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仍然有很多人坚持非黑即白的历史认知，在近代尤其是新文化运动对儒学进行了彻底否定后，对儒学批判的声音就始终甚嚣尘上，由于负面评价层出不穷，直接导致了现代人对儒学产生了深深的偏见。
那么，儒学到底有多差？真的是导致古人热衷于升官发财的罪魁祸首吗？静夜史认为当然不是的，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
儒学的本质是工具而不是思想。
既然是“工具”，就没有指挥人们的能力和意志，就像新华字典不会告诉我们人生该怎么走一样，人们听从的，永远是使用工具的人，比如使用新华字典的老师，尊崇儒学的统治者。
所以儒学绝对不是指导人们热衷于升官发财的最终推手，人们热衷于升官发财而不是下海经商，是数千年来我国社会各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静夜史认为，我国古人之所以去当官而不是经商，主要有以下原因：
1、小农经济的决定作用
因为我国的疆域空前辽阔且适宜农耕，完全可以满足我国先民的自给自足，这使得小农经济在先秦时期就成为我国生产力的主流形式，小农经济最大的特点就是“封闭”，几乎没有互通有无的交易，这就让商业交换从一开始就显得非常多余。
因为没有商业环境，我国数千年以来，从未形成真正意义上的商人阶层，而没有商人阶层为本阶级争取权利，商人阶层就没有任何发展的空间。
从小农经济成为我国主流生产力形式后，我国社会就只存在两个主流阶级，即地主和农民阶级，其余的群体全部依附于这两个阶级，比如士绅依附地主阶级，手工业者依附农民阶级。
商人作为不从事农业生产的阶级，因为没有土地，因此在社会上没有话语权，也不能成为农民阶级的附庸。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人阶层的最佳出路，就是利用手中的财富投靠地主阶级。
今天的很多古装剧中，即便是富可敌国的富豪，也要逼着自己的儿子走科举道路考取功名，即便不是读书的料子也要花钱捐个官做做。这样做的目的，就是想方设法进入地主阶级，因为只有和地主站在一起，自己的财富才有可能得到保证。
在我国古代，商人转型最成功的当属秦国商人吕不韦，通过投资秦国质子异人，获得了丰厚的政治资本，最终成功转型成为地主阶级，而此时的儒学距离汉朝时期的“大一统”还有数百年时间。
而吕不韦之后的商人们，除了想尽一切办法勾结官僚，还不断通过手中的巨额财富购买田产，摇身一变成为地主阶级的一部分。
当有了社会地位，不仅财富得到了保障，还能够收获更多的财富，人们自然趋之若鹜。
2、统治阶层的推波助澜
之所以说儒学不是人们热衷从政而非经商德的最大推手，是因为在隋朝科举制度诞生前，当官从来没那么容易，九品中正制使当官成为门阀贵族的专利，普通民众即使想要当官，也几乎不可能。
而自汉朝开始全面繁荣的儒学，至隋朝已经过去了好几百年。
科举制度的诞生，一方面给了广大庶族通过自身努力跻身地主阶级的机会，另一方面又强化了“士农工商”这一根深蒂固的社会认知。
科举制度本质上和儒学一样都是统治者的统治工具，统治者通过吸纳大量掌握社会舆论的社会精英入彀，形成了“经商可耻，当官光荣”的社会风气，大量知识分子对跻身地主阶级趋之若鹜。
因为小农经济是帝国的经济基础，因此小农经济的稳定关乎帝国的生死存亡，在这样的情况下，商人阶层就成为统治阶级的眼中钉。
无论是陆地上的行商，还是海边的海盗，因为没有土地，首先统治者无法通过土地对其进行制约，其次虽然商人社会地位低，但他们拥有的巨额财富是地位较高的农民阶级所没有的，因此大量农民阶级为了生存愿意自贬身价投身商业，而农民的流失无疑会严重冲击小农经济的稳定。
在这样的背景下，统治者一方面对商人进行围剿，例如闭关锁国限制贸易，另一方面加强对民众教化，强化“经商可耻”的观念。
而在铁腕治商的同时，统治者也在想尽一切办法吸纳更多社会精英加入地主阶级，在这样，比如给予社会地位，让渡更多基层权益等。
通过一系列措施，商人被压制，地主阶级被发扬，社会稳定性大大提升。时至今日，虽然“金钱至上”的观念深入人心，下海经商不仅不是耻辱而是荣耀，但乐于当官的历史遗留依然在深深影响着今天的每个人。
多有疏漏，烦请斧正。
我是静夜史，期待您的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