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总理去世后，邓颖超给侄子发电报：千万不要来京
周恩来（1898年3月5日-1976年1月8日）
1976年1月8日，是一个举国哀痛的日子，因为在这一天，深受人民爱戴的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周总理一生为了党和人民鞠躬尽瘁，在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永恒的丰碑。为了缅怀“人民的好总理”，《祖国》杂志特将周总理的侄子周秉钧发表在《亲情西花厅——我们心中的伯父伯母》一书中的关于回忆伯伯去世前后的部分内容编辑整理，以示纪念。
在伯伯最后的时间里尽了些孝道
1974年11月，我到北京参加空军保卫工作会议。那时，伯伯已经住进医院，我问七妈：“您什么时候去看伯伯，我想和您一起去。”七妈很严肃地看着我说：“我知道你的心情，但你先听我讲一个情况，然后你再看还去不去看他。伯伯住院后，中央有个决定，在他住院期间只能是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同志因工作需要，才能到他那里去。中央规定我每天可以陪他半个小时，我就一分钟都不多待。你要随我去看伯伯，那要请示中央。你看你还去吗？”
我一听，马上说：“那就不去了。您去看伯伯时，替我向伯伯问好，祝他早日康复！”七妈点头答应。从此之后，我再也没有提出过到医院看望伯伯，只希望伯伯出院后，自己有机会回北京再见伯伯了。可是，这之后再也没有看到伯伯了。
1970年秋，周秉钧与七妈邓颖超在西花厅。
在伯伯住院期间，有两件小事使我能稍微得到些许心理安慰。一是1974年这次，我带去些质地很好的大枣，七妈见到非常感慨：“噢，这么大的枣！你伯伯爱吃脆枣，我请桂师傅给他烤一烤，他一定喜欢。”二是1975年12月我回京休假，带了一些广东蜜橘，七妈见了说：“太好了，我拿到医院，可以榨汁给你伯伯喝。”
这两件小事，在我心里觉得，总算给伯伯在最后的时间里尽了些孝道！
一生中唯一一次未听七妈的话
1975年底的这次回京探亲，听到七妈说用小蜜橘“给伯父榨汁喝”时，我就意识到伯父已经不能吃东西，只能进流食了。
当天，在七妈起身去里间点眼药的时间里，她的秘书赵炜神态凝重地对我说：“有件事要告诉你，本来你七妈想自己说的，但是她一提起来就难受。”说到这里，赵炜的眼圈红了，“你要有思想准备，你伯伯的状况很不好。七妈嘱咐，如果有那么一天，你们都要守在自己的岗位上。她是没有儿子，即使有儿子，如果在外地，也不会让他回来的！”我听着听着眼晴就湿了，点了点头。
患病后的伯伯
从那之后，我的心情就非常的压抑。1976年1月7日晚上，我经广州回到部队。第二天晚上开个会，张文逸师长安排我发言。8日晚上，我正在开会，一个参谋突然叫我接电话。在这个时候，我最怕的就是电话电报了。还好，电话是我老婆打来的，但是她劈头一句就是：“你接到电报没？”我心里又“咯噔”一下：“哪里来的？衡阳还是北京？”因为当时我儿子在衡阳外婆家，如果是衡阳来的，充其量是孩子头疼脑热的，也不会是什么大事。直到此时，我还心存侥幸。但是，我老婆说：“北京的，只有一句话：听到消息后，千万不要来京！”我的心一下子就沉了下去。老婆问我怎么办，我说一定要回去，让她赶紧托人买机票。回到会议室，师长让我发言，我说我讲不了。他很奇怪，跟我回到宿舍，我如实说了，师长的眼泪就下来了。他马上准了我的假，还和我聊到凌晨2点多，都是忧心忡忡，不知道国家接下来会变成什么样子。
师长走后，我开始收拾东西，一夜未眠。9日凌晨5点半，我正躺在床上眯眼，师长打来电话，让我马上听广播。打开收音机，传来的就是哀乐。
我搭乘我们空军的便机到了广州。见到我老婆，却说没有买机票。此时，广州空军的领导也来了，直接把我拉到军区空军礼堂。原来，我老婆先是找到广空的一个处长，他本来说没问题，不必买票做客机，直接搭乘空军的便机就行。但是得知电报的内容后，就不敢做主了，去请示广空的朱云谦政委，因为有这份电报，朱政委也不敢定夺，只好请示空军司令张廷发。张司令最终还是问到七妈的秘书赵炜那里。
在军区空军礼堂，广空的领导们说，赵炜再次转达七妈的意见：按电报意思办。我说：“我一辈子听他们的话，但是老人都去了，我一定要去见他一面！”说到这里，连朱政委他们也都哭了。又代我再次请示空军司令，张司令的回答还是按电报意思办，并且说，总理有遗嘱：“不留骨灰，外地的孩子不要回来，尤其是秉钧在第一线，要坚守岗位！”我一听伯伯有这样的遗嘱，无论如何不能违背，马上要回部队去，但是广空朱政委说“你心情不好，就在广州休息几天吧”，就把我和爱人安排在招待所。
