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 巍
四川大学杰出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院长、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所长，兼任四川省历史学会副会长等。主要研究汉唐考古、西南考古、西藏考古、文物学与艺术史等。发表论文200 余篇，出版学术著作多部。
1984年11月，西藏自治区文管会的更堆在拉萨城区西郊约五公里外的曲贡村进行文物普查工作。这位毕业于四川大学考古专业的藏族考古学者细心地在村边一处台地的地面发现了一些陶器和石器的残片，多年来的职业训练养成了他敏锐的眼光，他立即意识到：这里很可能是一处早期人类生活的遗址所在地。1989年7至8月，他的川大同班同学、时任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边疆考古中心主任的王仁湘进藏考察，更堆将这个重要的信息告诉给了这位经验丰富的汉族考古学家，接下来的1990年，由汉藏两个民族的考古学者们组成的曲贡遗址考古队进入现场，对这处深埋在西藏高原腹心地带的史前遗址展开了首次考古发掘，由此揭开了曲贡遗址的神秘面纱，一举成为西藏史前时代意义重大的考古新发现。
1990年代的曲贡遗址远眺
曲贡遗址是继藏东昌都卡若遗址的发现之后，在西藏高原腹心地带发现的又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年代距今约3500～3700年前。曲贡遗址位于拉萨河谷北缘、色拉乌孜山山脚下的洪积砂土层上，地处雅鲁藏布江中游宽阔的河谷地带。雅鲁藏布江的支流拉萨河谷平原长约20公里，南北宽约8公里，海拔高度3658米，平原上有宽广的河漫滩，河谷两边的山地不算太高，河谷溪水的沟口发育有较大的冲积扇，在山麓地带形成宽广的洪积扇和山麓平原，这样的地形除了易受到洪水冲击的不利因素之外，便于利用河谷洪积层所积淀的各种养分，也便于取水，较为适合农业耕作，现代农田也主要分布在这样的地带。据考古学家们推测，遗址原来的面积约达1万平方米，因洪水冲刷和修路取土造成较大破坏。从曲贡遗址的性质来看，或许并非是一处人们的居住聚落，在遗址中未发现房屋居址的遗迹，但却发现大量灰坑和墓葬。
曲贡遗址带给我们的文化面貌特点鲜明，丰富多彩。首先，遗址中出土有大量石器、陶器，陶器制作精美，采用了“磨光暗花技术”来装饰器表，这种特殊而进步的磨花工艺十分引人注目。所谓“磨花”，就是在陶器表面先刻划出纹饰图案的轮廓线，在轮廓线内用磨光的方法将所要表现的纹饰以打磨。磨光纹饰周围留有糙面或与糙面部分相间，从而通过与周围糙面的明暗反差对比来表现纹饰图案。通过这种工艺，使光亮的纹饰图案与器物表面的糙面形成对比，更加突出了纹饰图案的精致和华丽，此种费时费工的工艺显然完全是为了满足人们的审美和精神需求，已经超越了纯粹追求实用的效果。此外，曲贡遗址中发现的两件动物堆塑，一件为猴面，一件为鸟首，造型写实生动，也充分体现了曲贡先民的泥塑造型能力和水平，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出土的这件猴面陶塑已具有原始宗教艺术的因素。
早期墓葬M209号墓坑
曲贡遗址考古发掘现场（1990年）
