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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9月下旬，红七军前委在平马决定红七军向外发展，并“定在十月一日出发，出发前一日南方局代表邓拔奇同志到，故改在四日出发。”
邓拔奇带来了中央政治局6月11日《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决议案，和9月3日《南方局给右江特委七军前委并右江全体同志信》。
1、红七军北上的缘起
10月2日，召开前委会议，由邓拔奇传达中央决议案精神，和中央要求红七军离开右江根据地去进攻柳州、桂林、广州的指令。
讨论时，邓小平、张云逸等认为红七军力量不足，完成中央下达的任务有困难；陈豪人、龚鹤村和邓拔奇则主张坚决执行中央指示。最后，邓小平、张云逸同意执行中央指示，“待走不通时再说”。
邓小平给中央的报告中记述这次前委会议的结果是：
“我们接受了这个路线，决定：
(1)改变军队编制为三师，留二十一师在右江作为发展一军的基础，由韦拔群同志任师长，十九、二十两师(每师两团)出发。
(2)因恐东兰士兵逃，同时与在桂黔边之第八军的一部联络，故大部由凌云转向河池，我及拔奇同志同到东兰布置右江工作及率原第三纵队出河池。
(3)在河池集中全军举行全国苏维埃代表(邓拔奇)的阅兵礼以鼓士气，并开全体党员代表大会。”
前委会议后，部队陆续离开平马。当红七军途经凌云县岗里屯时，与袁也烈率领的红八军第一纵队余部汇合，继续向河池前进。
邓小平和邓拔奇途经恩隆县北部的燕峒(今属巴马县)时，在燕峒召开右江各县区负责干部会议，布置红七军离开根据地后的工作。会后他们到东兰武篆与韦拔群率领的第三纵队到河池集中。
11月初，红七军各部到达河池。7日，召开红军第七军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这次会议，是“在接受立三路线下开的”。
大会仅开1天，首先由中央南方局代表邓拔奇传达中央6月11日决议案的精神和中央南方局给红七军的指示，“确定了第七军的任务是‘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三大口号之下，消灭两广军阀，阻止南方军阀不得有一兵一卒向以武汉为中心的首先胜利进攻，完成南方革命。
2、北上两个月的损失
执行此任务的红军战术是集中攻坚，沿途创造地方起义，迅速打下柳州、桂林，向北江发展”。
大会在接受中央这一指示后，“认为执行这一路线不是先下柳州，而是要先取桂林，因为下桂林后才能与外面政治影响联系起来。同时估量到打柳州的困难，也必须以桂林为中心向柳州推进才有可能。不过在庆远、融县应创造相当基础，对柳州取一个包围的形势”。
因此，决定“绕道庆远、融县先出桂林”。
大会后次日，全军集中改编为师团制。第一、三纵队改为第五十五、五十六团，编为第十九师；第二、四纵队改为第五十八、五十九团，编为第二十师；“第五纵队及计划中之第六、第七纵队改为第六十团、六十一团、六十二团，编为二十一师留守右江。"
全军举行了改编阅兵大会。
9日，红七军军部率第十九、二十两个师7000余人，从河池出发；韦拔群率特务连返回东兰，筹建第二十一师，坚持根据地斗争。
11日，红七军向庆远进军，途中攻克怀远镇。这时，“敌约数百人过河，据河而守，阻我去庆远，据报庆远有敌一团人”。
当时，发生了是否攻庆远的争论。
一种意见“以为在执行新的路线，应攻庆远，且很可能。反对的意见认为，庆远是敌人重镇，敌必出死力守之，没有攻下的把握，如攻不下，攻回甚难，并且我们到桂林有一条大江相阻，如不迅速渡过，敌一注意很难通过。”
持后一种意见的邓小平和李明瑞“不但不赞成攻庆远，也不赞成攻融县”。
争论结果，前委“通过了不攻庆远，攻否融县到天河看情形决定”。到天河(今罗城)后，根据渡河情况，决定不打融县(今融水县)，而经三防转移敌人视线，再到长安(今融安)渡河。
