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革命是中国历史上一次空前的农民革命战争，这是史学界一致承认的。但太平天国革命又发生在中国已开始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时代，究竟如何正确认识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却是聚讼未决，意见分歧很大。史学界在讨论中对这个问题提出的说法不下10余种，这些说法彼此交错，情况颇为复杂。但提法尽管不少，争论的焦点却集中在如何看待当时的社会矛盾、太平天国参加者和领导者的成分以及《天朝田亩制度》的评价等方面。以此为依据，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三种意见。
第一种意见是单纯农民战争论
靳一舟在《太平天国研究述评》一文中概括这一派意见的主要论据说：“太平天国时代在中国的社会经济中占统治地位的仍是封建经济；资本主义萌芽还远没有突破自然经济结构，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不能起决定作用；外国资本主义尚未深入内地，对封建的自然经济的破坏还被限制在东商沿海的局部地区，中国社会中还没有形成新的独立的阶级力量，太平天国革命内部并没有新兴市民的那种作用，而市民也并不是一个统一的阶级；‘天朝田亩制度是千百年来农民与地主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产物，里面没有藏着发展资本主义的奥秘。”
第二种意见认为，太平天国革命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也有的称之为“市民革命”
提出这一看法的有束世澂、戴逸、郭毅生等人。束世澂认为，太平天国革命“是超越过去一切农民革命的，它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崛起的，它担负了反帝反封建的双重任务，成为近世民主革命的序幕”，所以“它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
戴逸在文章中也认为：“在太平天国革命时期中国虽然还没有形成一支资产阶级队伍，但是判断革命的性质却不应该仅仅从革命队伍的组成因素着眼，而应以产生革命的社会性质和革命所担负的任务着眼。太平天国革命就其参加的成员来看可以称为农民革命，但这一个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条件下的农民战争客观上却是为资本主义发展开辟道路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可以把这次战争称作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
郭毅生在《论新兴市民等级在太平天国革命中的作用》一文中提出太平天国是“市民革命”的意见之后，紧接着又在《略论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的文章中进一步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赞同“资产阶级性农民革命”的意见，或者称之为“农民资产阶级革命”。他认为：革命性质的问题，也就是革命的历史任务和它经济内容的问题，换言之，革命的性质取决于革命的任务和它的经济内容。“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于中国开始进入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之后，崛起于经济较为发达、中西交通频繁的两广，此时社会各阶级已发生了新的变化，农民已不是中世纪的封建农民，他们具有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特点，农民以外还有新兴的市民等级，这一社会力量投入革命斗争中，成为其核心和骨干，因之太平天国革命中阶级力量的配备是颇不单纯的”。
《天朝田亩制度》虽然带有空想性，但实质上却是一个彻底的反对封建地主所有制的进步纲领，历代的农民战争不过意味着封建王朝的更迭和生产的复苏，《天朝田亩制度》却摇撼着整个封建制度的基础担当着为资本主义开辟发展道路的历史使命，太平天国的政治制度和思想也都带有启蒙民主主义的性质。因此，“太平天国革命是具有显著的时代赋予的特点，它与旧范畴的“单纯农民战争有性质的区别”，它“不是一般的农民革命而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或者说它是民资产阶级革命”。
这一种看法的提出，特别是郭毅生的两篇文章先后发表以后，引起了一些同志的尖锐批评。
他们批评郭毅生关于太平天国革命与资本主义萌芽和市民等级的兴起直接联系的见解是夸大了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夸大了市民等级在革命队伍中的作用。刘佐泉和贾熟村分别撰文提出，把太平天国革命之所以成为旧式农民战争的最高峰而又与历代农民战争显著地区别开来的原因，归结为“新兴市民等级”、“萌芽的无产阶级分子”所起的作用，是没有根据的主观的假设，是过于夸大而无法令人信服。
刘大年也认为，为了提早资本主义，把封建性质的土地集中、阶级分化说成是资本主义发展的表现，无疑是一种错误。再从运动参加者的成分看，历代农民战争的参加者主要是最贫苦的农民，小部分是手工业工人和城市贫民。太平天国领导人物成分复杂，而又多半属于下层社会，这只是农民战争的根据，不是其他什么运动的根据。至于把种山烧炭的贫民如杨秀清等称为“工人”或“市民”，那是把封建剥削下的农村雇农和资本主义的工资劳动者混淆起来了。
第三种意见，认为太平天国革命既是单纯农民战争，又是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
先后提出这一看法的有袁定中、章开沅等人。袁定中认为，“单纯农民战争”和“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是并不矛盾和互相排斥的。如果把二者对立起来，甚至看成矛盾的、相排斥的，无论怎样强调和夸大任何一个片面，都不能正确地阐明太平天国革命的性质。他提出，就太平天国革命的历史实际来看，它没有先进阶级的领导，以农民阶级为主流反对地主阶级及其当权派。
从这一角度上看，太平天国革命就是“单纯农民战争”，它和以往的农民起义是相同的。
从中国已进入封建末期，资本主义在国内业已萌芽，外国资本主义已侵入中国这一特殊社会历史条件的角度来看，太平天国革命带有“资产阶级性的农民革命”的性质。章开沅则指出：“强调太平天国革命是单纯农民战争而否认其资产阶级革命性质，显然是孤立地只从阶级成分方面考虑，因而便忽视了农民战争和民族民主革命任务及资本主义发展要求之间的有机联系。强调太平天国革命的资产阶级性质而否认它是单纯农民战争，显然是把两者抽象地对立起来，因而便错误地夸大了市民力量在革命中的地位和作用。
同时，单纯农民战争是就没有先进阶级领导而言的，市民力量不是一个阶级，所以它的参加斗争并不否定太平天国革命是单纯农民战争。”他认为上述两种意见都带有某种程度的片面性。他的结论是：“太平天国革命从其革命的动力和斗争方式来说是单纯农民战争而具有某些资本主义因素，从其社会内容来说其根本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也就是属于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范畴”。
八年论战达成共识
关于太平天国革命性质问题的讨论，一直延续到1964年，在长达8年之久的持续讨论中，史学工作者们围绕着如何看待当时的社会经济矛盾、如何正确地评价市民等级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分析《天朝田亩制度》等问题，广泛地发表了意见，使这场讨论取得了积极的成果。它不仅使问题的争论基本趋于一致(即绝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太平天国革命是单纯农民战争而带有若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性质)，而且在如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复杂的历史现象等方面给人们以极为有益的启示，对于太平天国史乃至整个中国近代史的研究都起了有力的推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