力也不容小觑，其中石亨曾是和于谦有结拜兄弟关系的明朝名将，二人曾在京师保卫战中并肩战斗，为保卫京师立下汗马功劳。
夺门之变发生时担任武清侯、太子太师，手握重兵，而宦官曹吉祥是司礼监太监，手里同样握有兵权，又是沟通宫内外的关键人物。更何况英宗作为前任皇帝和太上皇，其复辟也具有一定的合法性与正统性。
如此一来，即便于谦有心镇压夺门之变，恐怕也难以与英宗集团对抗，一旦失败反倒会真的坐实谋反罪名，从而为自己的声誉添上一个难以抹去的污点。
于谦对明王朝的忠诚
于谦的一生真的可以用后来海瑞评价张居正的那句“工于谋国，拙于谋身”来形容，从幼年起，于谦就将“留取丹心照汗青”的南宋丞相文天祥视为自己的人生偶像，进入仕途之后也是坚持洁身自好，在官场贪腐横行的污浊风气中“出淤泥而不染”。
酿成土木堡之变的大太监王振当政得势之时，百官为了阿谀奉承他，每次入京都要敬献珠宝白银，唯独于谦不带任何礼品。
当时他的同僚还曾劝他就算不带金银珠宝，也应带一点家乡土特产略表人情，对此于谦回应是举起两袖，说他带来的礼品是“两袖清风”，而且还留下了《入京诗》一首：“绢帕蘑菇与线香，本资民用反为殃；清风两袖朝天去，免得闾阎话短长。”，由此留下了两袖清风的佳话。
在随后的官场生涯中，即使做到了兵部尚书（相当于现在的国防部长）这样的大权在握的高位，于谦也始终没有忘却自己的初心，一直兢兢业业、勤恳为国，在他和景泰帝的共同努力之下，经历了土木堡大败而元气大伤的大明帝国终于迎来了一段较为平稳的恢复期。
直到于谦含冤被斩后，前来抄家的官员忙碌一番后也只是从这个朝廷大员的家中抄出了景泰帝御赐的尚方宝剑、蟒袍而已，除此以外就没有任何多余的钱财，以至于最终收敛了自己前来抄家时的嚣张态度，带着敬意默默地离开了于家。
当初于谦拥立郕王朱祁钰为帝，也是因为正在塞外与瓦剌人一起“北狩”的英宗，已经成了瓦剌首领，也先要挟大明王朝的一张政治王牌，只要天子在手，也先便可以通过英宗向明王朝提出更多的无理要求。
如果当时的大明帝国就是一个资产雄厚的大银行，那被俘的英宗就是也先手里，一张几乎可以从这个大银行里无限提款的储存卡，而于谦拥立景泰帝让英宗丧失了天子的身份，也让也先手里的这张王牌银行卡彻底失效。
以至于在进攻京师失败之后，出于日后与明廷再次修好的需要而考虑不得不将其送回。由此可见，于谦拥立郕王的目的完全是在帝国江山社稷的安危考虑，而非出于争夺“策立之功”，然后通过拥立皇帝执掌大权的个人政治野心。
后来景泰帝病重之后，对于景泰帝帝位的继承问题，于谦也考虑到江山社稷的稳定，向景泰帝建议将皇位传给英宗之子朱见深。假如于谦完全出于个人利益考虑的话，为防止自己拥立景泰帝的行为，遭到英宗父子的清算，他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同意让朱见深继位的。
由此可见，于谦对大明社稷的一片赤诚之心，出于这片忠心，他就算得知了夺门之变的发生也会恪守臣节保持中立，而非利用手中权力加以干涉，给后世留下权臣弄权之名。这也就是于谦在夺门之变发生时，为何不出面阻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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