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年6月14日晚，上海广西路小花园。
这里有一座灯红酒绿的饭店叫做百乐饭店，这座饭店表面上看是个装修豪华的吃饭地点，但实际上却是一个高档的风化场所。
两个人晃晃悠悠的从酒店走出来，显然都喝的很尽兴，前面走的人是国民党中统上海区的区长，名叫史济美，后面跟着的是中共的叛徒，日后的大汉奸丁默邨。
两个人正在下楼梯的时候，突然迎面又过来第三个人，这个人走路很快，趁着史济美还没反应过来，就拍了他肩膀一下。
史济美倒是认出了这个人，可还没来得及打招呼，此人就跑掉了，他被弄懵了，回身去看丁默邨，发现他已不见踪影。
正在史济美疑惑之际，突然从旁边窜出几个人了，这些人手里都拿着枪，为首的那个抬手就是两枪，史济美被当场击毙。
这次刺杀计划，正是被誉为“党内海瑞”的中央特科最后一位负责人，王世英的巧妙布局！
那么，王世英究竟何许人也？又是如何布置的这次刺杀？
接下来，让我们一一解答：
一、投身革命
策划并实施除掉史济美的人，其实是中共特科的最后一位负责人，解放后的山西省省委书记、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王世英。
王世英1905年出生，老家是山西洪桐县，小时候家里贫困，父母找全家亲戚筹钱才送他去读了私塾。
当时正值阎锡山在山西大搞免费教育，创办了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徐向前、程子华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由于学校是免费的，所以王世英也去考试就读。
但是可惜过了没多长时间，他就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而被学校开除了，这之后他便离开了家，在开封加入了国民军第二军学兵营，在这期间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
1925年，王世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那时正是国共合作的蜜月期，广州就是革命的中心。
所以在党的号召下，革命青年纷纷赶往广州，而整个广州革命的核心就在黄埔军校。
同年8月，王世英考入黄埔军校第四期，跟林彪、刘志丹、伍中豪、张灵甫、谢晋元等名将都是同学。
次年11月，王世英毕业之后就在省港罢工委员会下属的工人纠察队担任分队长。
之后又被分配到了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在教导师一团担任党代表，并跟着第二军参加了北伐。
可惜，国共合作在1927年因为蒋介石的叛变而结束。大革命失败后，王世英被派到河南从事兵运工作，之后又被派往皖北组织农军暴动。
起义失败后，王世英干脆回到山西老家，藏在阎锡山的卫生团里，继续秘密从事兵运工作。
二、潜伏南京
1931年10月，王世英被派往了上海，从此开启了他地下工作波澜壮阔的一生！
同年的上海南京一线，可以称得上风云诡谲这几个字。
先是负责中央特科工作的顾顺章被捕叛变，这个中共的特工王危害极大，若不是有钱壮飞救命，连周恩来都有被捕的风险。
紧跟着就是向忠发被捕旋即叛变，向忠发是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可以说是当时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他的叛变使得所有当时在上海的共产党成员都有危险。
