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春洲】
提及中国历史上的唐太宗李世民，想必大家都不会感到陌生。
从助父太原起兵，平定各路诸侯，再到定鼎长安，发动玄武门之变，成就贞观之治。他三征高丽，抗击东突厥，平定吐谷浑，统一高昌，是华夏一家的“天可汗”，为唐朝世界性帝国的缔造奠定了基础。
同时，在我们传统的史论中，唐太宗也是一位勤政爱民的明君。他广开言路，扩大文官统治阶层，颁布宽仁慎行的《贞观律》，践行民贵君轻的统治理念，是中国古代帝制时期功绩突出的英主。
如果我们拓展视野，着眼于世界，伟大的唐太宗在世界文明史中又有着怎样的评价、记忆与书写？拥有异域之眼的各国学者又是如何看待这位名垂青史的中国君主的呢？
从学术图谱上看，西方唐史重镇在英国首推剑桥大学。这里先后产生了一系列名家名作——蒲立本及其代表作《安禄山叛乱的背景》、崔瑞德的《唐代财政管理》《唐代官修史学》和他主编的《剑桥中国隋唐史》、麦大维的《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等等。
与英国一枝独秀不同的是，北美隋唐史研究则呈现遍地开花的景象。斯坦福大学的芮沃寿对于佛教的精深探索、康奈尔大学彼得森对唐代藩镇的研究，以及伊利诺伊香槟分校魏侯玮与伊佩霞对唐代礼制与士族的研究均各具特色。
日本汉学在战后，京都与东京两大学派围绕中国古史分期问题，展开了一系列讨论。隋唐史的研究也在此背景中展开。京都学派代表人物内藤湖南、冈崎文夫、宫崎市定、宇都宫清吉、宫川尚志、川胜义雄等，主张用中国历史发展的固有规律把握中国史。其中，内藤湖南的“中世贵族论”以及“唐宋变革论”最为著名。东京学派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影响，代表学者为白鸟库吉、加藤繁、前田直典、西嶋定生等等。
种族、宗教与文化向来是海外汉学所特别着力的领域，因而分析太宗时期的历史功绩与政治特色时，上述几个方面便格外被西方学者所留意。下面具体给大家介绍几个例子：
格鲁塞的《草原帝国》认为，唐朝最明显的特点是帝国扩张。通过一系列大的战役，它的疆域甚至超过汉朝。唐朝在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并在朝鲜的平壤，越南的河内等设有长住官都护府。当时世界上，只有中东的穆斯林阿拉伯人的帝国能与之匹敌。由于唐太宗的丰功伟绩，一个不可预知的中国，一个英雄史诗的中国，在令人惊奇的亚洲出现了……现在汉族人征服了游牧部落，并改写了几千年来一直延续着的文明史。
斯特恩丝在《世界文明》中这样记录：“唐朝建立了一个比此前的汉朝范围大的多的帝国，其疆域远超今天中国的面积。”韦伯更是毫不吝啬的赞美“作为中国版图和文化的真正奠基人，唐王朝彪炳千古。”
这些西方学者主要是从世界历史演进的对比中，突出李世民在国家疆域与种族交往中作出的历史贡献。
《剑桥中国隋唐史》中，崔瑞德的评价又将太宗时期和谐的君臣关系纳入到评价范畴。他认为对后世的中国文人来说，太宗代表了一个文治武功理想地结合起来的盛世：国家由一个精力充沛但聪明而谨慎的皇帝治理，他牢固地掌握着他的帝国，同时又一贯谦虚耐心地听取群臣，这些大臣本人也都是卓越的人物的意见。太宗的施政作风之所以被人推崇，不仅由于它的成就，而且由于它接近儒家的纳谏爱民为治国之本这一理想，另外还由于它表现了君臣之间水乳交融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