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官员不愿贴近百姓，整天都在忙自己的事，即便没事可做，也要在衙门里歇着，不会到民间走一走。当然，也要分情况，当征收赋税的时候，要人们服徭役、服兵役的时候，官员就会到民间走一走了。那么，为什么他们不愿贴近百姓呢？
他们本身就是百姓的一员，从百姓中来，但没有回到百姓中去。从书生刻苦攻读开始，就已经注定了走不归路。科举考试之后，做了官，要想适应官场规矩，就要改变以往的初衷和志向，要拉帮结派，要行贿受贿，要媚上欺下，不然就会受到排挤。至于对待老百姓，只需要在口头上挂上“爱民如子”的称呼就行了，不必要真的去爱，也不必要真的体察民情。谁要是做了官还把自己看成老百姓的一员谁就是不懂官场规矩，甚至要被扣上阴谋造反的帽子。和老百姓走得太近了，就会树立个人威望，呈现一呼百应之势。而国家要树立皇帝的威望，哪里容许官员私自树立民间的威望呢？“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皇帝才是最大的官，才是最大的神，官员只不过是皇权的附庸，是官场的蠢物。虽然他们在民间会受到老百姓追捧，但在官场上会有“官大一级压死人”的现象发生。于是，官员们要对上级唯命是从，对下级声色俱厉，要是对待没有权力的老百姓，就更是大胆欺负了。
官员不愿贴近老百姓，纯粹是功利主义思想作怪。他们位高权重，而老百姓本身没有任何权力，只有生存权。要是生存权被剥夺了，老百姓就要起义了。官员当然不会剥夺老百姓的生存权，他们还要“牧民”呢。让老百姓种地，上交粮食给国家，同时官员要截留一部分，留作自己用。老百姓交银子，官员也要节流，叫做“火耗”，其实就是把老百姓交的散碎银子铸成大块的银锭之后，损耗的一部分银子，而官员可以在“火耗”上下功夫，多征收银子，以免“火耗”过多，但有时候多征收的银子比应该上交的银子还要多，连皇帝也没有根本治理的方法。于是，官员们就要在为自己谋福利的道路上狂奔了，哪里还顾得上老百姓的死活？他们来自老百姓，权力的来源也是老百姓，却只对皇权负责，对上级负责，不会对老百姓负责。皇帝的权力也是来自于老百姓，但登基之后的皇帝早就背离了权力的来源，变成大权独揽，睥睨天下的绝对权力拥有者。他要给各级官员赋予权力，于是，各级官员就是认为权力的来源是皇帝，而不是民间的老百姓。魏征看得比较清楚，对李世民作出君民犹如舟与水的关系的譬喻，生动形象，起码说明皇帝的君权来源。只是，各级官员并不那么认为，长期被上级指派，当然要听上级的命令了。只不过，他们会阳奉阴违，会做“两面人”，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就借助上级的命令为自己谋福利。要是征税，就加征税收项目；要是搞建设项目，就私自截留朝廷拨款；要是有救济的名额，就让自己的亲朋好友领了救济款；要是招临时工，就让亲朋好友都来做临时工，甚至能把他们提拔成吃国家俸禄的公务人员。如此一来，官员始终围绕自己的利益转，而不是围绕老百姓的利益转。
官员位高权重，基本上办事不求人，要是老百姓办事，就要求助官员了。那么，被求的怎么会去亲近求人的呢？要是官员深入民间，体察民情，一定是有求于老百姓了。他们到民间调查情况，不是要对前任亏空做一个全面了解，借以弹劾，就是要求老百姓交税、服徭役、服兵役了。也就是说，他们只有有求于老百姓的时候才会到民间走一走，也才会让人们认识他们的尊容。他们要先礼后兵，先是搞宣传，扩大影响，接着就要对那些不服管束的“刁民”动武，让别人也看看，起到杀一儆百的作用。这个时候，“爱民如子”的官员也就露出了锋利的獠牙。
上级催逼得紧，下级官员就要往下催，要是不管用，就要亲自抓具体工作，到民间了解情况，披挂上阵，搞宣传，同时搞强制性工作。要是谁不服，就直接抓住，投入大牢，不让一些“刁民”破坏安定团结的局面。只要任务完成了，不管采用什么手段都是合适的。只追求效果，而不注重方式方法，当然也就让人们有了“官逼民反”的说法。征收赋税的时候，有钱交钱，没钱交粮食，没粮食就牵走牲口，拉走猪羊，或者拆掉房屋抵税，把家里值钱的东西都带走，当然也就弄得怨声载道了；征收徭役的时候，要是有男人不愿去，就会有衙役们直接在他们脖子上套上铁链子，拉走完事；要是服兵役，就没有那么温和了，直接清查户口，把那些适龄男子直接带走，要是适龄男子不够用了，就要征收老头和小孩儿了。看看《古诗十九首》中的《十五从军征》和杜甫的《石壕吏》就知道战争的残酷了。如此一来，官员就走到了老百姓的对立面，当然也就挥刀向弱者了。难怪要“官逼民反”，不然又能如何呢？上级催逼得紧，他们也没办法。
古代官员不愿贴近老百姓，背离了权力的来源，偶尔要贴近老百姓的时候就走到了老百姓的对立面，难免要逼得一些人家破人亡，甚至逼得人们造反。或许，是权力惹的祸。要是所有的官员都这样，那就不是官员本身的错误，也不是皇帝的原因，而是封建制度的原因了。改变制度才会让人们获得当家做主的权利，而遵循“祖宗之法不可变”的皇帝和官员们都是享受制度红利的人，当然不肯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