紧跟着敌人又利用向忠发和顾顺章，大肆搜捕地下党，使得党组织受损严重，甚至依然还在报上刊登“伍豪脱党”的新闻，想要制造出周恩来脱党的假象，用于瓦解共产党人的精神。
这个时候到这个地区工作，绝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王世英是10月份抵达上海的，很快就与临时中央政治局取得了联系，中央军委命令他前往南京，恢复南京的地下党组织和情报网络。
临走之前，同是黄埔军校出身的一期老大哥陈赓，亲自向王世英交代任务。
陈赓此时是中央特科的情报科负责人，他告诉王世英这次任务非常艰巨，到了南京之后不要急于进行联络，先站稳脚跟，确保自己安全以后，再想办法当地的同志进行联络，联络的暗号是“伍豪之剑”！
王世英孤身一人赶到南京，他没有隐藏身份，依旧以黄埔四期学生王世英的身份活动，只是对外宣称自己已经脱离了军界，如今是个商人。
他大摇大摆的路过了联络点金源车行，发现这里已经被不少特务盯上了，因此王世英没敢接头，直接就离开了。
之后他就高调的在南京夫子庙的一间茶馆，邀请黄埔的老同学们前来聚会。
此时的黄埔已经是蒋介石的统治基础，即便是四期和四期以后的学生，也有不少官职很高的了，来的人里就有第一厅的主任朱耀武、铁甲纵队的队长张孟浪、中统局长徐恩曾的随从副官史济美等等。
在这次聚会中，王世英套出了史济美的话，原来之前共产党的中山路联络点就是他端掉的，而金源车行也是他在主持中统进行监视。
了解了情况的王世英，反倒不着急跟金源车行取得联络了，他找黄埔的同学帮忙，在南京开了一家“鸿昌南货店”，自己当起了小老板。
在这期间，他积极的去联络自己的同学张孟浪，这个张孟浪是他的洪洞老乡，当年他们18个一起从太原国师出来去投奔学兵营的，张孟浪还跟他一起考的黄埔，关系最为密切。
在王世英的努力下，张孟浪多次给他帮忙，王世英秘密给我党传递重要情报，甚至递送机密文件和油印宣传品，都是利用张孟浪的铁甲车来进行的。
在策反张孟浪的同时，王世英也没有放弃金源车行，他闲着没事就会前往车行对面的茶楼2层进行观察，看能不能从中找到特务的破绽，或者联络上接头人。
有一天突然出现了一个传教士模样的人，他挨家挨户的发放传单和福音书，就像个正常的传教人一样。
可是他发到金源车行门口的时候，却被几个特务给拦了下来，特务对他进行简单的盘问之后，发现没什么问题就给他轰走了。
可是王世英却觉得这个传教士不简单，他冒险下楼拦住了传教士，当着他的面掏出了一块用来接头的怀表，怀表上面也画着一个十字架。
传教士看到他怀表上的十字架，就过来问道：“先生也是基督徒吗？”
王世英点点头，表示自己是，然后就跟传教士攀谈两句，紧跟着他语气一转，直接问道：“您是本地人，知道这附近有铺面出租吗”
传教士面色微微一变，沉声答道：“有的 ，前面胡同5号！”说话的同时，他还把自己胸前的十字架举了起来。
五号！十字架，伍豪之剑！
所有的内容都对上了，看来对面这个传教士就是王世英找的街头人。
两个人迅速离开，找了一个僻静无人的地方，这才激动的把手握在一起。
原来这个传教士就是南京地下党的简北昌，原来在此之前，由于中山路的联络点被破坏，失去了电台导致整个南京地下党和中央的联络断绝。
南京地下党毛永明带领金源车行的同志冒险出动，把江苏省委和省委的联络员都藏到了郊区，而车行内还有两位同志被特务堵在了里面不能脱身。
简北昌这次扮成传教士，就是想看有没有办法能跟里面的同志联络上，设法进行营救，但能够借此机会跟王世英取得联系，绝对算得上是意外之喜。
王世英就以打麻将为名义，在简北昌的家里，见到了江苏省委书记盛仲良以及毛永明，经过几次商议，他们定下了营救车行内两位同志的计划。
几天之后，一只出殡队伍经过了金源车行门口，这一趟白事走的是传统礼节，外甥引路孝子拿幡，吹吹打打哭声大作，后面跟着的是8人抬的棺材，加上纸人纸马，队伍实在不小。
