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延地区以二十世纪出土大量汉代简牍而闻名于世，简牍记载了两汉时期边防体系、物价、医方、行政文书、戍卒名籍、法律爰书等，是传世文献的补充说明，也是研究两汉历史的宝贵资料。
两汉时期的居延地区地处荒漠，气候条件严苛，但是西汉政府选址于此，作为边塞军事要地，一方面是此地易守难攻，处于河西四郡的喉舌部位，匈奴南下侵扰的必经之处。
一方面是弱水这条河流环绕居延城，南下分为两湖，分别为噶顺淖尔、苏古淖尔，还有居延泽等湿地，城址较周边更加湿润宜居，保证了居延地区戍卒和居民的生活用水。
河道密布也成为一种天然优势，阻隔了不适应水战的匈奴骑兵，有效地保障了西北边境百姓的生命安全。
但是湖泊与居延城址距离近也有着不容忽视的隐患，冬春之交、乍暖还寒之际，居延地区湖泊密布吸引了众多候鸟来此繁衍生息。
它们北上带来了禽流感病毒，而简牍常见戍卒饲养家禽，候鸟与家禽、当地戍卒之间会发生密切接触。
简而言之，居延地区的地理环境因素，间接为禽流感病毒在戍卒之间的流行提供了温床。
一、居延汉简所见戍卒的疾病
根据近代的考古学家实地考察，居延地区就栖息有大量候鸟，它们常于冬春之交北上避暑，而西北地区湖泊密集之处正是它们的首选。
从南方携带有禽流感病毒根据居延汉简中的“病卒名籍”可知，戍卒所患疾病的症状主要有“两胠煎急”、“头痛四节不举”、“心腹支满”等，都属于伤寒之症。
结合这些症状的流行时间，传染性等，与人患禽流感有着一定的重合，所以推测戍卒所患伤寒即由禽流感病毒引起。
1、简牍所见伤寒病
记载的戍卒患有伤寒的简牍有很多，其中，从“第卅一燧卒王章以四月一日病苦伤寒”，“第一燧卒孟庆以四月五日病苦伤寒”可以看出，两汉时期居延地区戍边人员已经对伤寒产生了定义，所以后续无需再做症状的描述。
《黄帝内经·素问·热论》记载，“今夫热病者，皆伤寒之类也。人之伤于寒也，则为病热”。所以染上风寒邪气，就会患上“热病”，这就是伤寒之本质。
根据简牍记载的治疗伤寒的医书可知：伤寒四物，鸟喙十分，细辛六分，术十分，桂四分。以温汤饮一刀圭，日三夜再行，解不出汗。
鸟喙见于《神农本草经》，即是鸟颈，术为白术，桂为桂枝简称，此四种均有“助阳散寒、发热解汗”的功效，根据辛热、发汗、散汗的方式治疗伤寒。
此外，“行解”为汉代医学的专用术语，意为“发汗解表”，如王充《论衡》有言，“人中于寒，饮药行解”，可见发汗行解为治疗伤寒之法。
而在张仲景《伤寒杂病论》中，有一方治疗伤寒的汤药，名为“麻桂术甘汤”，主要包括“麻黄、桂枝、细辛、白术、甘草”等组合而成。
主治“寒湿腹胀身重，身冷无汗者”，若能达到“当汗出，如虫行皮中，即愈”。
说明这一方剂的治疗针对的是身冷不发汗的伤寒病，其中“桂枝”、“细辛”、“白术”四种药剂与居延地区记载的医方一致，因此居延地区治疗伤寒之症。
比张仲景更早简也应为治伤寒之方，与《伤寒论》卷六“乌梅圆方”相似，该方共十味，蜀椒姜桂，皆在其中，惟无桔梗。
《伤寒杂病论》为东汉末期张仲景之名著，而根据简牍，在西汉中期戍边医学中就记载有治疗伤寒的药方，“其处方与《伤寒论》相似，且早于张书两个世纪”，“知张书系集古方经验之大成，加以损益也。”
2、伤寒病为人禽流感的原因
人感染禽流感指的是由禽流感病毒感染人引起的，致死率极高的传染病。禽流感病毒广泛分布于家禽，尤其是鸡中，也分布于有迁移习惯的水禽中。
禽流感病毒在羽毛上至少存活18天，在粪便中可存活1周，在水中可存活一个月。
在干燥血液和组织中可存活数周，在冰冻的肉和骨骼中分别于287天和303天仍保持感染力。
这样长的存活期增加了家禽群在爆发流行后再感染的机会，并增加了与野生飞禽接触和长距离传播病毒的机会。
禽流感的传染方式十分多样化，哺乳动物和家禽都会“中招”，目前已知的就有呼吸道传播、消化道传播、皮肤损伤、眼结膜传播、气溶胶传播和血液传播等多种途径。
当感染了禽流感病毒，一部分人会在2-4天内出现类似流感的临床症状，像头痛、发热、咳嗽、呼吸急促等。