回到招待所，我躺在床上想来想去，觉得伯父不可能考虑得这么细了，还交代“尤其是秉钧在第一线要坚守岗位”，那么，这话如果是七妈说的，还有商量的余地。下午1点多了，我还是给七妈打了个电话。是秘书赵炜接的，我说，“让我坚守岗位的话，如果是伯伯说的，我不能违反，遗嘱是不能违背的。如果是七妈的意思，我还想争取一下。我和妻子两地分居，本来每年就有一个月的探亲假。我现在休的是自己的探亲假，不是请事假。”
赵炜在请示过七妈后说：“你七妈的意思是，如果征求她的意见，她仍旧不能同意你们回来，但是你们组织上有什么安排，她不管了。”赵炜还补充说，“如果你来，必须在11号之前到，否则看不见了！”我和妻子终于乘坐1月9日下午4点45分的航班去了北京。
七妈扑到棺椁上：“恩来，我再也见不到你了！”
1月11日上午我们兄弟姐妹六人及配偶和在京亲属到北京医院的告别室向伯伯做最后的告别。看着伯伯消瘦的遗容，没有人不哭，没有人不在默默想着和他相处的情景，室内除了哭泣声没有一点儿动静，空气像凝固了一样！人人围绕着他慢慢地挪步，眼睛不离他的面容，直到走出告别室。
七妈与伯伯做最后的道别
下午4：50，移灵前往八宝山。
当天，送灵的车队没走正门，从北京医院的一个侧门出来。但是，没想到，一出门口，就看见很多老百姓已经在此等候。车队最前面是开道车，其后就是灵车，紧跟着是当时中央副主席王洪文的车，随后是七妈的车，接下来是我们9名亲属代表坐的面包车。当天非常冷，寒风凛例。但是，一上长安街，人更多了，路两侧的人群挤得水泄不通，从东单到八宝山，一直没有中断过。人虽然多，但是很安静，只有哭声，气氛很压抑。
1月11日下午，秉德与秉建守望着伯伯的仪容，悲痛欲绝。
在长安街上，由东往西方向，除了车队外，没有车辆通行的，但是由西往东方向并未进行交通管制，车辆照行不误。不过，有一个感人的细节：对面所有的车辆，不论是公交车还是机关的车，遇到车队都会自发停下来，摇下车窗，等周总理的灵车通行，向人民的总理作最后告别。
长安街上送伯伯的人群
就在这时，我突然看见前面车上的赵炜隔着后窗向我摆手，我不明其意，以为她在给我打招呼，也摆了摆手。下车后，她才告诉我，七妈让她通知我们：不要哭！
下午6：05到了八宝山，秩序完全乱了，因为人实在太多了，都要再看总理最后一面。赵炜一下车，就拉住了七妈，然后告诉我们：一个抱着一个的腰，不然非冲乱不可。于是，七妈拉我姐手，我抱着我姐的腰，后面结成一串，但还是给冲散了。
在最后告别时，我看到伯伯的样子，脸特别特别瘦。据说，他死时体重还不到61斤。从出事后，我们一直没见七妈掉过一滴眼泪，直到这时：她才一下扑到棺木的玻璃罩上，大喊一声：“恩来，我们永别了，让我最后再看你一眼吧，以后我再也见不到你了！让我痛痛快快哭一场吧！”就泣不成声了。
七妈送给伯伯的花圈
七妈对我们讲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
1月12日，骨灰被安放到故宫一个大殿里供人吊唁，我们再次向伯伯告别。1月12日至14日，前来吊唁的各界群众不计其数！1月15日，在人民大会堂开了追悼会。在追悼会结束后，伯伯的骨灰安放在大会堂台湾厅。七妈让我们这些亲属、医务人员和身边工作人员留下，就在大会堂台湾厅开了一个短会。
七妈捧着伯伯的骨灰
她首先肯定了一点：医务人员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和责任。然后，又说：“中央对你们伯伯的评价已经高过了他的实际，你们不应有任何意见，在后事上我一句话没说，没提任何要求，中央怎么安排，我就怎么办。”“从土葬到火葬是一场革命，从保留骨灰到不保留骨灰也是一场革命。我和你们的伯伯1956年就相互约定，后故去的要保证先故者把骨灰撒掉。从大自然来，再回到大自然去，生生不已。”
七妈还满怀感情地对我们讲了一段语重心长的话，使我们深受教育。七妈说：
你们的伯伯他是党的人，他是人民的勤务员。你们不要仅仅把伯伯的关系看成是一个个的亲属关系，这就把感情降低了，而要提高到阶级的感情，革命的感情。讣告里所说的，今天悼词里的内容，你们都应该好好学习。
