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宋人编录，取材广泛的著名类书《太平广记》，存留下从汉代到宋朝初年大量纪实文字，是后人研读这个时段种种社会情形的有益资料。
其中二四四卷，记有一则《皇甫湜》。其中说，唐代官员裴度，想请老友白居易，为洛阳福先寺撰写碑文；可极为自负的皇甫湜却大怒，说：“近舍某而远征白，信获戾于门下矣！”当时皇甫湜是裴度手下官员，所以认为舍自己而求远地的白居易，是得罪“门下”的。还说“某文若方白之作，所谓宝琴瑶瑟而比之桑间濮上也。”自己文章与白居易作品相比，己之高雅而白之低俗——自己是“宝琴瑶瑟”，而追求平白清畅的白居易为“桑间濮上”。真够“狂”的。
裴度倒大度，他真就让皇甫湜来写这篇碑文。碑文写成后，“约三千字”，皇甫湜一个字要“三匹绢”的高额润笔，讨价还价连“更减五分钱不得”。裴度一看，行，“依数酬之”。这花大价钱购下的碑文，经人们四处扩散，洛阳人纷纷前来“聚观”。当时曾读到此碑的高彦休记述：“愚幼年尝数其字，得三千二百五十有四，计送绢九千七百六十有二。”后来他见到福先寺一个老僧“师约”者，细细跟他说，数目和他算得一样。此碑文付出的润笔，实在丰厚。
现在这篇碑文，已经遗失，皇甫湜的文集中也无记载，所以后来一些学者，怀疑并无撰碑文之事。可钱锺书却判断：“然湜与白居易争名，或出传闻；碑文则（高）彦休目验，必非虚构。”一个学者怀疑说：“碑文至三千二百余字，何烦冗无法！为韩公《神道碑》，亦只一千六百余字耳。”《神道碑》的字数，时人已经认为极长了，此碑文三千多字，实在冗长，不可思议。钱锺书却一语道破：“殆贪润笔之丰”。就为贪图丰厚润笔，所以“词不裁剪，多多益善，以便计字索酬，如后世之稿酬欤。”为多得润笔，便洋洋洒洒写去，正像现在一些追求稿酬的人一样。钱锺书还调侃道：“不知碑头之题目、署名等亦与三匹绢润笔之数否。”题目、落款署名是否也给了每字三匹绢这样的价格？
钱锺书还提及后来一事。皇甫湜去世后，白居易写有《哭皇甫七郎中》一诗记悼。其中有这样两句：“《涉江》文一首，便可敌公卿。”白居易自注：“持正奇文甚多，《涉江》一章尤著。”（皇甫湜字持正），对他文章评价还颇高。对此，钱锺书不禁议论：“使湜真有夺去上门买卖之事，则居易雅量，古今文士罕比矣。”唯愿白居易有此“雅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