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桓公到了晚年，忘了管仲的遗训，易牙、竖刁、开方这三个奸臣被他又召回宫中，加以重用。尽管鲍叔牙多次劝告，齐桓公也听不进。这三个有恃无恐，更加胡作非为，竟然把鲍叔牙活活气死了。后来齐桓公薨逝了，他们三个废掉齐桓公立的太子公子昭，而让听他们话的公子无亏当了国君。公子昭一看，不但君位被夺去，而且被杀头的危险时刻存在，就跑到宋国去，请宋襄公为他做主。
宋襄公是个资质平平的人，宋国的实力也不强大，可是成为霸主的诱惑实在太大了。齐桓公薨逝后，宋襄公一心想成为霸主。公子昭来投奔他，他认为是个可利用的机会，就收留了公子昭。
周襄王十年（前642年），各国诸侯接到宋襄公通知，要护送公子昭回齐国去当国君，让诸侯派兵相助，以壮声势。大部分诸侯一见是宋襄公出面号召，没几个人理会，只有卫、曹、邾几个比宋国还小的国家派了一些人马来了。宋襄公统领四国联军杀向齐国，齐国的贵族对公子昭怀有同情之心，再加上不清楚宋军实力，就把无亏、竖刁杀了，赶走了易牙，在边界上迎接公子昭回国。公子昭回国后当上了国君，就是齐孝公。宋襄公为齐孝公复位出了力，自认为是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是足够树立威信称霸诸侯的时候了，便想会盟诸侯，把自己的盟主地位确定。于是，宋襄公派使者去楚国和齐国，想把会盟诸侯的事先和他们商量一下，取得楚国、齐国的支持。
周襄王十二年（前640年）春季，宋、齐、楚三国国君相聚在宋国的鹿地。宋襄公一开始就以盟主的身份自居，认为自己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同时又认为自己的霸位也比楚、齐国君高，盟主非已莫属。他事先末征求齐国、楚国的意见，自作主张拟了一份秋季在宋国会合诸侯、共扶周天子王室的通告，并把时间定在当年秋季。楚成王和齐孝公两人对宋襄公的这种做法很不满意，心里却不痛快，但碍于情面，还是签了字。“
八年，齐桓公卒，宋欲为盟会。十二年春，宋襄公为鹿上之盟，以求诸侯于楚，楚人许之。公子目夷谏曰：‘小国争盟，祸也。’不听。秋，诸侯会宋公盟于盂。目夷曰：‘祸其在此乎？君欲已甚，何以堪之！’”当时楚成王和齐孝公都在口头上答应宋襄公提出的以宋国为盟主，约定效齐桓公“衣裳之会”，不以兵车，择定日期于宋国的盂地会盟诸侯。
当时诸侯会盟有两种方式：一是为了方便或防止意外的事情发生，都带兵车，称为“兵车之会”。二是有时怕带兵车会引起别人怀疑，便约定不带兵车，称为“衣裳之会”。《谷梁传·庄公二十七年》载：“衣裳之会十有一，未尝有歃血之盟也，信厚也。”但也有的国君心怀叵测，背信弃义，答应人家“衣裳之会”，自己却暗中带兵车作以埋伏，会上对人家搞突然袭击，楚成王便是这样的一个典型。他包藏祸心，表面上答应宋襄公，心里却另有打算。
宋襄公
周襄王十三年（前639年）七月，约定的时间就要到了。宋襄公的哥哥目夷向宋襄公进谏道：“楚，蛮夷也，其心不测。君得其口，未得其心。臣恐君之见欺也。”襄公不以为然，说：“寡人以忠信待人，人岂忍欺寡人哉？”不听目夷之谏，传檄征会，先遣人于盂地筑起坛场。目夷又进谏说：“楚强而无义，请以兵车往。”襄公说：“寡人与诸侯约为‘衣裳之会’，若用兵车，自我约之，自我堕之，异日无以示信于诸侯矣。”到了约定开会的日子，楚、陈、蔡、许、曹、郑等六国之君都来了，只有齐孝公和鲁国国君没到。在登坛后陈牲歃血，推盟主为尊时，楚成王竟毫不客气地立在第一个位次。宋襄公和他辩理时，他的臣子成得臣、斗勃卸去礼服，现出重铠，招来跟随楚王前来的上千兵士飞奔上坛，先把宋襄公两袖紧紧捻定，指挥甲士，掳掠坛上所陈设的玉帛器皿之类。楚成王逮捕了宋襄公，众甲士将公馆中所备献享犒劳之仪及仓中积粟掳掠一空。宋襄公的随行车乘全被劫掳。然后，楚成王带领人马，押着宋襄公，杀向宋国国都睢阳。“
于是楚执宋襄公以伐宋。冬，会于亳，以释宋公。子鱼曰：‘祸犹未也。’”后来，楚成王觉得抓了宋襄公也没什么用，就把宋襄公放回去了。
