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张献忠是否屠川，目前主要有三种观点：一，张献忠没有屠川，是清朝统治者嫁祸给了张献忠；二，张献忠屠杀了，同时清军也屠杀了，清朝统治者全部写在张献忠身上；三，张献忠屠杀了，清朝没有屠杀。实际情况到底如何，我们还得从史料看。
目前，人们能够找到的关于张献忠屠川的史料多达450种之多，如此多的史料显然是不可能完全否定的。
我们先来分析下这些史料的都是什么性质的史料。首先，清朝官修史书《明史》记载了张献忠的两次屠杀行为，一次是在武汉“录男子二十以下、十五以上为兵，余皆杀之。由鹦鹉洲至道士洑，浮胔蔽江，逾月人脂厚累寸，鱼鳖不可食。”第二次是在四川。
性狡谲，嗜杀，一日不杀人，辄悒悒不乐。诡开科取士，集于青羊宫，尽杀之，笔墨成丘冢。坑成都民于中园。杀各卫籍军九十八万。又遣四将军分屠各府县，名草杀。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下殿，獒所嗅者，引出斩之，名天杀。又创生剥皮法，皮未去而先绝者，刑者抵死。将卒以杀人多少叙功次，共杀男女六万万有奇。——《明史·张献忠》
《清史》记载张献忠在四川屠杀了六亿人口，这明显是太过于夸张。虽然数据不可信，但是事件也不能完全否定，中国古代的史书在这方面的夸张在历代都有，例如《逸周书》就记载武王伐纣消灭了一亿军队。鉴于《明史》是清朝官修史书，有嫁祸张献忠的嫌疑，所以以上两段记载只能作为参考。
给张献忠立庙，到底是敬仰还是害怕？
第二类资料是明朝文人写的史料，主要有王夫之的《永历实录》、彭孙贻的《平寇志》、吴伟业的《绥寇纪略》、谈迁的《国榷》、查继佐的《罪惟录》、计六奇《明季南略》、顾山贞《蜀记》《客滇记》等。
其中《罪惟录》原名为《明书》，是反清文人查继佐写的，书中全部使用明朝年号。此书将南明各主都列为本纪，对清朝则称呼为“满人”，“建夷”等。此书在1672年写成，是暗中所写，经历了千万的磨难。这本书是保存了三百年的查氏手稿，直到清朝灭亡后才公开发行。此书记载了张献忠在四川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屠杀。
《明季南略》是计六奇编撰的一部历史类笔记，主要写南明的抗清事迹，记叙的时间从1644年到1665年。该书在1670年写完，但是由于文字狱的问题，此书直到清朝后期才开始刊行。此书也较为详细地记载了张献忠屠杀四川的事情。
结合明遗文人写的史书，我们大概可以搞清楚张献忠在四川的屠杀行为。张献忠第一次屠川是在重庆，《罪惟录》《国榷》《明季南略》都有记载。《罪惟录》记载“屠重庆—取丁壮万余，刳耳鼻，断一手，驱狥各州县。”谈迁的《国榷》记载“绅弁俱歼，兵民斫一手者万计”。而《明季南略》的记载就比较夸张，“城中数百万生灵，无一逃者……砍手三十余万，流血有声。”
第二次屠杀是在成都。《罪惟录》记载:“陷成都，蜀王阖宫被难。巡抚龙义光暨道府各官，皆死之。檄诸绅于成都，皆见杀。”《蜀记》记载:“贼大众驰聚而入，不分老幼良贱，皆杀之。三日后方招安”。《蜀碧》的记载也大体一致：“贼攻成都……大杀三日”。
第三次屠杀是屠杀四川的士人。《罪惟录》记载“县榜试士，士争趋乞生。复以兵围之。数千人咸振笔挟策以死。”《鹿樵纪闻》记载:“廉得诸生有通表于闯者，由是发怒，命州县教官率生监来省考试。……聚之大慈寺，照牌点名驱至西城外青羊宫坑之。共一万七千余人，所弃笔砚如邱冢。”《怀陵波寇始终录》卷十八说:“朝天关逻者获成都诸生颜天汉等通闯贼书。怒，诡称开科，尽杀之青羊宫。”
七杀碑原文
第四次是张献忠失败后，他决定离开四川，流动作战，于是下令屠杀成都。在“江口沉银”之后，张献忠又下令屠杀妇女几十万，最后又担心川兵反叛，就将所有川兵也屠杀了。这件事记载于南明将领俞忠良的《流贼张献忠祸蜀记》中。
献忠离成都，率贼营男妇百余万操舟数千蔽岷江而下。都督杨展起兵逆击之，战于彭山之江口，展身先士卒遣小舸载火器以攻贼舟，风大作，舟火，士卒鼓勇，皆殊死战，贼败。贼舟首尾相衔，骤不能退，风烈火猛，势若燎原。官兵枪铳弩矢百道俱发，贼舟多焚，所掠金玉珠宝及银鞘数千万，悉沉江底。群贼登岸走，旋奔川北，杨展率部追之。献忠虑各营家眷众多，不能急行，此皆历年抢掠而来，乃集众贼将共议，饬令将妇女尽杀之，献忠亦杀其妃嫔数百，死者数十万。献忠犹未已，恐川兵反，行次顺庆界。大阅，尽杀川兵，不留一卒。仅有都督刘进忠者一营，久自川北遁去，入秦降于虏。——南明建昌卫掌印都司俞忠良《流贼张献忠祸蜀记》
