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史记》只说“网罗天下放失旧闻”，当时还没有新闻之一说。但新闻既然是一种社会现象，就有它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研究新闻学，需要对新闻这种社会现象进行历史考察。
追寻新闻史迹
在《史记·太史公自序》里，司马迁追述了他为写《史记》而四处游历的采访历程：“迁生龙门，耕牧河山之阳。年十岁则诵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上会稽，探禹穴，窥九疑，浮于沅湘。北涉汶泗，讲业齐鲁之都，观孔子之遗风，乡射邹峄。厄困鄱薛彭城，过梁楚以归。于是迁仕为郎中，奉使西征巴蜀以南，南略邛笮昆明，还报命。”他还在一些文章中，如实交待了自己写作的新闻来源。
司马迁采访所到之处，都是重要史实发生之地。他访问当地百姓，实地考察历史遗迹，获得了大量第一手新闻资料。他去伪存真，反复筛选，为日后写作《史记》积累了宝贵的史实。深入细致的采访，使他有机会接触下层人民，熟悉了民间语言，领略了不同的山乡风貌和民俗村情，这都是必不可少的调查研究活动。事实上，我们在《史记》里也确实找到了古代一些比较原始的新闻传播现象，看到了近代新闻产生很早很早之前的一些新闻史迹。
比如，《史记·陈涉世家》记载着，秦末，陈胜、吴广在大泽乡（今安徽宿县乡下）举行农民起义的时候，夜里，吴广在丛祠中生起篝火，偷偷地学狐狸叫：“大楚兴，陈胜王！”描述了当时动员起义的生动情景。这也可以说类似今天口语广播的一种新闻传播现象吧！这个“篝火狐鸣”的故事，想必早已在民间流传着、或者已经作为史料记载下来，后来才在太史公笔下出现的。如果这个故事在发生的当时就有条件像今天一样及时而广泛地传播，那它岂不也是一条很重要很精彩的新闻吗？
又如，《史记·高祖本纪》记载着，汉高祖刘邦从起兵到取得最后胜利，在这整个过程当中也出现了好几次新闻传播现象。先说刘邦起兵。当时，陈胜、吴广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号为张楚，声势浩大，各郡县子弟纷纷杀县令响应起义。刘邦故乡沛县的县令心里害怕，也想不如趁早响应农民起义。当时在沛县衙门任职的萧何、曹参劝县令说：“您是秦朝的官吏，现在想背叛秦朝，响应起义，只怕沛县子弟不听您的，不如召集流亡在外的人回来，借他们的力量挟制沛县子弟，大家就不敢不听。”
这样，县令便派樊哙去召流亡在外的刘邦。刘邦带着数十百人回来了。县令一看，后悔起来，生怕有变，竟关闭城门不让刘邦进城，还打算杀掉做此建议的萧何、曹参。萧、曹二人只得偷偷越城而出，投靠了刘邦。刘邦乃“书帛射城上”，告诉沛县父老说：“天下苦秦久矣。今父老虽为沛令守，诸侯并起，今屠沛。沛今共诛令，择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应诸侯，则家室完；不然，父子俱屠，无为也。”意思是说，天下受秦之苦受够了。
现在父老们即使替县令守城也守不住，起义军各路诸侯并起，马上就要杀进县城。沛县人现在起来一同杀掉县令，选择子弟可立者立之，以响应起义，则家室可以完好；不然，父子都遭屠杀，无谓了。城里父老接到这封帛书后，果然率领子弟一同杀掉县令，打开城门迎接刘邦。于是，刘邦被拥立为沛公，收沛子弟两三千人，正式起兵反秦。这“书帛射城上”的帛书，拿今天的新闻术语来说，也是一篇相当漂亮的“公告性新闻”。
刘邦写在绢帛上的这封公开信，50多字，相当口语化、通俗化，简单明了，晓以利害，很能打动守城父老的心，效果不错。当时还没有像今天这样的传播技术，只好用弓箭把它射到城头上去。弓箭就是一种原始的传播手段。后来刘邦最先进入关中，接受秦王子婴的投降，又西入咸阳，封秦重宝财物府库。刘邦又派人跟同秦吏一起，下到各县、乡、邑去传达这个精神。秦人听了大喜，争着拿牛羊酒食来劳军。刘邦推让不受，说仓库里粮食多着呢，东西不缺，不烦费大家了。秦人更喜，惟恐刘邦不王关中。