由于太过热闹，街坊四邻都出来看，自然也惊动了金源车行内的两位同志。
他们出门一看就发现，抬棺材的人中最前面那个就是简北昌，两个人立刻就明白了，随时做好了准备。
王世英也在出殡的队伍里，他故意撞了一名抬棺材的杠夫，这个人顺势跌倒，杠夫们一阵混乱，居然把棺材扔在了地上！
这一下现场乱作一团，孝子跟出殡的人当即就打了起来，旁边看热闹的唯恐天下不乱，一个个的纷纷起哄。就连旁边的特务也都来了兴致，看的是津津有味。
等出殡的队伍再次调整好启程出发的时候，特务们才把目光转回来，可是等他们回头看的时候，车行里的两个同志早已经不见了踪影。
成功联系上了当地的地下党组织，让王世英的工作可以进一步展开了。
组织上为了便于他工作和隐藏身份，于是安排了烈士遗孀李果毅假扮他的妻子，协助他行动。
可这对假的“地下夫妻”，就像电视剧里演的一样，在工作中却逐渐处出了真感情。
于是王世英向组织申请，和李果毅两个人成了真的夫妻，夫妻二人在表面上过的就像是普通的南货店老板一样，丈夫在外面经营店铺、拓展业务和人脉，妻子则在家里看店并照顾丈夫的生活。
有一天，李果毅和隔壁杂货店的陈太太一起去集市，没想到撞上了一个她的熟人黄细妹。
李果毅曾经在浏阳农村搞农运，当过农会讲习班的老师，而这个黄细妹，正是她当年的学生。
李果毅没敢跟她相认，只是一个劲儿的说她认错了，赶紧拉着陈太太回了家。
可是这一幕却被有心人看在了眼里，这个人就是史济美。
原来史济美在上海查抄了中共临时机关报《红旗日报》的印刷厂，并逮捕了印刷厂厂长陈玉仁。陈玉仁叛变之后，供出了一大批党员名单，其中就有王世英。
可陈玉仁终究隶属上海地下党，他提供的名单中那个王世英，到底是不是身在南京的黄埔同学王世英，史济美心中也没底。
如果换成别人，他大可以先抓了再说，可是王世英虽然没有从事军政两届，但终究是黄埔学生。
尤其黄埔前4期，在校长蒋介石的心中分量很重，蒋介石曾经亲自下令，对于黄埔学生是要网开一面的，哪怕是“走错了路”的学生，只要愿意“悔过自新”，蒋校长都会给个机会。
所以要抓王世英，史济美也必须拿到确凿的证据，于是，史济美下手把黄细妹买通，将其发展成了自己的特务。
史济美指使黄细妹开始跟踪李果毅，殊不知消息已经走漏，王世英已经安排简北昌，将南京的同志向上海转移。
这一天，李果毅回到家，王世英正在烧文件，告诉她马上前往火车站外的小树林，等他到了就一同撤退。
李果毅就先走了，留下王世英在家烧文件，他烧完文件刚准备出发，就从窗口看见了史济美！
王世英当即感到不对，立刻解下围巾，里外各一半的搭在了二楼窗户上。
其实这是他和李果毅商量的暗号，回家的时候如果看到围巾是全向前搭的，说明平安无事。
如果是前后搭的，就说明有危险，之所以这样定暗号，就是因为李果毅的前夫被反动派拉去行刑处决的时候，围巾就是前后搭的。
王世英安排好了暗号，不急不慌的端起一把紫砂壶，没事人一样下楼接待了史济美。
史济美上来就问，嫂子哪儿去了？怎么没在家呀？
王世英从容的回答，上街买菜去了，等她回来呀多做两个菜，咱们哥俩好好喝一杯。
史济美没想到李果毅会跑，于是继续试探王世英，听说嫂子之前结过婚，那几年和前面那个男人在湖南闹过农会？好像听说那男人是共产党？
王世英淡淡的说是那几年的事儿了，你我都是从那个时候过来的，那个时候干这种事就是潮流。当年咱们在军校的时候，不也都闹过学潮嘛。
这几句话答的天衣无缝，史济美也抓不到什么破绽。王世英却没给他继续问的机会，而是端起空暖壶上了楼，他打开水龙头，把水放的哗哗直响。
然后转头对楼下的史济美喊道，我烧点开水，灌完了暖壶咱们继续喝茶。
说完这句话，王世英借着水声的掩护打开了窗户，探出身爬上了房顶，从房顶上穿到了隔壁杂货铺的阳台，然后从陈太太家的后门溜了出去。
等史济美察觉不对，带着人冲上楼的时候，王世英早就没影儿了。
几个小时后，上海郊区的真如车站。