从那时起，宋襄公对楚国怀恨在心，但是由于楚国兵强马壮，也没什么办法出气。后来，宋襄公听说郑国最积极支持楚国为盟主，就想讨伐力薄国小的郑国，出出胸中恶气。过了不久，郑文公去楚国拜会楚成王，宋襄公认为是个机会，不顾公子目夷与大司马公孙固的反对，出兵伐郑。郑文公知道消息后，求救于楚成王，楚成王答应来救援郑国。
楚成王没直接去救郑国，却统领大队人马直接杀向宋国。宋襄公这下慌了手脚，顾不上攻打郑国，带领宋军星夜往国内赶。待宋军在涨水边扎好营盘，楚国的兵马也来到了对岸。“
冬十一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战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济。司马曰：‘彼众我寡，及其未既济也请击之。’公曰：‘不可。’既济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陈而后击之，宋师败绩。公伤股，门官歼焉。国人皆咎公。”“
公曰：‘君子不重伤，不禽二毛。古之为军也，不以阻隘也。寡人虽亡国之余，不鼓不成列。’子鱼曰：‘君未知战。勍敌之人隘而不列，天赞我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犹有惧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敌也。虽及胡耇，获则取之，何有于二毛？明耻教战，求杀敌也，伤未及死，如何勿重？若爱重伤，则如勿伤；爱其二毛，则如服焉。三军以利用也，金鼓以声气也。利而用之，阻隘可也；声盛致志，鼓儳可也。’”
虽说他事实上称霸失败，也是春秋时代礼乐崩坏的必然结局，但后人对襄公的评价并不低。事实上楚国也正是因为依仗蛮力欺负礼让的襄公也最终为中原诸侯所不齿，埋下了城濮之战被晋侯重耳击败的伏笔。五霸之说有两种，其一认为是齐、晋、楚、宋、秦，这是孟子提出的，还有一种认为是齐、晋、楚、吴、越，这是荀子主张的。因孟子讲究仁义，所以评定标准不以成败，而以其为人来界定，但荀子注重现实，因此从成败的角度上主张吴、越。但荀子终究没有成为儒家正朔，因此后世仍以孟子的五霸之说为准。还有一个原因在于吴越所谓霸业并没有得到中原诸侯承认，当时它们虽然兴盛一时，但在中原诸侯眼中仍然是蛮夷之国。
司马迁在《宋微子世家》最后的太史公曰里面就品评了宋襄公，说“襄公之时，修行仁义，欲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汤、高宗，殷所以兴，作商颂。襄公既败于泓，而君子或以为多，伤中国阙礼义，曪之也，宋襄之有礼让也。”
宋襄公
事实上，现在的主流观点评价宋襄公总是说他多么愚蠢，多么迂腐，但却看不到他讲仁义绝不是“空谈仁义”，而是确确实实地将仁义的理念贯彻到实际行动中，因为在周代，按照华夏礼仪和道德要求，确实是很多地方都有讲究的，连贵族出去打猎都要依照礼法，比如不杀幼兽、一箭射中没射死的伤兽也不能赶尽杀绝，还有诸多礼制的规定。这些都体现了华夏先民是文明礼仪之邦，这些繁复的周礼正体现了古人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诸侯之间的关系的道德准则。而在战斗中不杀老人之类虽说仁义得过分，但按照周礼的精神也是很符合的，要知道，春秋前期的诸侯战斗都是要下战书约定时间地点，然后带军队双方列阵完毕，然后堂堂正正对决，类似于“决斗”这种形式。而绝对不是春秋后期到战国以后的为了胜利无所不用其极。但是，在宋襄公时代，只有他还谨守着这些古老的礼仪和道德，其他所有人却已经不将这些礼让的精神放在眼里了，当然这也是乱世的必然。
所以可以说他天真，也可以说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但宋襄公绝非“假仁假义”的伪君子。可是那个时代正如阿赫马德·玉格乃克《真理的入门》所说：“谁若是伪君子，他就成人上人。谁若想成人上人，他必须先当伪善者。谁若讲道理，他会走投无路，谁若蛮横无理，他竟前程宽阔。”宋襄公抱残守缺、不知变通、妄自尊大自然不当，但是其本身恪守礼仪这一点却是不可抹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