还有一部分人会出现消化系统不适，如腹泻、腹痛、呕吐的等，这与简文中记载的“病心腹”、“心腹丈满”、“腹中痛”等症状是相似的。
在更严重的病例中，会出现急性进行性双侧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等，这与简文中有“两胠箭急少愈”的发病位置及症状相似。
人禽流感流行的季节集中在冬春两季，因为这两季气温较低、太阳辐射弱，适宜禽流感病毒生存。
此外，这些季节是候鸟迁移最频繁的时候，根据崔尚金的考察，疫情发生的时间与鸟类集中迁徙时间高度吻合。
根据上文所述居延地区水源丰富，密布着居延泽、苏古淖尔、嘎顺淖尔两片面积可观的湖泊，是候鸟的天然栖息地。
它们所携带的禽流感病毒通过“粪—口”这一循环途径传播给居延当地的留鸟，然后通过留鸟这种天然宿主，使禽流感病毒在当地长时间保持循环，再由它们将该病毒传给家禽，而人类与家禽每天都有着较为密切的接触。
这就在居延当地形成一个禽流感循环系统，戍卒的症状与发病时间也与禽流感的流行有着一定的吻合度。
气象因素显示，禽流感疫情的爆发，集中于冬春之交、气温仍然较低的时期，相对湿度和平均气压较高，此时的气候以低温阴湿为主，有利于禽流感病毒在环境中存活。
董正钧在1944年实地考察居延海地区时，记载了观察到的情况，“……鸟类亦多，天鹅、雁、鹳、水鸡、水鸭等栖息海滨或水面，千百成群，飞鸣戏泳，堪称奇观。多候鸟，开河时来，将封河时南返。”
这表明初春开河之际，南方候鸟纷纷迁移到北方避暑，候鸟更趋于集群活动，当地鸟类更喜欢在人居环境下活动。
因为人居环境有着充足的食物，这样就增加了候鸟-留鸟-家禽三者间相互传染的可能性，为禽流感的传播提供了温床。
根据现代医学知识可知，禽流感的天然宿主是野生鸟类和家禽，野鸟中包括野生水禽和候鸟等。
禽流感病毒主要经食物与粪便的循环途径，即通过消化道系统、呼吸系统感染野生水禽与家禽。其中，大多数携带禽流感病毒的野生水禽属于迁移性候鸟。
因此，无论是居延出土简牍中伤寒的病症，还是东汉时期张仲景《伤寒症》记载的伤寒医方，都在症状、传染方式、发病时间等与人禽流感有着高度的重合。
两汉时期戍卒与家禽、候鸟的接触较为密集，而且在当地食物供应不足的情况下，戍卒身体健康状况堪忧。
当人体整体免疫力低下或处于免疫抑制状态时，更容易感染禽流感病毒。
二、导致居延地区戍卒患病的地理环境因素
居延地区地处荒漠，气候条件严苛，但是西汉政府选址经营于此，作为边塞军事要地，一方面是此地易守难攻，处于河西四郡的喉舌部位，匈奴南下侵扰的必经之处。
一方面是居延湖泊密布，较周边更加湿润。适宜戍卒和百姓生存的同时，也吸引大量候鸟栖息繁衍，这为禽流感病毒的传播埋下了隐患。
1、居延地区气候情况与疾病产生的关系
两汉时期的居延地区，即今日的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河下游，这里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季节性特征明显，干燥少雨，蒸发量比较大。
两汉时期，居延的气候较今日更加温暖湿润、水源充沛，是农牧交错区。
竺可桢先生在《中国近五千年来气候变迁的初步研究》中写道，“战国到秦代、甚至西汉时期气候都是继续温和的状态”，随之“公元之初的东汉时期，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但是东汉冷期时间不长，”后续由寒转暖。
最后总结道：“秦朝和西汉（公元前221年至公元前23年）气候继续温和，到东汉即公元之初，我国天气有趋于寒冷的趋势”。
胡厚宣在讨论“历史时代之气候变迁”时介绍了亨廷顿这样的观点：“中国蒙新中亚一带人民之生活习惯，盖完全受气候之影响。昔日西域诸国之盛衰，莫不视乎天时，以为转移。
中国历史上较大之政变，如五胡乱华，元人灭宋，满清入关等，莫不由于气候上之刺激而发动”。
也就是说，北方草原民族的多次南进，都是由于受气候的影响与刺激而发生的。