迄今为止有关西藏高原史前游牧业起源比较确切的证据，也发现在曲贡遗址。从遗址中出土了相当数量的动物遗骸，大都是从发掘探方的地层和灰坑中出土的破碎骨片，也有少量出土于墓葬作为杀殉的动物入葬。动物骨骼总的来说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人们食物弃置的残余，第二类是完整的骨架。经鉴定，其种属有牦牛（Bosgrunniens L.）、绵羊（Ovisaries L.）、鹿，种名未定（Cervus sp.）、麝（Moschusmoschiferus L.）、野猪（Susscrofa L.）、藏野驴（Equushemilisriskisng Moorcroft）、狗（Canisfamiliaris L.）、秃鹰（Aegupiusmonachus(L.)、涉鹰（Wading bird）等多个品种。其中的牦牛、绵羊都属于家畜，应是西藏高原早期游牧业的产物。曲贡遗址出土的牦牛标本将家牦牛的驯养历史推到距今3700以前，表明当时拉萨河谷的原始居民已驯养了牦牛，这也是迄今为止西藏高原有关家养牦牛时代最早的考古实物材料。
在曲贡遗址中已发掘的、有兽骨出土的35个探方和16个灰坑中，绝大多数都有牛的骨骼、牙齿或角心骨，说明当时牦牛已经具有一定的数量，很可能成群放养。曲贡遗址中出土的羊骨也很多，在许多探方和灰坑中都有零散的肢骨、牙齿、下颌骨和其它骨片出土，不少残骸经过火烧已炭化，说明羊也是当时人们饲养的主要家畜之一。在第五号灰坑中出土有一个较为完整的绵羊颅骨，从测量数据上看，这种绵羊是体形相当大的有角绵羊，动物考古学家周本雄先生推测这种“藏系大角绵羊”很可能是新石器时代拉萨地区的居民由野生盘羊（Ovisammon L.）驯养而成，其特点是体形大、羊角大、羊毛粗，体力好，可以用来驮运货物，一只羊可驮重20公斤，在高原运输上很起作用。曲贡遗址中还发现狗（Canisfamiliaris L.）的遗骸，这也是游牧业具有典型意义的驯养动物。在游牧社会中，狗与其他牧畜（马、牛、羊等）具有不同的功用，它们常常协助人类保护、管理牧畜，同时也保护主人及其家产，经常依赖狩猎作为额外经济来源的游牧人群常常依赖狗作为狩猎时的助手与伙伴。
西藏高原迄今为止发现的年代最早的青铜器也出土于拉萨曲贡遗址，这是一枚青铜的箭镞。从这枚青铜镞的形态上看，它属于时代较早的铜镞，应当是仿自扁平的骨镞的造型，和曲贡遗址中出土的玉镞的形态也很相似。这些现象表明，这枚铜镞应当系本地铸造，而不是远方的舶来品。青铜是按照一定的比例，将铜、锡、铅配合起来熔铸而成的，这和中原地区早期青铜的铸造配料方法相同。虽然仅仅只有这一枚青铜箭镞发现，但由于这是消耗性的青铜武器，不可回收，如果没有稳定的原料来源，很难想象可以由外地输入而不是由本地制造。如果这一推测成立，可以证明大约在距今4000年至3500年前后，相当于中原地区夏商之际，生活在西藏高原腹心地带的曲贡遗址藏族先民已经开始铸造青铜器。但是否可以由此证明西藏已经进入到“青铜时代”，由于资料太少还不能断下结论。
曲贡遗址的考古遗存可分为早、晚两个不同时期，其中早期的文化遗存主要有灰坑22座和墓葬3座。在这批早期的灰坑和墓葬当中，发现了一些特殊的丧葬现象：在编号为H2的一座灰坑当中，在南部台阶上放置有一块已残的人头盖骨，属于一位年龄在25岁至30岁的个别，性别不详，在灰坑的包含物中发现少量的兽骨、陶片、打制石器等。在编号为H9的另一座灰坑当中，也在坑底发现一个完整的人头骨，属于一位45岁左右的女性个体，与人头骨相对称的另一侧壁底部，发现有零散的马下颌骨。分析这两座灰坑的性质，显然不是正常埋葬死者的墓葬，从坑内有与人头骨混在一起的兽骨、马下颌骨这个现象上来看，灰坑的性质可能与祭祀现象有关，葬在其中的人头骨和马、兽一样，都只不过是充当随葬的牺牲品而已。
