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之中，象天法地 ，国都选址乃“国之大事”，讲究的便是“天时地利人和”。
不论是六朝古都金陵城，还是十三朝古都长安城，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五朝古都紫禁城，更是直接“顶流出道”，首都地位坚不可撼。
相比这些如今混的依旧”风生水起”的”千年古都”。
历史更为悠久的两位老大哥，“朝歌”和“西岐”却显得颇为落魄。
从”c位出道”到如今的“退隐江湖”，曾经的辉煌早已随时间长河消失无存。
为何“同古都却命不同”，如今的两大名地现状如何，落败的真相又是什么？
“前后八五”，最终花落“朝歌”
治水大业的成功，让禹的威望达到顶峰，更是被推崇为天下共主，建立夏朝。
辅佐治水有功的契，也被得以分封至商地，成为了商朝最原始的崛起点。
八迁其都，至汤已有十四世。
此时夏朝的江山早已在一派骄奢淫逸之下走向落败，暴君夏桀的压榨更是将之推向灭亡的边缘。
眼看仁政善治的汤势力崛起，夏桀心里警铃大作，大肆打压诸侯。
对内暴虐无道，对外削弱诸侯，汤也意识到，此时正是“江山易主”的好时机，于是兴兵伐之。
诸侯摒弃，民心尽失，鸣条之战的失败彻底宣告了夏朝的结束。
夏朝灭亡后，商朝登上了历史舞台，定都于豪，位于河南一带。
但此后的五百余年，商朝却沉迷于“迁都事业”。
“前八后五”的迁都，更是在历史上留下“殷人屡迁”的深刻印象。
先商时期的游牧文明让商民选择“逐水草而居”，但干旱的土壤和频发的水患问题让统治者也不得不考虑是否移都。
加上后期的继承制度不明确导致王权问题大爆发，都令统治者们一而再，再而三的被迫选择迁都。
为了避免这些天灾人祸，300年内商朝竟迁移了五次之久。
直到商王盘庚时期，国都一事才稳定下来。
乱世继位的盘庚敏锐的意识到到贵族与平民之间日益冲突的阶级矛盾，社会的不安定让政权岌岌可危。
为了挽救这场政治危机，一个新的国都无疑成了能够摆脱困境的方法，只有陌生的土地才能孕育新生的政权。
新址很快便选在了北蒙，也就是后来的殷地，这里土丰水清，地势较高。
虽然国内诸多贵族不愿离开已有的“舒适地”，但雷厉风行的盘庚仍力排众议，执意迁殷。
新都的迁移让国内贵族奢侈之风无法延续，也让反对势力一时四分五裂，这场政治危机也在无形中化险为夷。
着重发展经济与文化的盘庚，也在几年间成功将殷建设为了繁华的大都市。
更是让此后的二百多年里，商朝再无迁都之举，这也是后世为何将商朝称为殷商的缘由。
到了商纣王时期，随着疆域的不断扩张，国都的地盘更是扩展到了沬邑。
在商纣王平定东夷叛乱，大获全胜后统一华夏之际。
将其改名“朝歌”，取自“高奏凯歌”之意，以昭国威。
四处的讨伐也让商朝进入鼎盛时期，更是“八百诸侯朝灵山”，一时风光无限。
但连年的征战和大修宫殿不仅耗费大量人力物力，更是让国内矛盾不断激化。
兵力的空虚以及武王讨伐，牧野一战的失败，宣告了600年的社稷从此毁为一旦，商朝灭亡。
凤鸣岐山，却难逃迁都命运
武王克商后，周王朝建立，定都镐京。
但在周朝建立政权的前400年，国都却一直都是西岐 ，因地处殷地西境而得名于此。
颇具“神话色彩”的岐山不仅相传是炎帝生息之地，还是周王朝的发源地。
地位自然非同一般，一直都是周最为重视的城市。
《竹书纪年》中提到，“文王梦”“又鷟鸑鸣于岐山”，说的便是“凤鸣岐山”的典故。
天下有德乃现，凤凰的出现，带来了周即将兴盛的吉兆。
在《诗经·大雅》中也有说道：“凤凰于飞，翙翙其羽”，凤与凰相伴而飞寓意着“天下太平”。
从这些与凤凰有关的记载，我们也不难看出，凤凰作为祥鸟，人们对它充满崇拜。
这也导致凤鸟纹在西周的青铜器上盛行，且造型繁杂多样，十分精美。
但后期的西岐由于政权更迭，地理位置的弊端日渐暴露。
距离西北部游牧民族过近导致国家安全成了问题，距离中心过远又导致集中管理不便。
这才有了武王伐纣后，迁都镐京一举。
两大名地如今“在何处”？
如今，随着历史的洗礼，两大名地显然“低调”不少。
随着考古部门的相关挖掘与研究，相关遗址的出现也为其揭开了“神秘面纱”。
“朝歌”摇身一变，现为我国河南省鹤壁市。
如今还留有商朝皇家园林淇园与三海子，鹿台等历史遗迹，展示着曾经的辉煌。
“西岐”则位于现在的我国陕西省岐山县，周公庙、凤雏遗址的发现也充分佐证这一说法。
大量青铜器也在这里被出土，有青铜器之乡的美誉。
如今更是凭借丰富的旅游资源与文化底蕴，打造旅游特色城市成效显著。
城市的兴衰，也是时代的眼泪。
朝歌兴于“高奏凯歌”的朝歌，也败于“歌舞生平”的朝歌。
西岐也是无法满足政权要求，出于大局遗憾退场。
两大名城的迁都与落败并非偶然，或许是“人不和”又或许是“地不利”，都只能让位于其他城市，走向落败。
对于中国的一众曾经的国都来说，遗憾退场命运才是常态。
国都虽迁，辉煌永存。
虽然如今两大名城地位大不如从前，但历史依旧见证着曾经的辉煌。
诸多遗址不仅将曾经繁荣的文化刻进城市记忆中，更是在历史研究上留下一批丰富的非遗宝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