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时天津的“洋场”上曾经流行着一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词——博役。这是个典型的外来词，源于英文boy。从语言学角度讲，外来词是不同国家或民族之间经济、文化交流的产物。博役一词的出现自有其特定的历史背景及语境。
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清军失败告终，西方列强通过《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等不平等条约把包括天津在内的一些沿海城市辟为通商口岸，并凭借“片面协定关税”对洋货的保护，进一步打开了中国市场。此后，它们又在不平等条约的内容之外横生枝节，强行在一些通商口岸划定租界，作为在华扩张的基地。1860年至1903年期间，仅天津一地就先后建立了九国租界。随之而来的是外国人在华开设的洋行、银行等各类机构迅速增加，我国的海关、邮政管理权也相继落入洋人之手。由于这些机构中从业人员华、洋混杂，不同语言的交流成为必然。博役这个词正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虽然英语的boy一词在不同语境下有着不同含义，但那个时代，在中国境内的外国企业及由洋人掌控的海关等部门中，它作为职场用语通常是指听差和勤杂人员，在个别情况下也用来称呼练习生或学徒。按其发音转写为中文，就产生了“博役”这个外来词。
从翻译技巧层面看，将boy译为博役，是音译与意译的结合。如果把这两个字拆开来看，按照《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役”字的含义之一是“旧社会统治阶级使唤的人”，仆役、差役等均属此列。因而，当时国人对博役一词中的“役”字是容易理解的，而在其前边所加的“博”字，说起来也与勤杂服务人员的称谓有些渊源。在宋代，茶博士曾是茶馆中店小二的雅号。《水浒传》一书中就多次以茶博士称呼茶馆里的伙计。据野史记载，这种称谓起源于唐代一位官员对“茶圣”陆羽的戏称。
由此看来，将boy译作博役，译音准确、词义通达而又不失文雅，应当够得上严复先生提出的“信、达、雅”的翻译水准了。
其实，在此之前，汉语中早已存在着一个与博役含义相近的词——杂役。在我国古代，通常将官府临时设立名目征用民力所服的徭役称为杂役。后来，这个词也被用来称呼那些为官府做杂役的人。《宋书·蔡兴宗传》中已有“解遣杂役”的记载。及至清代和民国时期，杂役一词又被用来称呼旅店、客寓中的勤杂人员。我想，当时在“洋场”中之所以将汉语中固有的杂役一词弃之不用而引进一个外来词博役，主要是为了适应外国人的语言习惯。当然，这也决定了博役这个词使用范围的局限性。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陆境内的“洋场”不复存在，博役作为一种社会角色随之退出历史舞台，这个外来词也逐渐被人们淡忘。如今，即使在《汉语外来词词典》之类的工具书中也不见其踪迹。
好在笔者有幸与两位旧时代做过博役的老者相识。一位是我的邻居，年幼时因家境贫寒而辍学，在码头上收集洒落的粮食贴补家用。海关管事的人发现他很机灵，而且上过学，就让他当了博役，给海关里的外国人做“听差”。他工作非常努力，还利用业余时间到教会办的补习学校学习英文，后来升为职员。“文革”期间“清理阶级队伍”时，他履历表上个人成分一栏中填写的是“洋奴”。另一位是我在工厂工作时的师傅。他上高中时学过日语，曾在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做过博役，“文革”时期因此被扣上过“日特”的帽子。但提起那段历史，他总是强调当时自己是博役，不是工人。可见，博役在职场上的地位既不同于职员，也有别于工人；当时在中国境内的“洋场”上，博役这个词不仅通行于欧美国家开办的企业，而且在日资企业中也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