曲贡遗址中出土的陶塑候面
遗址的早期地层当中发现有3座墓葬，除其中M109号墓出土有基本完整的人骨架一具之外，其余的两座墓人骨均不完整，M112所葬人骨仅存部分头骨和肢骨，两部分人骨也身首分离，头骨位于墓内南端，肢骨却置于墓内中部及北端，基本可以确定其葬式为“二次葬”。M111则埋葬有至少三个个体，分布在墓内的情况相当散乱，中央位置有头骨和肢骨碎片，墓东壁有肢骨的残段。曲贡遗址晚期的考古遗存共发掘出土坑石室墓29座，葬式主要有二次葬和屈肢葬，骨殖十分散乱。同时还发现6处石台和2处祭祀遗迹，发掘者推测其与墓祭活动有关。在编号为J2的祭祀遗址中发现一具基本完整的马骨架。曲贡遗址早期遗存的考古学年代经碳14测定为距今3500～3700年，晚期的石室墓的年代为公元前8世纪前后至公元初年，由此可知这是迄今为止西藏高原最早发现的墓葬和祭祀遗迹，对于认识当时人们的丧葬仪式及其丧葬观念提供了直接的考古材料。
从上述曲贡遗址发现的情况分析，早在西藏新石器时代的墓葬当中，就已经有了用人和牲畜作为牺牲在墓地举行祭祀的仪式和某种施行程序，并且在墓地中出现了专门用来祭祀的石台和祭祀场所。虽然现在已经无法推测当时人们是如何处理死者的遗体的，但从早、晚两期墓葬中出土的尸骨都采用“二次葬”或者“屈肢葬”葬式这一现象上来看，人们对死者的遗体已有了一套埋葬习俗。二次葬和屈肢葬的本质都是受到死者“灵魂不死”、“灵魂有知”等观念影响的产物，是一种受到原始宗教观念支配的行为。这种“二次葬”（或称“拣骨葬”）和“屈肢葬”的习俗在与曲贡遗址年代大体相当的黄河上游甘青地区齐家、卡约、辛店等新石器时代墓葬中曾经十分流行，甚至在更早的考古学文化中都可以找到其渊源。
曲贡遗址墓葬当中还有一些值得注意的特殊遗迹：其一，在丧葬活动中，对人的头骨和头盖骨显得特别重视，在祭祀的灰坑中特意将其放置在特定的位置。从H2号灰坑中出土的人头盖骨已残，表明死者在作为祭祀的牺牲入葬时或已被肢解；而在H9号灰坑的底部却埋葬了一个完整的头骨，说明已将人的头颅作为祭祀用器献祭，这当中不仅原始宗教意义十分明显，而且也暗示着可能已有专人对祭祀用的“人牲”实施宰杀和肢解。其二，在墓葬中发现大量马、兽的骨骼，尤其是在J2号祭祀遗址中还发现一具完整的马骨入葬，表明用马这样的动物随葬在曲贡墓地已经进入到一个较为成熟的发展阶段。
曲贡遗址出土的磨花陶器
曲贡墓地中出土的铁柄铜镜
曲贡遗址中出土的环状石器
曲贡遗址晚期的墓地中，考古实物材料还反映出高原史前先民远程文化交流的若干线索。墓地中出土有一枚带柄铜镜，从造型风格上看与西方流行的带柄镜属于一个系统。虽然对于它的源头目前考古学界还有不同认识，或认为其来源于南亚印巴次大陆；或认为其来源于中亚、新疆等地；或认为其与中国西南山地青铜文化之间也有密切联系，但都基本赞同西藏发现的这类带柄镜属于从外部输入高原的产品，其与欧亚草原带柄镜同属一个大的系统。概而论之，无论是通过战争、还是通过贸易，这类带柄铜镜都只能是通过远程交流而获得的产物。
继藏东卡若新石器时代之后，拉萨曲贡遗址和墓地的考古发现，是西藏高原史前人类开始迈入文明时代的第一缕曙光初现，意义深远，影响重大而被载入史册。
【注】文章原载于《中国西藏》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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