“次日，忽得报告说融县有一小河可徒涉到长安，故又临时决定到融县”。红七军行至天河四把村附近佛子坳，与来拦截的桂军覃连芳师遭遇。
这时，后面敌人也追来。红七军“前后作战，前胜后败，结果在天河附近与敌人相持三日之久”。最后，乃决定脱离敌人到三防。在三防因天雨，休整数日。这时，又发生了“进攻长安之争论”。
当时，战士们求战心切，大多数前委委员和指战员认为：“我军力量比敌军大，应进攻长安”，声言不打长安是“缺乏进攻精神”。
“经过党的干部分子大会热烈之争论”，否定了邓小平、李明瑞等“主张不取长安，绕道福禄过大江，过江后再战”的意见，“决议进攻长安。"
长安是桂北商业重镇。“其时长安已有重兵驻防了。敌人有两师，名义上六团。我们攻长安有五日之久，打得敌人胆寒，只有死守城内，白崇禧亲到指挥，斩断浮桥，背水死守，后得报告，敌人又加一师兵力，故决定撤退，退得非常之好，致敌不敢追出一步。长安作战的确建立了七军的威风，敌人称我军是全部的北伐老兵，但从实质上我们还是吃了亏”。
这一战红七军损失极大，子弹几乎打尽，干部死伤太多，部队疲劳，影响了士气。
红七军从长安撤退后，至福禄，向古宜前进。原拟经古宜到桂林，后闻古宜已有敌军教导师守对河(又一小河)无法过，乃改经绥宁、武冈到桂林。12月21日，红七军进占湖南的绥宁，住了一夜，即向武冈推进。
到武冈时，原本决定不攻，后因得报告只有点民团守，故决定攻城，攻下后可以解决红七军的服装、经济问题(都是当时的急迫问题)。武冈城极坚固，民团七八百人死守城内待援，我军攻城至第4日，几破城而入，遇敌援兵三团赶到，红七军分散围城，一时兵力不易集中，急促退却，以致损失不小，士气大挫。
第五十团团长何莽在攻城时牺牲。退出战斗后，红七军经新宁，过资源，突袭桂北的全州。1931年1月2日，攻占全州县城，才得到了休整的机会。
经过近2个月在桂、黔、湘边的艰苦转战，未攻下一座大一点的城市，部队却减员三分之一以上。
3、红七军的消极转战
这时，红七军官兵失败情绪甚浓。指战员们开始怀疑中央指示的正确性，迫切要求解答部队去向问题。为此，前委召开会议，讨论七军行动问题，决议目前不可再战，应有短期间之休息，并决定经湖南江华出连州、粤北江，至粤湘赣边界与江西红军取得联络。
并决议十九、二十一两师编为三团。会后，邓拔奇、陈豪人离开部队，去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
部队在全州筹得几万元经费，休息了3天。
桂军压来，部队立即南下，经灌县越过湘桂边界，7日，占领湖南道县。在此“仅驻两日知湘军已三方向道州前进，此时我军决不能作战，乃照原计划到江华。”到江华第3天，敌人又跟踪追来，部队边打边撤，翻过湘桂粤边的老苗山，又回到广西贺县的桂岭。
在桂岭住了4天，将红七军缩编为两团。干部降级使用。为振奋士气，龚鹤村任五十五团团长，李明瑞任第五十八团团长。两团组织比较完整，干部也较前充实，战斗力有所恢复。16日，红七军离开桂岭，出鹰扬关绕道东坡圩到星子。
21日，进占连州县城南郊商业区，在这里作了几天群众工作，并解决了一些经济问题。前委决定仍出星子经黄沙堡到北江。
2月1日，红七军经黄沙堡到乳源县梅花村(今属乐昌县)，与湘南特委取得了联系，得知中央召开三中全会，并看到紧急通告。前委决定在“梅花一带工作，一切布置均是在创造当地的苏维埃政权，发动土地革命斗争，并补充红军。”正当“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几天内有相当的成绩”时，“得报告说邓辉一团追来”前委“认为是大好机会，乃决定布置并消灭该部，谁知一接触方知侦探报告之误，敌人有三团之众，且有两团系由乐昌赶来之生力军。
结果经过五小时的最激烈的作战，我们不能不失败了。”这次战斗，虽歼敌千余人，但红七军也损失了700多人。
原师长李谦、原团长章健等牺牲，全军干部损伤过半。梅花战斗失败后，在小北江建立根据地已无可能，前委遂“决定速出乐昌向江西前进，找到赤区作一相当时期之休息”，以期与朱毛红军汇合。
