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1年，正值我国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上下都是勒紧裤腰带过日子。然而，就在这年3月18日，沈阳615造币厂却发生了一起大案：整整50斤的黄金被偷了！
这是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起黄金被盗案，周总理都被惊动了，他亲自作出指示：一定要尽快侦破此案，挽回损失。可谁能想到，原本并不复杂的一件案子，竟然拖了19年都未能破案。窃贼反倒一路高升，成了造币厂的大红人，这是咋回事呢？
这一年，615造币厂承担一项机密任务——将民间收集来的黄金、白银进行冶炼提纯，收纳国库。
造币厂的条件并不好，冶炼好的金块就放在木箱里，再用铁丝绑个十字花，堆放在临时搭建的仓库里。那时候没听说过什么安保，全靠工人的觉悟。可是，这满地的黄金、白银是多大的诱惑啊，于是就有人惦记上了。
厂里有一对夫妻，男的叫关庆昌，解放前在伪政府任职，后来隐瞒这一段经历混进了615造币厂，担任生产管理科副科长。他老婆叫黄素珍，是该厂电解车间的一名工人。
关庆昌在伪政府任职时有吃有喝，没吃过旧时代的苦，眼瞅着苏修翻脸，国内灾荒连年，又听说国民党要反攻大陆，他心里开始琢磨了，心想没准哪天就变了天，自己得提前捞一笔，到时候摇身一变就成了富豪。
关的老婆黄素珍也是个爱财如命的主，经关庆昌一番忽悠，也昏了头脑，利用在电解车间工作的便利，从车间盗走三块零碎黄金，连续2次都没被人发现。这让关庆昌大喜过望，决定干一票大的。
1961年3月16日，关庆昌发现车间里有一批装完箱的黄金没有入库，这是他一夜暴富最好的机会，遂产生盗窃的想法。由于人多眼杂，他连续两天一直伺机下手，却始终找不到机会。
3月18日，黄素珍发现黄金仍堆在车间未入库，便将这个“好消息”带给了丈夫。当天正好是周六（60年代是单休），下了班工厂俱乐部有舞会，厂里没几个人，正是下手的好时机。
晚上6点多，关庆昌来到厂浴所，跟每个人都热情地打招呼，简单洗了一下，趁人不注意穿好衣服匆匆离开了。7点左右，天已经暗了下来，关庆昌带着手套，手持羊角锤等工具，潜入车间，顺利盗走两锭黄金，总重807两7钱6分（当时采用旧制，一斤为16两，折合50斤），整个作案过程不超过20分钟。
他把黄金藏进家里，又换了身衣服，没过几分钟就出现在舞会上，还是逢人就打招呼。晚上9点半舞会散场，关庆昌匆匆回家，因为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他还未来得及做——换鞋底。
周一早上，车间工人高兴贵发现存放黄金的箱子被撬，立刻报了警。公安局立即封锁车间，在作案现场发现许多布鞋脚印，从箱子上留下的痕迹判断，作案者使用的是羊角锤。因此，只要是造币厂的职工，家里的布鞋和锤子全部都得上缴。破案的声势搞得很大，可忙活了许多日子，竟然一点线索没找到。
案发现场最重要的证据，就是布鞋脚印和羊角锤。不过，关庆昌提前做了准备，早就把鞋底给换了，谁也查不出来。至于锤子么，随便丢个犄角旮旯里，都没人能找得着，就算找到了，又有谁能证明是他家的呢？
更狡猾地是，因为作案时间很短，在警方判断的案发时间段内，关庆昌出现在了浴池、理发店和舞会，人人都见过他，都成了他不在场的证明人。因此，他的嫌疑被排除，其他人可就惨了。
包装组组长郭家惠是黄金的保存者，案发后成为首个怀疑对象，受到警方严厉的审讯。第一个报案的高兴贵，也被列为怀疑对象，和郭家惠一起被关了3个月。
厂里的治安劳模贾清吉，在黄金被盗之前，曾多次提醒厂领导：“金子不放进库里，早晚得出事！”没想到这话倒成了他的罪状，成了警方重点突破对象，遭到无休止的审问。