因此汉武帝时期，于元狩二年于太初三年，“呴犁湖单于立，汉使光禄徐自为出五原塞数百里，远着千余里，筑城障列亭至庐朐，而使游击将军韩说、长平候卫伉屯其旁。
使强弩路博德筑居延泽上”就是为了占领兵家必争之地——居延要塞，抵抗因气候变冷而南下入侵的匈奴。
查阅传世文献和居延汉简可知，汉代西北地区不仅干旱少雨，即使到了春季也是十分寒冷的，如玉门花海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盛酒的器皿“觚”。
上书“方春不和时”，所谓方春不和，与居延汉简所见的“方春不时”应指的是同一意思，表明春季依然低温。
现代的研究成果表明，在日平均温度-5℃~-10℃时，人类呼吸道感染发病率最高，这个温度段多在冬季和春季。
夏秋季环境温度及紫外线强度的升高，病毒存活时间缩短。因此，低温的环境给了禽流感病毒以存活的机会。
由于东汉初期匈奴加剧了南下的侵略，常俘获边郡人口，因此东汉光武帝时期，即公元39年“徙雁门、代郡、上谷三边郡民，置常（山）关、居庸关以东”，以躲避匈奴的侵扰。
由此可以看出，汉代居延边塞正是由于有河流、湖泊存在，水源充沛，才得以选址在此。
但其具有大面积戈壁、荒漠，但是其冬季寒冷、夏季酷暑、降水少、蒸发量大、昼夜温差大，而戍卒又多来源于中原地区，会产生水土不服的问题。
人体免疫力随之下降，就会受到各种疾病的侵袭，并不适合大规模屯戍活动的开展，也正是东汉后期居延塞被逐渐弃用的一个原因。
2、居延地理位置与疾病产生的关系
两汉时期选择在居延泽附近地区作为驻扎之地，原因有二，一是充分利用匈奴不适应水战的特点，以保护疆域；二则是依靠当地丰沛的水源，保证生产生活。
居延城在索古淖尔河南部。中外学者的野外考察证明，居延城东北确实有大片盐碱地及古河床，其地当为古居延泽所在。
汉代的居延都尉属于战略要地，以期达到“内拒敌国，外攘四夷”的目的。
以抵御匈奴的侵扰为重点，以居延都尉府所在的居延成为中心，西边设有甲渠塞，南侧有卅井塞，北侧有殄北塞，均建有城障、烽燧，只有东侧无城障，正是因为东边是居延泽，湖水构成了天然的屏障，利用了匈奴骑兵不适应水战这一特点而建。
城址东北部是古居延泽的西半部，即西海噶顺淖尔。西海嘎顺淖尔之水比东海苏古淖尔要深，根据当时的考虑，护城水越深，敌方更不易侵入。
此外，根据考古可知，居延城规模比较大，据1972年实测，东西城墙长约130米，南北城墙约长110米，周长484米，总面积达14300平方米。
城墙门内发现有排水沟遗迹，这是居延地区其他汉代城障所没有的设施，证明这个该城在当地的规模和地位较高。
城墙以内出土了很多砖石、石磨盘、五铢钱，表明这里正是汉代古城。汉代居延是一重要垦区，在居延城南部，有较多的汉代水渠、河道、田舍的残迹，说明居延城生产、生活用水均来自于居延泽。
其中，居延城西南部的甲渠候官名字的来源，“甲”即为“第一”，甲渠意为第一条渠，证明此外还有较多的河渠。
当地戍卒和百姓去往居延泽支流取水用水都较为便捷，戍卒不可避免地与居延泽栖息的禽类发生接触，这为禽流感病菌的传播埋下了隐患。
3、两汉时期居延地理环境之恶劣
高凯先生指出，人类与生物圈、水圈、大气圈、岩石圈中的无机物总是在频繁地交换互补。
而且，在生物圈中，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条件都来自于土壤，所以土壤中的微量元素水平必定要决定着生长于此的人类本身及其周围动植物体内的微量元素水平。
居延地区属于阿拉善高原荒漠地带，灰漠土、灰棕漠土是这一地区的主要土壤类型。这两种土质均广泛分布于我国西北地区，缺乏有效锌。
在极端干旱少雨的条件下，成土母质粗骨性强，壤质中粘质土极少，土壤多砾石，十分不利于植物的生长。
加上汉代戍卒缺乏可持续发展观，在当地进行高强度的屯垦活动、采薪取暖、制造兵器等，破坏了生态环境，土壤质量更是下降。
一旦土质中的微量元素含量低，植物中的营养物质也会降低，就会造成当地人体中有效锌水平低下，导致人类患病。