这“约法三章”也是一篇好新闻，不过100多字，政策性强，又通俗。传播的办法不是靠帛书写公开信，而是靠召集父老开会传达。刘邦的新闻宣传工作做得不错，特别是针对秦朝苛法，宣布约法三章，简单明了，又派人下去深入传达，很得人心。最后该是有名的垓下决战了。这一次是淮阴侯韩信“将三十万自当之”，大败项羽于垓下。项羽兵少食尽，汉军围之数重。夜里，忽闻四面皆楚歌，项羽大惊，以为汉尽得楚地，乃连夜与麾下的八百骑兵壮士溃围而走，“是以兵大败”。最后被追杀到乌江附近，自刎而死。
这“四面楚歌”乃是汉军发起的一种政治攻势；从新闻角度来看，也可以说是一种新闻传播现象。关于“楚歌”，后人有不同的理解，一说是口唱的，一说是萧吹的。不管唱也好，吹也好，反正是用楚声楚调来传递一种信息。据《史记·项羽本纪》记载，当时项羽对这个信息的反应是：“汉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因此，他的斗志受到很大的影响。
司马迁的新闻观
《史记》里经常读到的“太史公曰”，则属于评论形式。它的性能和作用比较独特，值得深入探讨一下。一般说来，史记和新闻报道一样，都是用“事实”说话的。史记记述历史事实，新闻则报道新近发生的事实，都要求如实地反映客观实际，视真实性为自己的生命。同时，它们又都在用事实“说话”，于叙事中流露出倾向性来。明末清初学者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叙事中即见其指者，惟太史公能之。
《平准书》末载卜式语，《王翦传》末载客语，《荆轲传》末载鲁勾践语，《晁错传》末载邓公与景帝语，《武安侯田蚡传》末载武帝语，皆史家于叙事中寓论断法也。后人知其法者鲜矣。”顾氏的确说出了司马迁修史的一种特殊艺术，即在客观叙述中很自然地流露出作者的倾向性来。今天的新闻学很讲究“客观报道”。其实，早在2000多年前，伟大的“记者”司马迁就已经在熟练地运用这种“客观报道”形式了。
“于叙事中寓论断”，就是其中的一种；其他还有“信以传信，疑以传疑”，“两存其说”，“纪异而说不书”等等。借书中人物之口发表意见，则是“于叙事中寓论断”的一种常用方式。比如，《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里就借诸生的反应，说明叔孙通是个谀儒，很会讨好主子。当初在秦廷，他就以面谀讨得秦二世的欢心。后来降汉，他又为汉高祖定朝仪，讨得汉高祖的欢心，汉高祖刘邦说“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特赏给他黄金500斤。叔孙通每次讨好主子，其学生都有反应，话虽不多，却很生动。
在列传中司马迁自己并没有直接出面评论，只在叙事中借诸生之口，就给叔孙通这个“皆面谀以得亲贵”的典型人物下了论断。除了借书中人物之口发表意见以外，《史记》还借《黄鸟》、《甘棠》等诗歌，借民间童谣谚语，借讲故事等各种方式寓论断，自然地流露出作者的倾向性来。“客观报道”的基本方法，就是通过事实及事实本身的逻辑和形象来“说话”。
倾向性就藏在事实的客观叙述之中，藏在“潜台词”里，让读者自己从字里行间自然地得出结论。因此，《史记》的文章很少说教味道，作者的观点从不强加于人。这就是司马迁修史的一种特殊艺术，也是《史记》文章那样地耐人寻味、令读者越咀嚼越有味道的奥妙所在。《史记》既是实录，又带有倾向性。这二者是辩证统一的，它们就统一在“用事实说话”上。
结语
这样看来，如今新闻记者运用的“十八般武艺”，包括“消息”、“通讯特写”、“报告文学”、“记者述评”、“短评”、“编者按语”、“调查报告”、“时事综述”、“专题报道”、“新闻资料”、“内容提要”等等，几乎都可以从《史记》的结构形式中找到它的原型。这些体裁和样式，在《史记》整体结构中各占一定的位置，各有其特殊的性能和作用。细细揣摩一下，对于新闻记者精通自己手中的“十八般武艺”也将很有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