伯伯住院期间是非常遵守纪律的。毛主席、党中央对他非常爱护，在他住院时，为了保护他能够治好病、休息好，规定只有最负责的领导同志的范围才可以去看他，别人一概不能去看他。他能出来活动的时候，曾在西花厅约见过你们在座的。你们的伯伯是非常遵守纪律的，当小六回来的时候，小六想见他，伯伯向我挑战说：“小六回来了，你就是不带她来！”我说：“要遵守纪律，不能陷于被动。”因为小六最早去农村，坚持在插队的地方，非常坚定。我和伯伯对这个孩子，无疑的已超过亲属的感情，是革命的感情，非常喜爱她。但为了遵守纪律，伯伯采取了另外的办法，给小六通了电话。
伯伯在病中，主席、中央对他经常关怀。调去给伯伯治疗和服务的医务护理同志也来了，现在在座。他们得到党中央的最大信任，他们在政治上是可靠的，技术和医疗实践是第一流的。他们为你们的伯伯进行了精心的多方面的治疗，日以继夜、废寝忘食，伯伯在病中一再表示对他们的感谢。你们下一代在这方面没有任何提意见的权利。伯伯说“这不要责怪任何人”，这是我向你们转达的伯伯讲的话。
我还要讲一点，虽然你们都来了，我理解你们的心情。但为了打破旧习俗，我事先打电报通知了不在北京的不要来北京，在北京的当然已经在北京了。这个通知发出后，有几个表现得很好，尔萃、荣庆（伯伯胞弟恩溥之子)、保常，都尊重了我的意见，向我表示了慰问，没有来，很好。华章来了没有？华章的弟弟%uD7%uD7没有得到我的通知，昨天赶来了（赵炜：前天来的)不但大人来了，还带了几个孩子。我真不理解，他们对旧的习俗是什么观点，什么态度？！你们大概都感到我和伯伯对你们的要求是严格的。为了照顾他们的心意，我昨天允许他们去参加吊唁，今天我不能不把他们除外，因为今天人数限制很严。
还有，你们还有一个责任，你们不但对亲属，对凡是遇到的人的过分悲哀的，要劝导。你们要坚强，伯伯是坚强的！你们也应该坚强，要比伯伯更坚强，因为你们是年轻的一代，是下一代。
伯伯的死去是对你们一个很大的考验，我希望你们大家用不断改造思想，不断继续革命，来纪念你们死去的伯伯。
我在这里还要向你们讲一件事，就是赵炜同志跟我工作十年，在这以前在总理办公室工作十年，她对同志热情，很有原则性，我常让她告诉你们一些事，这都是我让她告诉你们的。我没有说的，没有把握的，她都要来问我，不会个人决定问题的。你们对她应该像同志般的信任。她为你们做了不知多少工作，生活、医疗……都是她替我和伯伯联系的，做了大量的工作，你们都应该对她表示感谢。她今后还要跟我一起工作，因为伯伯在病危时，握着她的手让她把我照顾好。
临别时，她和我们这些人逐个握手。轮到我时，问何时回部队。我说想在北京多陪她几天。她说：“那好，18号那天，你和姐姐到我这里来，就你们两人，弟弟妹妹就不要来了。”
“外面有任何传言都不要相信”
1月18日，我和姐姐如约前往西花厅。一进门，七妈就说我们：怎么还带着黑纱？纪念没必要通过这种方式，你看我们这里的同志都不戴了。
我们也只好把黑纱取下。
七妈先讲了伯父的病情，说从发现癌细胞到去世，大大小小做了十几次手术。1975年9月20日，在膀胱底部又发现了一种新的、更毒的癌细胞。这种癌细胞在2000例病人中才会出现1例。因此，就没有再动手术，病确实是治不好了。因此，“外面有任何传言都不要相信！”（当年，在其他领导人去世时，确实有一些传言，比如陈毅去世时，就有传言说是因为林彪授意医生手术不做干净等)七妈这样特意解释，是怕医务人员承担压力。
此外，七妈又解释说，追悼会那天，我让你们站在工作人员后边，是不想让你们出现在镜头上，太过张扬。后来，我们自己在琢磨，当时，“四人帮”正是嚣张的时候，七妈此举也是想保护我们。
然后，她又说：“你们还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
我是军人，不敢随便乱问。姐姐比较胆大，她第一个问题就是：“伯伯病重时，主席究竟有没有去探望？”七妈说：“你们都知道主席和伯伯是多年的战友，对伯伯是多么器重。但是，你们不知道伯伯病重时的样子，而且，主席身体也不好，见了面刺激太大，对两人的心情和身体都没有好处。”
我姐的第二个问题是：告别时，江青为何不脱帽？朱老总那么大岁数了，都还敬了个军礼。七妈解释说：江青同志有病，不方便脱帽。
朱老总送别老战友
后来我知道姐姐和小妹妹秉建在和伯伯遗体告别后，争取机会在伯伯遗体前照了一张相。我回到部队后，给七妈写信中提出希望得到一张七妈陪着伯伯遗体的照片，说：“以便增强我的斗志。”七妈委托赵炜同志给我回信中引用七妈的话说：“难道没有这张照片就没有斗志了吗？”说归说，七妈还是理解我的心情，不久真的给我寄了一张珍贵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