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世上的清官有很多，而正式载入《二十四史》的，却只有一人。他就是宋朝的“铁面御史”——赵，他是在职四十五年、官至副相。他一生刚正不阿、为官清廉，甚至弹劾过皇亲国戚。在宋仁宗期间，深得信任，他与包拯合作过，名声比包拯更大！
谈到赵，不由不使人联想起包拯。事实上，包拯、赵两人确有惊人相似之处：二人同朝为官，一样多年担任监察执法之职，同样铁面无私；且处于同一时代，包拯仅比赵年长八岁，而比赵早逝20年，赵历事仁宗、英宗、神宗三帝，而包拯仅事仁宗一朝；赵官至副相，包拯官位止于开封府尹；赵五任监察官职，可以面见皇上并参与中枢决策，经他弹劾纠举和建议性奏本总计将近两百，这方面的功绩罕与伦比。
包拯担任殿中侍御史时曾对有些案件与赵合拍，互有呼应，所以也有“铁面无私”的好名声，但在正史中并未获得“铁面御史”的记录。不过由于任开封府尹期间，接受御史台交办的案件，且在首都开封比居朝更易接触民众，在民间传播的影响更广。所以世人广传的“包黑子”艺术形象实为赵、包公以及其他一些清官共同的原型人物。《辞源》《辞海》《中国名人大辞典》中都收进的有关清官成语“铁面御史”“一琴一鹤”，均写明是赵的事迹。
赵的公正无私受朝中多数人赞赏，但几番犯言直谏使皇上难堪，并得罪权贵们的既得利益，因而常遭中伤，致仕途不顺，所以每次入朝晋职后，不久即被外调为地方官，以致“四上四下”，当过不少地方的路州行政首长，及州、县基层职务，遍历东西南北，他一贯勤政廉明，所到之处都尽力为民办点实事，虽来去匆匆，总会留下一些惠民的实绩。
他曾三度治杭，第一次是1060年在建德梅城任“睦州知州”，现睦州地域已并入杭州（新中国建立后才撤销建德专区）。他在建德梅城任官一年，实对梅城停留时间很短，大部分时间在桐庐、分水、淳安等乡镇走村访巷，深入了解民情。取消建德“没有茶地却要向国家交茶税”“素无牧羊习俗，却无端受命每年须向邻州输送羊肉”等弊政，减轻了建德百姓负担。
第二次是1070年4月到杭州任知州，只停留几个月，因山东遭灾奉调赶往青州赴任。在杭时间虽短，仍办了一些整改民风的大事。一是便衣出巡，到属县於潜（今废县为於潜镇），发现县官贪赃枉法，及时纠正，同时发掘贤才，保举好官。
第三次莅杭是1077年，赵已年逾古稀，精力衰退。他几年来多次要求引退，神宗帝一再挽留，认为贤臣难得，要他仍保留“资政殿学士、右谏议大夫”的朝廷高位名义，就近由越州来杭州任“知杭州军州事”。
当时钱江两岸正遭受严重的蝗灾，铺天盖地的蝗虫啮咬农田里的庄稼，杭州如同越州一样被害得颗粒无收。邻近州县普遍受灾，呼救无门，寻常百姓几乎户户断炊，而少数有粮者却奇货可居，趁机图利。多数州官采取限价政策；而赵治越时实施市价浮动调节有无，吸引外地粮食运来；同时以工代赈，大修城墙，从而救活许多挣扎在生死线上的饥民。
为此朝廷是想利用赵治越的经验来救治杭州。然而赵莅杭后实地考察，发现杭州灾情不同，治越经验无法推广。鉴于杭州煌灾后又加旱灾，灾情远重于越，其情况紧急，民众缺乏体力从事大工程的劳役。首要是开库赈济；同时向富户借粮，允秋后偿还；盘查城内外百余寺观平时积下余粮，促其捐纳。
然后组队走遍所属九县，令多种杂粮、广播瓜菜红薯短期收割植物自救，终于度过了难关事后向朝廷报告未能兴修杭城，按朝廷指示修城怕动工伤民，神宗见赵救治杭州已取得实效，自然听从了赵的意见。几月后百姓休整体力有所恢复，才开展一些零星小工程缓解失业，以工代赈。见大旱之日，西湖湖底朝天，湖泥干裂，正好方便挖泥挑土，以便日后蓄水，费工不大，而对水利和景观以及饮水资源的好处有长效。因而赵治杭除了救灾，还留下了几项惠民的遗迹，至今影响深远。其一是超山海云洞石刻，其二是重修钱王祠。如今钱王祠已成“西湖三十景”之一，殊不知当年率先倡议建祠实始于赵任职杭州时。
除了前述三次治杭外，1084年，赵退休回家六年以后特来杭州作一次“告别之旅”，即是由于他在杭州任上获神宗批准他以“太子少保”身份退休。在杭州市民热烈送别时，赵面允六年之后以退休老人身份再来探望杭州乡亲。此次，赵由儿子搀扶着真来践约了。此时，苏东坡已升官为知州，对老首长当然热情欢迎，无数士绅百姓蜂拥而来，道路拥塞。可惜赵当年回家后不久就谢世了。足证赵重信义，对杭州风土人情感情至深。
赵去世的消息很快通过衢州府上报神宗皇帝，神宗为了哀悼这位忠贞不阿、为国为民操劳一生的贤良之臣，停止上朝一日。后来，为了纪念这位清正廉洁、无私无畏的已故参知政事，哲宗下旨，擢赵为太子少师，谥“清献”。由此，后人就称赵为“清献公”。
赵是“铁面御史”，是清官廉吏，而且还是一位书法家、诗人。赵的楷书笔力圆润、张驰有度，他的草书更是飘逸潇洒。赵现留诗作730多首，其中有几十首被选入《宋诗》。由于“铁面御史”声誉太高，压倒其他贡献，因而其诗名也被淡化了。返回搜狐，查看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