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唐）杜甫-《春望》
说起唐朝，大家可能第一时间想到的都是贞观之治、开元盛世。
诚然，唐帝国在其极盛时期确实开创过我国历史上数一数二的繁华盛世。时至今日，唐依然是中国人的一个身份象征与文化符号，以至于海外的华人聚居区都以“唐人街”为名。
然而即使是唐朝那么繁华辉煌的王朝，最终却也难逃中国历史上的王朝兴亡周期律的诅咒。
安史之乱后，曾经威震东亚的盛世大唐猝然陨落，在藩镇割据和外族入侵的内忧外患之下一蹶不振，以至于都城长安自安史之乱以来被五次攻破。
唐玄宗天宝十五年，长安第一次沦陷于安史叛军之手，后来唐王朝为从速平叛，不惜向回纥外族借兵，导致长安再次沦陷。
唐代宗广德元年时，吐蕃趁唐朝内乱之机攻入长安，烧杀抢掠一番之后便扬长而去。
到了建中三年，唐朝多个地方藩镇爆发叛乱，史称“四王二帝之乱”。唐德宗在叛军兵威面前不得不仓皇出逃，致使长安再度沦陷长达九个月。
最后在光明元年，长安再次被黄巢率领的起义军所攻破。
为何位于易守难攻的关中之地的唐帝国都城长安，会如此“难安”？以至于在唐帝国衰弱之后屡次沦陷？
四战之地的长安
作为拥有数千年历史的古都，长安位于富饶肥沃的关中地区，自古以来就是我国北方较为重要的农业产地，在战略地位上也是极其重要。中国历史上的许多朝代往往是得关中者得天下。
正因为长安有着如此重要地位，才让它成为了兵家必争之地，屡次遭遇兵燹之祸。
早在唐代以前，长安就曾多次遭遇兵灾，其中最著名的一次无疑就是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
作为帝国心脏的长安往往也是常遇兵燹的四战之地，这不得不说是“福兮祸所依，祸兮福所倚”。
唐末的藩镇割据
唐朝后期时，长安城的数次沦陷大多与藩镇有关。
在唐朝初期，唐军在对外作战中先后击败东突厥、薛延陀、西突厥、高昌国、高句丽等周边势力，疆域范围不断扩大，可谓东亚霸主。
然而当唐朝扩张势头放缓之后，稳固边疆地区、对已经占领的土地进行消化便成了当务之急，节度使制度由此应运而生。
从唐高宗时期开始，随着均田制的破坏，建立在均田制基础之上的府兵制也开始走向没落，府兵逃亡不断，流民四起。
严峻的社会问题迫使朝廷不得不加强对地方的管理。
到了开元时期，唐玄宗设立缘边节度使，节度使制度设立之处，对于加强地方管理、解决社会问题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然而到了安史之乱以后，由于中央势力的衰弱，加之唐王朝为尽速平叛而不惜对安史降将授予节度使之职，导致这些节度使尾大不掉。
最终成为了和唐王朝中央离心离德的地方割据势力。一旦这些藩镇发动大规模叛乱，长安往往就会处于兵锋之下。
宦官干政
唐朝的宦官之祸比起汉明两代更加严重。
汉明两代虽出现过严重的宦官专权擅政的情况，但汉明两代的宦官尚且只是皇权的一个代表，皇帝的一个代理人，本身必须要依靠皇权支持才能存在。一旦皇帝驾崩或者在皇帝面前失宠，专权宦官便会失去一切支持乃至于万劫不复。
譬如汉代的十常侍、明代的刘瑾、魏忠贤都是这个道理。
然而唐朝的宦官，却能够掌握中央禁军的军权，进而威胁皇权以及皇帝本身的安危，乃至于唐朝后期的许多位皇帝都死于宦官之手。堂堂天子却被竖阉之人玩弄于鼓掌之中。
发生外族入侵或者藩镇叛乱的危机之时，这些专权擅政的宦官们也往往只从个人利益出发，完全不考虑国家朝廷的安危。
譬如吐蕃入侵，席卷河西陇右之时，宦官程元振知情不报，吐蕃军队兵临邠州，唐代宗才得知详情。仓促之间准备不充分，导致长安被吐蕃攻陷。
除了谎报军情乃至知情不报以外，宦官还往往为了个人利益在藩镇之间挑唆争斗，从而从中渔翁得利，却把朝廷和都城置于危险的境地。
府兵制的崩溃
唐初军制沿袭北魏以来的府兵制，但随着可分配土地的减少、土地兼并的加剧，府兵制开始日益崩坏，最终到了天宝时期，“折冲诸府无兵可交”，唐玄宗不得不下令以募兵制取代府兵制，以南方财政供养中央，地方藩镇开销皆可自取自其同辖下的诸州。
府兵制崩溃以后，不仅地方藩镇能够通过自我募兵增强自身实力，唐王朝禁军的实力也大为衰弱，造成了唐王朝在军事上的外强中干。
长安自身的防御弱点
唐代长安城是在隋代大兴城的基础上修缮完成的，分为外郭城、宫城和皇城三部分，其自身存在着拱卫城池的城墙过长无法实现分兵布防的弱点。
为实现一定的防御效果，守城军队不得不投入大量兵力从而给后勤造成了极大的压力。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唐代长安城自身的防御缺陷可以说也是长安之所以“难安”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