两汉时期居延地区的土壤沙漠化情况也十分严重。
首先，土壤侵蚀分为水蚀与风蚀，长期的耕垦翻地，特别是修建水渠的劳作下，使完整的地下土层暴露了出来，会导致严重的沙漠化。
其次，阿拉善盟牧区年降水量仅40mm~150mm左右，蒸发量大，整体土壤为风成物，黏度差，携带的有效锌含量降低，这对于戍卒人体内的有效锌含量有影响，使得戍卒的免疫力下降。
此外，居延处于内蒙腹地，两汉时期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地区，冬春两季多大风，沙尘在风力作用下会形成灌丛、流动沙丘，不仅影响了戍守烽燧时的视野，也影响到了开垦、屯田等工作，这对于戍卒的食物保障和工作环境造成了极大的威胁。
两汉时期居延地区的开采、屯垦加剧了当地土壤质量的下降。再加上其地处沙漠，风沙较大，土壤本就缺乏人体必备的微量元素，戍卒的健康水平可能也受到影响。
居延地区的自然地理环境对戍卒患病有着间接的影响，冬春之际的寒苦，风沙大，带走了本就质量堪忧的土壤中的养分，植被也遭到破坏，一系列的水土流失导致了居延生态环境恶化，戍卒受到疾病侵袭也是在所难免。
居延的城址与烽隧依湖泽而建，生产生活用水充足的同时，也吸引了众多候鸟，这就不可避免地为戍卒受到禽流感病毒埋下了隐患。
三、导致居延地区戍卒患病的社会因素
两汉时期在征兵填充边境、移民实边等政策下，招募了很多中原人士来到西北边境生产生活，会引发水土不服。
此外，他们的食物中缺乏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也是诱发疾病的重要因素。
1、戍卒籍贯复杂导致水土不服
我国早有征兵填充边境之制度，主要有招募移民和犯罪者去戍守边境地区。
如秦昭襄王二十一年（公元前286年）获得魏国所献的安邑后，“出其人”、“募徙河东赐爵，赦罪人迁之”。
早在汉代以前就开始有移民实边的政策，其中还有罪犯迁移边区以抵罪的制度。
戍卒有来自敦煌、张掖等本郡人士，也有来自济阴郡、河南郡、南阳郡、梁国、赵国、魏郡、东郡等中原郡国人士。
有的戍卒未记载年龄，但是总体来看都是二、三十岁的青壮年人士。戍卒的三大任务，为谨候望，窥伺塞外敌情动静，举烽火惊戎便兵。
这些中原农人出身的士卒难以适应“胡貉之地”的严寒。如白登之围发生于冬季，据《史记·高祖本纪》，“会天寒，士卒堕指者什二三。”士卒甚至冻掉手指，可见中原士卒难以适应边境寒苦。
《汉书·晁错传》载晁错上疏，讨论了当时边境生活之艰苦，“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势，战泽为人禽，屯则卒积死。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倴于道。秦民见行。
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谪戍之人死于边疆苦寒之地在当时十分常见。
形容北方胡貉之地的饮食，则是“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饮酪。”可见荒漠地区之天寒地冻，来自中原的戍卒也难以适应当地的饮食习惯。
《汉书·赵充国传》记载汉宣帝与赵充国讨论西北边地的军事部署，“将军将万余之众，不早及秋共水草之利争其畜食，欲至冬。虏皆当畜食，多藏匿山中依险阻，将军士寒，手足皲瘃，宁有利哉？”
对于“将军士寒，手足皲瘃”，颜师古注：“文颖曰：‘皲，坼裂也。瘃，寒创也。’”
天寒地冻导致了皮肤皲裂，在屯戍生活中，戍卒承担沉重的军事负担和后勤工作，长此以往，会导致水土不服和免疫力的下降。
2、居延戍卒的劳作繁重
戍卒守望烽燧的工作内容，主要包括戍守前线烽隧与后勤保障工作，戍卒昼夜轮换执勤、保障边境安全。工作类型多、内容繁杂，对大多来自中原的戍卒来说有着一定压力。
居延戍卒在候望中发现敌情，需要及时传递烽火讯号，如《塞上烽火品约》释文记载，“匈奴人入塞，承塞中亭燧，举蓬、燔薪”。
