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37年至1241年间，蒙古人开始入侵西欧。这一期间正是欧洲教权与王权激烈的斗争时期，无暇顾及蒙古入侵。
蒙古则凭借着游牧民族凶猛的战斗力和灵活的战术长驱直入。
汤因比在他的著作《历史研究》一文中，总结了游牧民族冲击文明地区的原因主要有两个：
“首先，游牧民族所处草原出现的严重干旱，导致他们不得不向外寻找新的草原；其次，临近的文明社会出现了统治的漏洞，游牧民族可以轻松征服该地区”。
我认为，蒙古军能在欧洲长驱直入与当时西欧自身的动荡有关，即西欧内部的动荡给蒙古入侵可乘之机。蒙古的入侵给欧洲社会造成了巨大的恐慌。
蒙古的入侵当时被教会称之为“上帝之鞭”，在面对蒙古的入侵之时，欧洲社会不堪一击，民众无法接受自己每天向上帝祈祷还会遭此祸患。
教会为了安抚人们、巩固自己的统治，提出了蒙古的入侵是“上帝之鞭”的说法，指出是因为我们世俗的人做的还不够，不够虔诚，上帝才会派人对我们进行惩戒，这也是上帝对我们的试炼。
在这样的一种思想下，人们更加信奉基督教、向教会捐赠以此来赎罪。在教皇方面，则是想要派出使节去探寻蒙古人对宗教的态度以及感化蒙古人信奉基督教。
此外，从12世纪40年代末开始，在西欧流传着这样的消息：
在东方存在着一个基督教的领袖祭祀王约翰，他同时也是皇帝。这一传说也激励着教会去东方寻找真正的祭祀王。从很早以前，拉丁传教士就曾沿着贸易路线进入蒙古帝国。
蒙古人的对外征服最初被证明是不利于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例如在1239年摧毁了最新建立的库马尼亚教堂，但不久之后，就被认为有利于传教，主要在于新成立的修士会得益于蒙古人取代穆斯林，统治西亚大部分地区，这使得公开布道成为可能，并使基督教信仰得到更为充分的宣扬。
在西方的相当一部分人心中，穆斯林主权的消失意味着基督教的传教活动摆脱了迄今为止遇到的障碍。蒙古人时期是基督教活动扩大的时代，尤其是东方教会在中国、中亚和西南亚的传教活动大大扩大了基督教的传播范围。
随着罗马帝国的衰落，东方已经从西方的视线中消失了，直到蒙古人的出现，东方才再次出现在西方的视野之中。
蒙古帝国的建立，将亚洲大部分地区统一在一个单一的政府之下，大大促进了东西方的商业活动，使欧洲商人能够直接与东方进行贸易，从而让中西交流进入一个相对“和平”的时期，人员、货物、技术交往更加方便、快捷。
蒙古的西征也再次打通了古代丝绸之路，使得这个商道再次繁忙起来，此后的西欧商人、传教士大都通过这一商道前往中国。
蒙古人的到来无疑对拉丁世界具有重要意义，他们对拉丁世界构成了威胁，冲击了拉丁世界的各个方面，引起了拉丁世界的恐慌，但是蒙古西征也为欧洲人提供了直接接触东方财富的途径，为十五世纪的发现之旅奠定了基础。
阿布霍德也曾说过：
“正是蒙古将原本支离破碎的地区整合起来，才促进了欧洲直接接触远东地区。蒙古人的征服使欧洲与中国的相互了解和交通在一切接触中断了至少四个世纪之后又得以恢复。”
蒙古人的到来给西欧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这些机遇存在于宗教领域和商业领域。西征打通东西方通道，促使西欧人来中国，往返这一商道的人在回到自己家乡之时，大多都腰缠万贯，通过他们的介绍和口口相传，促进了西欧人进一步探索东方，发现世界。
综上所述，我认为西欧与元帝国进行交往主要是基于以下因素：在政治方面：中世纪西欧四分五裂，在采邑制之下，国家是一个分散的政治联盟，各个封建主之间长期爆发战争。
中世纪的西欧属于神学社会，教皇掌握着整个西欧的最高权力，在这种情况下，世俗君主很难建立起一个统一、稳定的国家，再加上十字军东征的失败，更加加剧了西欧的不稳定；
十三世纪西方基督教世界既担心穆斯林对圣地的占领，也担心穆斯林从蒙古的铁蹄之下逃脱出来。
因此，出于现实政治的战略原因，教会希望与蒙古统治者接触，以避免未来的敌对行动，并希望建立一个联盟，以驱逐耶路撒冷和圣地的伊斯兰亵渎者。
拉丁欧洲还特别热衷于皈化鞑靼人，因为鞑靼人对伊斯兰的毁灭性打击似乎表明他们是上天派来扫灭基督教的死敌埃及的。
元帝国在进行对外征战之后，入主中原，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大一统国家，政治稳定，社会安定，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皇帝掌握国家的最高权力，中央对地方的权力很大，有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
在经济方面：教皇拥有西欧最多的土地。领主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将自己的领土不断的分割，导致自己的领土越来越少。
后期，随着西欧新兴资产阶级的兴起，封建领主才逐渐崛起；
元朝建立之后，打通海陆丝绸之路，鼓励对外贸易，丝织品远销各个国家，元大都是当时世界上中外经济和文化的交流中心。
元朝的统一并不一定会减少运输的总成本，但是它具有这样的潜质，只是取决于政策的选择而已。
一个政权做出的主要贡献是以“法律与秩序”为根基，减少不可预估的保护租金。
在统一的状态下，通过消除贸易竞争和规范通行费，这就使运输成本可以预估了；思想文化方面：西欧以基督教为全民的最高信仰。
正如恩格斯所说：
“中世纪把意识形态的其他一切形式—哲学、政治、法学都合并到神学中，使它们成为神学中的科目”。
在教会的精神统治和学校的文化氛围的双重影响之下，人们的思想被禁锢。元朝信奉儒家思想，并且实行宗教宽容政策，各个民族文化相互学习，借鉴与融合。科举制度的盛行，也使得整个社会读书蔚然成风。
此外除了上述背景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背景就是早期蒙古和西欧之间派遣使者也激励了后期元帝国与西欧的往来。
在蒙古西征之时，西方曾先后派遣约翰·博朗嘉宾、阿思凌·隆巴儿底、安德·龙如美和威廉·鲁布鲁克使团来到东方传教。
在早期的交往中，派遣的都是传教士，但是他们又带有一定的政治使命，虽然在早期往来中，西欧使者得到的基本都是傲慢的回信，但是蒙古对使团的照顾和优待，以及对基督教的宽容政策都激励了后期更多的传教士来华传教。
十三世纪是人口的扩张时期，欧洲的人口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而且人数还在增长。虽然大多数人仍然很穷，但是城镇甚至乡村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多样化。
人们发展了新的技能，包括技术、知识，甚至军事技能，而这些技能正变得越来越容易获得，并且被广泛使用。随着交通得到改善，人们在各个方面交流比以往更多。
新兴的西欧资产阶级，也渴望向外发展，向东方寻求财富。元帝国在征战过后，想要由一个游牧民族过渡到农耕文明，也要适应社会的发展，必然要顺应历史潮流。
在整个历史长河之中，人类之间的交往包含和平往来和暴力冲突，随着社会的不断向前发展，暴力冲突必然会被和平往来所取代。
所以说，此时西欧与元帝国的交往不仅仅是因为地理、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相关，更大的是顺应历史的发展潮流以及双方的发展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