造币厂的厂长叫李榆，当时被关进了牛棚，专案组怀疑他把黄金藏进了母亲棺材里，竟然带人掘了李母的墓。当然，最后什么也没找到。但李榆却因此被降职，后来又因此事被打为“走资派”，吃了无数的苦头。
这时，又有人举报说李榆家曾有一个保姆，怀疑是李榆的特务上司，那八百两黄金肯定被他带走了。殊不知，李榆家的保姆两年前就回了老家，哪会是什么特务呢。专案组却不肯放过这个“重大线索”，又四处搜查这个保姆的下落，真是不知所谓。
关庆昌顺利偷到黄金之后，先是藏进了炉膛，但那时是两家共用一个厨房，他跟邻居的关系很糟，又取出来埋到了地下。1979年，他把金子取出分割成9块，其中8块用木板包起来当了炕柜的垫脚，留下一块准备出手。
由于所盗黄金是高纯度黄金，关庆昌没办法出手，只好想办法搞来一堆试剂，混入自家的银首饰，试图降低黄金的纯度。折腾了一番功夫，费了半天劲，却连温度都没达到，反倒引起了邻居的怀疑。
邻居向有关部门反映了情况，可惜没引起重视，但此事却打草惊了蛇，关庆昌决定要搬家。当时，他住的楼房是单位安排的“两水两气”（热水、自来水、煤气、暖气），很多人现在都没这条件，他却主动要求换个平房住，理由很伟大：“共产党员就是要把方便让给他人。”
不得不说，关庆昌是个很狡猾地老狐狸。他很清楚“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要想藏好自己的狐狸尾巴，那就得把群众的眼睛蒙上。所以，他见人总是面带微笑，待人接物礼貌极了，就算孩子不懂事，在外面跟别的孩子打了架，不管有理没理，他都是先把自己孩子揍一顿，然后到别人家赔礼道歉。
所以，他给人留下的印象是：有知识、有修养。厂领导对他也很满意，年终评定时总把他评为先进个人，但也指出了他的缺点：不能大胆开展批评。关庆昌每次都诚恳地表示会改，却从来也不改，因为他不敢。
关庆昌知道领导喜欢埋头苦干、听话老实的人，所以总是抢着干活。他平时也不买新衣服，身上的衣服由于补丁太多，简直成了“百衲衣”，不知情的群众还以为他是“不忘本”，谁能想到他就是那个窃取807两黄金的大盗呢？
就这样，关庆昌非但没有被捕，反而赢得了极好的口碑，全厂上下对他都是赞不绝口，不仅成了领导跟前的大红人，职务也是一升再升。
然而，从黄金拿到手的那天起，关庆昌就没过一天安稳日子，做梦都不敢说个“金”字。两口子整日担惊受怕，犹如坐在一个随时爆发的火山口上。
为了防止秘密被发现，关庆昌把院墙加高，在院中种了树，从外面很难看到屋内的情况。无论家中有没有人，院门一定得上锁，也不跟邻居来往。就连儿子结婚的时候，关庆昌都不敢请邻居喝喜酒，一家人外加个新媳妇，在院子里就把喜事给办了。
关庆昌的老父亲，身体原本很硬朗，种地、收粮都是一把好手。关庆昌作案后，忍不住把这事告诉了老头，关父得知儿子偷了黄金，整日惴惴不安，又不舍得儿子吃牢饭，日夜忧愁，结果不出一年光景，就咽了气。
1980年4月，国家为了促进生产，提高了金银价格，银行收购黄金也不像过去审核那么严格。关庆昌夫妇攥着黄金苦等了19年，觉得终于熬出了头，准备拿一块黄金出手。
4月18日，黄素珍拿着一块重58两4钱3分（约3.6斤）的金块，走进了中国人民银行沈阳分行。银行柜员发觉不对劲，因为这金子纯度太高，肯定不是一般的民用黄金，倒像是工业用黄金。于是，银行人员一边稳住黄素珍，一边偷偷报了警。
公安局接到报警，很快将黄素珍抓获归案，关庆昌因此浮出水面。当晚，民警在关家中搜出剩余的黄金，根据上面残留的编号，证实确是19年前被盗走的黄金。
案件真相大白，当年因此案受牵连的数十人终于恢复了名誉，案犯黄素珍被判处无期徒刑，关庆昌原本被判处死刑，但80年代盗窃罪取消了死刑，最高法院认为一审判决适用法律不当，最后又被改判为无期徒刑。后来，关庆昌在狱中表现良好，获得减刑，直至出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