“夜即闻匈奴人及马声，若日旦入时，见匈奴人在塞外，各举部蓬以次亭，晦不和”。
“匈奴人入塞，天大风、风及降雨，不具蓬火者，亟传檄告，人走马驰以急疾”等，
对于敌人来袭的人马数量、天气、时间，有不同的烽火信号，如举薪、燔积薪、举苣火、举表等，战国时期《墨子·号令篇》云，“昼则举烽，夜则举火”，在居延地区有着等级严格的烽火信号。
戍卒在前线戍守烽隧昼夜无休，由于对敌人来袭时间的不确定，精神持续保持紧张的状态，戍守边疆任务之艰巨可想而知。
3、居延戍卒的食物供应不足
简牍所见居延地区农业生产方面，卫斯根据居延遗址也出土了石磨，及简牍记载所反映的种植情况，我国早已在西汉时期已经大面积种植小麦。
何双全总结了居延地区粮食管理和农作物种植情况，包括粟、麦、稷、胡豆等。
王昭义认为“茭”并非是一种农作物，而是当地饲养牛马的干粮，肯定了茭在两汉时期军事保障中的重要作用。
王子今也讨论了汉简中常见的“慈其”应当指供马的饲草，“治茭”、“伐茭”均是收集牛马饲料；高荣总结了居延常见的粮食种类有粟、大麦、小麦、穬麦、青稞、黍、䅭䅣等。
徐元邦列举了葱、韭、姜、葵、薯、芥等两汉时期常见蔬菜。
边塞戍卒的劳动强度极高，在前线戍守烽隧，后勤屯垦也需要保障，此外还要运粮、收集木材作为燃料，十天一轮班，没有休沐之日。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显示，男性劳动者在中等劳动强度下，每天需要摄入80克蛋白质，而重体力劳动强度下，需要补充90克的蛋白质。
粟是边塞戍卒及其家庭成员的主食，其百克含蛋白质约为8克。
居延当地水土条件有限，植物蛋白多纤维，也缺乏微量元素，相比于动物蛋白90%的消化率，人体对植物蛋白的消化率是大打折扣的，约为60%左右，
再根据上文一日2.78斤、即1390克的口粮计算，一名戍卒一天可以补充约66.72克的蛋白质，达不到重体力劳动者每日所需的90克蛋白质的要求。
蛋白质是免疫功能的重要基础，一旦缺乏，戍卒就会抵抗力下降，受到各种疾病的侵扰，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先秦两汉时期，日常生活中能够经常食肉者不是大多数，而是权贵阶级独享的。
《吕氏春秋·安死》中，“世世乘车食肉”指的就是富贵者，《孟子·梁惠王上》，“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的反映出年老者才可以得到肉食。
《史记·范雎蔡泽列传》记载，“吾持粱刺齿肥，跃马疾驱，怀黄金之印，结紫绶于要，揖让人主之前，食肉富贵，四十三年足矣。
“食肉成为富贵的标志。虽然根据彭卫、杨振红的考察，“随着家庭畜牧业的发展，汉代人食肉量较战国、秦时期有所增加”。
但一般下层民众的肉食消费还是很少的，更不用说在边塞难以获得肉类补充的戍卒，他们身体获取的蛋白质含量低，更容易引发疾病。
结语：
根据出土简牍和传世文献可知，两汉时期的居延地区较今更为湿润温暖，水草丰沛，如戍卒名为“河渠卒”，烽隧的名称如“甲渠候官”等，从命名方式都可以看出当时的水资源丰富。
而当地的河湖除了成为抵御匈奴的天然屏障，也便利了戍卒和当地居民的生产生活，但湿润宜居的环境也吸引着候鸟的繁衍生息，它们带来的病毒对当地戍卒造成了不可忽视的侵害。
居延地区地处西北荒漠，气候条件严苛和水土流失严重，土壤缺少有效锌含量，使得当地种植的蔬菜、主食等都缺乏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
戍卒多来源于中原地区，“水土不服”，难以适应西北荒漠的严苛环境与气候，基层戍卒可以获得的营养物质少，还要承担大量的屯戍活动、日夜巡逻以防匈奴来袭。
无论是自然地理环境的恶劣，还是戍卒身体素质较差，共同为传染病提供了温床，最终导致居延边塞在东汉后期的弃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