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军事，是一个国家的灵魂。
一个民族的盾牌，亦是一柄锋利的双刃剑。
人民既要用它来保卫国家安全，家庭幸福。
也要警惕其演变成吞噬文明的机器。
《尉缭》，先秦兵书中的一部。
先秦的重要史料，亦是先秦兵家的集大成。
可以学习其战争观和用兵之法，古为今用。
也要摒弃其中古代治军思想之糟粕。
《尉缭子》疑云争论
尉缭和《尉缭子》
《尉缭子》是成书于先秦时期的一部兵书，一经问世后，受到历代统治者和兵家的重视，唐魏徵将其收进用于治理国家的《群书治要》之中，在北宋神宗赵顼统治时期被编入《武经七书》，后世兵家多有引用，后来又流传到国外，影响巨大，是一部具有重要军事学术研究价值和史料研究价值的兵书。同时也是一部争议较多的兵书，疑点主要在作者和著录分类两点。
画家笔下的尉缭
一是关于《尉缭子》的作者学界仍然存在争论。
《尉缭子·天官第一》开篇第一句“梁惠王问尉缭子”中梁惠王应为魏惠王，战国七雄中魏国的第三代国君，公元前369年至公元前319年在位。据此可推断尉缭子生活在战国中期。而《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以大梁人尉缭为国尉。始皇十年（公元前237年）上距魏惠王卒年公元前319年八十余载，显然两个尉缭不会是同一个人。那么今本《尉缭子》究竟由哪一个尉缭所著？学界看法不一。
郑良树、华陆综等学者认为是梁惠王时尉缭所著，而裘锡圭、张烈、于勇波等学者认为是秦始皇时尉缭所著。
二是关于《尉缭子》的著录分类学界仍然存在争论。
《汉书·艺文志》在杂家类著录《尉缭子》二十九篇，在兵形势家类著录《尉缭》三十一篇。那么今本《尉缭子》究竟是杂家《尉缭》还是兵家《尉缭》？学界也没有形成一致的看法。
范文澜、陈济康等人认为是兵家《尉缭》，而裘锡圭、张烈、华陆综等人认为是杂家《尉缭》。
根据1972年在山东临沂银雀山一号汉墓发掘时，《尉缭子》残简与《孙膑兵法》等同时出土，经整理《尉缭子》残简内容与今本《尉缭子》大体相符。
长歌君认为《尉缭子》是一部成书于先秦时期的兵书典籍，这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尉缭子》是谁所著？未有关键性的史料证明，长歌君认为《尉缭子》作者不妨存疑。
当然无论是梁惠王时尉缭抑或秦始皇时尉缭所著《尉缭子》，无论《尉缭子》最初属于杂家还是兵家，都不影响其作为一部先秦兵书的性质，也不影响其具有中国古代军事学术研究价值和史料研究价值，将其作为一部军事理论著作的历史地位是不容低估的。
《尉缭子》内容导读
《尉缭子》自汉始，历代均有著录，然卷、篇数不等。今传世本共二十四篇，为天官第一、兵谈第二、制谈第三、战威第四、攻权第五、守权第六、十二陵第七、武议第八、将理第九、原官第十、治本第十一、战权第十二、重刑令第十三、伍制令第十四、
分塞
令第十五、束伍令第十六、经卒令第十七、勒卒令第十八、将令第十九、踵军令第二十、兵教上第二十一、兵教下第二十二、兵令上第二十三和兵令下第二十四。约一万三千字。纵观其主要内容，可大体分为两个部分。前十二篇主要论述作者的政治观、战争观，后十二篇主要论述军令和军制。
《尉缭子·治本第十一》
一是在政治观、战争观方面。
《尉缭子》具有朴素唯物主义的战争观，反对用唯心主义的天命观指导战争，提出“天官时日，不若人事”的进步观点。认为“兵胜于朝廷”，即军事胜利取决于国家良好的政治制度和措施。与此相对应，它批判了各种战争方面的迷信和神秘论。《尉缭子》将战争区分出正义和非正义两种不同性质，并对它们采取不同态度，反对不义之战，支持正义战争。
“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夫杀人之父兄，利人之货财，臣妾人之子女，此皆盗也。故兵者，所以诛暴乱，禁不义也”。——《尉缭子·武议第八》
主张“王者伐暴乱”的战争要以“仁义”为本，还认为“兵者凶器也，争者逆德也”，“故不得已而用之”，既要“慎战”，又不能“废兵”。
“明乎禁舍开塞，民流者亲之，地不任者任之。夫土广而任则国富，民众而治则国富。富治者，民不发轫，车不出暴而威制天下。”——《尉缭子·兵谈第二》
与众多法家学者一样，《尉缭子》认为农业是立国之本，强调推行“耕战”政策，主张发展耕织。《尉缭子》主张“权敌审将而后用兵”，“凡兴师，必审内外之权，以计其去，兵有背阙，粮食有余不足，校所出入之路，然后兴师伐乱，必能入之。”注重战前思想、物质和组织的准备，还专门论述了持久战问题，结合战国时的实际情况，强调战争一旦发动，就必须做好长期作战的准备，不能期望立即决定胜负。
《尉缭子·战权第十二》
二是在军令、军制方面。
《尉缭子》进行了大量的论述，重视将帅的政治品德和个人模范作用，要求将帅秉公执法，恩威并施，吃苦在前，临战忘生，为人表率。主张“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
“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乃明。”——《尉缭子·制谈第三》
治军必须先立法，执法必须严明，对触犯军纪者严惩不贷。
“将自千人以上，有战而北，守而降，离地逃众，命曰国贼。身戮家残，去其籍，发其坟墓，暴其骨于市，男女公于官。自百人以上，有战而北，守而降，离地逃众，命曰军贼。身死家残，男女公于官。使民内畏重刑，则外轻敌。故先王明制度于前，重威刑于后。刑重则内畏，内畏则外坚矣。”——《尉缭子·重刑令第十三》
《尉缭子》详细论述了将兵战败逃跑的惩处条令、基层队伍的连保制度、战场上各级将兵的惩处权限、部队营区的划分、作战编制与信号指挥、单兵训练与大部队演习等具体问题，并且在着装、徽章、从兵、戍边、宿营、车阵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规定，制定了较完善的战斗、内务、纪律条令。对了解和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史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当然，《尉缭子》中也存有明显的局限。如其在治军方面过分迷信暴力，主张用严刑峻法来维持纪律的执行，甚至鼓吹“善用兵者能杀卒之半”，暴露出法家刻薄寡恩的特点，是军队官兵对立的产物，不符合今天的治军理念，这是应该坚决摒弃的。
《尉缭子》现存版本
钟兆华《尉缭子校注》封面
华陆综《尉缭子注译》封面
有关《尉缭子》一书的整理、研究，较早着手的人是宋代张载，但这个注本早已失传，仅在晁公武《郡斋读书志》著录了张载所注《尉缭子》。现存关于《尉缭子》的研究成果，有钟兆华《尉缭子校注》（中州书画社，1982年）以宋本《武经七书·尉缭子》为底本，用出土竹简及二十余种其他版本进行参校，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另有徐勇《尉缭子浅探》（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华陆综《尉缭子注译》（中华书局，1979年）等也较有参考价值。
参考资料：
1.刘小树.中国历代兵书荟萃[M]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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