实际上，《明史》关于张献忠屠川的许多细节也是直接从明遗的资料转抄而来，其中大部分内容是转抄了毛奇龄的《后鉴录》。毛奇龄记载了张献忠派出四路大军出去屠杀，其中每一路都杀了上亿的人口，加起来正好是6亿多。《明史》就直接将这些数据加起来。
献忠黄而长，身而虎颔，人号黄虎。强不及自成而狡谲过之。性嗜杀，与自成比，较无道难测。……伪官朝会拜伏，呼獒数十入班次，有为獒所嗅者，不忠引出剖其心。……先杀所俘蒙古一千五百人于南门之外，始分兵计杀。凡一兵杀男子一百，授把总女倍之，以手足为记。……会计各路所杀，卫军七十五万有奇兵二十三万有奇，家口不计。……然后捱户杀名，草杀。……岁丙戌元日，命四将军分路草杀。五月，回成都上功疏。平东一路，杀男五千九百八十八万，女九千五百万，抚南一路杀男九千九百六十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安西一路杀男九千九百余万女八千八百余万。定北一路，杀男七千六百余万，女九千四百余万。……剥皮法，从顶至尻，刻一缕裂之，张于前如鸟翅，逾日始绝。有即毙者行刑者抵死。——毛奇龄《后鉴录》
第三类史料就是四川文人和大西军将领、官员留下的笔记、史书，四川人们和大西军对屠杀的记载更加生动、详细，因为他们就是亲历者。这一类的史料有欧阳直《蜀乱》、彭遵泗《蜀碧》、《纪事略》、《大西通纪》、《滟滪囊》、《南明兵部尚书李乾德答孙可望书》等。
其中，《蜀乱》的作者欧阳直是四川广安人，他曾经担任过大西政权的官员，他亲自看到了张献忠的屠杀行为。1698年，他把四川几十年的战乱写在《蜀乱》一书之中，其中有一句名言广泛流传：“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未治。”《蜀乱》记载张献忠攻陷成都后:“屠城三日，贵贱同尽，惟少艾妇女为营伍密藏者，暂得免。”
《蜀碧》是四川文人彭遵泗的作品，该书主要记载张献忠在四川的活动。由于作者就是四川人，因此他对张献忠的屠杀描写得十分的生动和详细。例如书中记载张献忠常常把小孩掷在空中，然后用长矛刺杀，以此为乐。鲁迅在看了此书后评价到“讲张献忠祸蜀的书，其实不但四川人，而是凡有中国人都该翻一下的著作”。
第四类文献就是外国传教士的笔记。张献忠建立“大西”政权的时候，恰好有意大利人利类思、葡萄牙人的安文思在四川传教，二人听命于张献忠，被封为“天学国师”。两人也是张献忠屠杀的亲历者，他们回到欧洲后，将自己的回忆写在了《圣教入川记》一书中。该书直到1917年才被翻译为中文。《圣教入川记》记载了张献忠在四川的所做作为，其中提到张献忠每天要杀200人左右。另外，该书还记载了张献忠在离开四川之前屠杀了成都20万居民。
实际上，民间也一直在流传张献忠屠川的故事，许多家族都流传着避难山洞的故事。在巫溪县境内，有一个名为玉家洞的山洞，可以容纳一千人。当张献忠的部队到村庄后，发现人们都逃到山洞里了，于是扬言杀光村民。最终，张献忠的部队找到山洞，将山洞堵住，放火熏死了所有村民。2014年，人们在巫溪县古路镇玉家洞发现了大量的人骨，这个传说得到印证。
2002年，成都在新南门挖出了“万人坑”，经过成都考古所勘察，判断这些人骨出现在宋末元初或者明末清初，很可能和张献忠屠川有关。
在《流贼张献忠祸蜀记》《蜀碧》《蜀难纪实》等文献中记载了张献忠“江口沉银”的故事。但是长期以来，人们一直以为“江口沉银”只是民间传说。但是在2016年，考古学者对“江口沉银遗址”进行考古发掘，出土了文物30000多件，其中大部分是金银财宝，其中包括大量的“大西”的官印。“江口沉银”遗址证明了民间传闻和这些文献记载的确是存在的。
江口沉银遗址出土的文物
综上所述，无论是当时清朝的官修史书，还是南明将领，明遗文人，大西将领、四川文人以及传教士的文献都记载了张献忠屠杀的事情。如果是光是清朝史书，那的确有栽赃陷害的可能，但是如此的多的文献就完全说明了一个问题：张献忠屠川的确存在，而是影响恶劣。后来四川到处都流传着张献忠屠川的故事，甚至还发现了一些遗址，这就使得张献忠屠川一事成为铁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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