4、红七军北上会师的成功
2月5日，红七军在乐昌、韶关间的杨溪口抢渡乐昌河(即武水)时，被敌截为两部，邓小平、李明瑞率第五十五团和第五十八团一部，渡河后向江西前进。张云逸率未过河的第五十八团大部和特务连、后勤工作人员等，转到另一渡口渡河，进入湖南。
第五十五团摆脱敌人后，经仁化转入江西境内大余的内岭。
2月8日，到达崇义，找到了赣南行委之一路行委(管大余、南康、上犹、崇义四县工作)，当即决定在该处工作，以崇义为中心创造巩固的苏维埃政权，深入土地革命，同时加紧创造党的工作及整顿发展红军。
发展方向是粤赣大道，实现扰敌后方的任务。并决定暂时取消前委，仅组织一团委，由邓小平“兼团委书记”。
在崇义休整20天，得到了敌人准备来的消息，当时赣南行委书记与一委员亦到，讨论结果，认为敌如来，群众基础极薄弱，红七军力量也不厚，很难站住，故决定到信丰去。
3月初，红七军团委决定派邓小平去上海向党中央汇报工作，团委书记由佘惠继任，政委由许卓代理。就在这时，“敌人两团及一些民团已来攻崇义城了”。第五十五团“未与作战即向过埠退去”，因去信丰之路被阻，遂北撤，到营前时，接到去上海途经杰坝的邓小平的来信，建议恢复前委组织，由许卓、李明瑞、佘惠、袁任远和张翼5人为委员，许卓任前委书记。
前委组成后，部队即向井冈山方向转移。到达遂川的大汾，得知永新是湘赣苏区的中心，遂向永新前进。
由张云逸带领的第五十八团摆脱敌人后，在梅花地方党的帮助下，在乐昌与坪石之间，找到渡口，乘夜偷渡过了乐昌河，进人湘南汝城县境，经三江口渡河转人桂东县境。这时，得知县黄泥潭有红军。
3月9日，攻占县，14日，在十都圩附近与湘赣边王震率领的红军独立第一师第三团会合。随即两支部队游击于湘赣边，并寻找第五十五团。4月初，终于在永新天河与李明瑞率领的第五十五团会合。
两部会合后，于4月底，在永新召开红七军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反对和清算了立三路线，检查以往工作，规定今后战斗任务，选出了新的前委。
5月中旬，在与红二十师、独立一师配合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斗争中，取得了安福战斗的胜利。6月间，又连克莲花、袁州、茶陵、安仁、遂川等县，军威大振。
7月22日，红七军到达中央苏区，在于都县桥头与红三军团胜利会师，编入红三军团序列。至此，红七军的历史任务宣告结束。
红七军主力奉命北上后，留下韦拔群、陈洪涛等少数干部在右江坚持斗争。根据红七军前委决定，韦拔群只带1个特务连回东兰，在此基础上，调集右江各县的赤卫军，扩编为六十一、六十二、六十三和独立团共4个团，组成第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政委陈洪涛，政治部主任陆浩仁。并组织了师党委，以陈洪涛、韦拔群、黄松坚为常委，陈洪涛任书记。
1931年1月初，在恩隆七里区乙圩召开红二十一师成立大会。红二十一师成立后，立即开展保卫革命根据地的艰苦斗争。
右江地区的形势随着红七军北上，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除东兰、凤山等县外，右江沿岸各县相继为桂系军阀侵占，右江特委和苏维埃政府被迫迁入恩隆七里山区，各县苏维埃也都转入农村坚持斗争。
1931年3月至8月，桂系军阀以东兰、凤山为目标，对右江进行了连续三次大规模“围剿”，革命武装力量活动的范围愈来愈小。1932年10月19日，韦拔群被叛徒杀害。接着，陈洪涛也于12月9日被叛徒出卖而被捕，22日在百色英勇就义。
从此以后，右江地区的人民革命斗争进入了极端困难的时期。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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