一辆铁甲车停在了车站外的野地里，张孟浪把王世英夫妇接下了车，夫妻二人跟他挥手道别。
等上了火车，李果毅才跟王世英说道：“我在火车站等了你半天你也不过来，我就回家了。在外面看见了窗台上搭的围巾，就知道你出了事儿，这才回小树林继续等你。”
三、最后的特科负责人
王世英回到上海后，就被任命为代理军委书记，全面负责上海的军事和情报工作，成了党在上海特科的最后一任负责人。
王世英上任没几天，红队队长邝惠安就拿了一份电报给他，原来是左翼作家联合会中出了内奸，青年诗人李菊村的室友马驼铃，真实身份是顾顺章培训的特务鲁思远。
李菊村被捕后经不住严刑拷问，将左联刊物《北斗》的编辑部供了出来，导致了丁玲、潘梓年等左联作家相继被捕。
为了营救丁玲等人，王世英并没有让红队去处置李菊村，反而利用了他的愧疚之情，重新把李菊村拉了回来。
李菊村为了将功折罪，写文章揭露中统特务的无耻行径，并在申报上发表。
这篇文章一石激起千层浪，一时间舆论哗然，宋庆龄、杨信佛、鲁迅等进步人士发表联名信，要求当局释放左联作家。
徐恩曾为了逃避舆论，只能将丁玲等人转移，这就为地下党营救提供了机会，最终丁玲被救出，送去了延安。
1932年，中共地下党李士群被捕叛变，未经严刑拷打就投靠了中统，但是由于消息没有走漏，上海的地下党组织不知道他已经变节。
但这也引起了王世英等人的怀疑，于是，党组织就命令李士群刺杀之前已经变节的丁默邨，以证实其忠诚。
李士群接到任务，转身就告诉了丁默邨，他们觉得反正也是杀人纳投名状，那就不如换个别人来杀，他们盯上的就是中统上海区的区长史济美。
李士群认为史济美跟王世英有仇，如果杀了这个人，也许就能获取王世英的信任。
就这样，李士群偷着去联络了红队队长邝惠安，商量着他提供史济美和丁默邨的消息，两个人出现的时候，李士群会上去拍史济美的肩膀，帮红队确定目标，再由红队出手杀人！
可实际上，李士群也和丁默邨商量好，他拍完史济美的肩膀，丁默邨就趁机逃跑！
这样，就引出开头的那一幕！史济美当场被杀，丁默邨侥幸逃脱。
不过李士群的阴谋没能换来信任，他变节的事情很快就被地下党获知。
而中统也没有放过他，徐恩曾亲自抓了丁、李二人，但丁默邨有靠山很快出来了，李士群还是靠着老婆叶吉卿献身才把他救出来。
1933年，史济美死后，钱义璋担任新的上海中统站站长，叛徒周光亚为副站长。
此时，特务鲁思远依旧以进步文学青年马驼铃的名义，伺机接近共产党人。
在一次演讲之后，他跟着一些进步学生躲进了中共上海中央局代理书记李竹声的住处，成功获取了李竹声的信任。
几天后，李竹生被捕，他在威逼利诱和顾顺章的劝降之下变节，将刚刚重新组建的江苏省委和中央局的所在地供了出来，刚上任没多久的地方中央路书记盛仲良也被捕，旋即叛变。
这下，连军委和特科也被告发，红队队长邝惠安和红队20多名队员被捕，英勇就义，就连邝惠安怀有身孕的妻子刘菊英，残忍的敌人也没有放过。
王世英当时有别的任务没在上海，得以幸免，他返回上海以后立刻着手重建了红队，并带着新队员去崇明岛训练，很快就恢复特科的战斗力。
紧跟着王世英又利用潜藏在特科内的敌人卧底，实施反间计。
将周光亚和钱义璋调了出来，将两个恶贯满盈的特务头子当场击杀！
结语
解放战争时期，王世英担任过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副参谋长，天津解放后，他又担任了天津警备区副司令员。
解放后，他回到老家山西，担任山西省政府副主席和统战部部长，为了山西的安定局面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编辑：张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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