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结束了战国以来封建诸侯长期割据的局面，统一了六国，建立了一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疆域空前，东到大海，西至陇西，南边直到岭南，北面则一直到河套、阴山、辽东等地区。面对这个前所未有的封建大国，怎么才能成为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创建一个万世不拔、长治久安的基业，子子孙孙永远传承下去。这就需要一个绝对的权利制度来做支撑，而秦文化在这里为秦始皇提供了一整套管理制度的资源。
春秋战国的兼并战争
春秋战国这个诸侯争霸的时代，不断发生的兼并战争促使各国变法图强，更直接推动了百家争鸣这一时代现象的出现，也是秦文化形成的主要推动者，在形成过程中融入了以法家为代表的具有实用、功利特征的诸子百家的思想，逐渐凝练成秦国独有的文化特征。
我们知道秦人是从陇右的逐渐兴起，再到岐西之地的建国，后随周平王的东出，最终统一六国。在这个奋斗历程中，秦人逐渐形成了功利务实、开放包容、尚武坚毅的文化特征，他们有更强的法治观念，有上下一心的团队意识，有始终如一的坚定信念。正是这些文化特征和文化观念逐渐形成了“大一统”思想概念，形成的主导力量，更为日后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之前曾在《秦国文化是如何形成的？对统一六国、治理国家有什么影响？》一文中略述了秦文化的形成及特征。秦文化是秦氏宗族文化进化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产物，是地域环境、战争洗礼、民族性情多方面因素造就的，是一种重实效、讲功利、勇于创造的文化，这种“大一统”的文化精神特质造就了“跨海内制诸侯”的强大秦国。基于秦文化的这些特质，秦始皇创建了专制主义的一整套中央集权政治制度，树立了绝对皇权，巩固了统一。
周礼影响了两千多年的华夏文化
要清楚秦文化的“大一统”思想对建立中央集权制度起到了什么推动作用，首先就要清楚秦文化中的大一统思想是如何形成的。
秦国的“大一统”思想最早起源于三皇五帝时代，在经过夏商西周时期中土、中国、天下、华夏等文化概念的出现而开始萌芽。到春秋战国时期，又经过了一些诸子学说提出的以仁政为王道来恢复周礼的大一统国家观的融合。最后才经过以商鞅、韩非、李斯为代表的法家的改造，以及吕不韦对诸子学说的创新整合，最终才形成了以君主集权为特征的新“大一统”理论。
从战国中晚期开始，历代秦国统治者由于受法家功利思想的影响，会创造性的将这种“大一统”观念运用于政治实践中。进而促进了秦国迅速崛起，最终统一。也由此逐渐形成了维护多民族中央集权的一整套“大一统”国家制度和运行体系，更由此奠定了中国两千年的中央集权统治制度、运行模式和传统文化。
秦文化是的“大一统”思想成为推动中央集权制度的主因，首先从秦非子受封于秦地，到秦襄公建立诸侯国，再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秦国经历了37代君王、600多年的励精图治，几乎每个历史阶段都经受战争的严峻考验与社会的重大变革。秦文化就是在纷争频繁的社会动荡和改朝换代中，不断发展、提升，不断获得补充和完善，每个朝代的变革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秦人知道这些成绩的不易，所以秦文化对于社会变革及和平这对矛盾存在具有骨子里有着向往和珍惜。
秦文化是在艰苦奋斗中磨砺而成
秦文化是通过艰难探索、反复实验、总结历史经验教训，通过世世代代秦国先祖把握发展机遇，主导社会改革，从实践中演变总结而成的。在秦文化形成过程中逐渐产生的“大一统”思想，其根源跟秦人的生活、社会变革等轨迹相互推动螺旋式向前发展，创建一个安定团结的社会局面根深蒂固深深的根植在秦人的心中，不可动摇。
其次就是秦文化对外来文化一向采取包容的态度，从秦穆公开始就注重引进人才，吸收外来文化。到了秦昭王时，博采众长，学术已出现“纳六国之士”的风气，秦文化已经和东方六国的文化融合越来越充分，逐渐形成了“大一统”的文化根基。到秦始皇执政时期，注重吸纳礼乐，“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还让吕不韦召集六国学子，整理编撰了《吕氏春秋》，内容兼采各家学说，视野开阔，文化包容性极强，这时的秦文化已经具备了“大一统”的文化范畴，为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提供了文化融入机制。
接着是秦文化一直以包容的姿态接受各国文化的融入，从秦孝公开始秦国一直是诸子百家的政治摇篮，“门户开放“成为秦国的优良传统。秦文化在招揽六国人才的同时，大量吸收外部世界的新信息、新观念，像秦孝公时的商鞅，秦惠文王时的苏秦、张仪，秦昭王时期的范睢、蔡泽，秦始皇时的李斯、韩非、蔚缭、郑国等等，他们都是当时各诸侯国的贤士，他们将当时最前沿的思想概念带到了秦国，为秦文化注入了全新的活力，对当时的社会进步发挥了重要作用。秦国也成为当时政治、经济、文化最强的诸侯国，为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提供了足够的政治野心。
社会变革极大的激发了士兵的作战能力
最后“王者不却众庶”的社会改革铲平了社会的不公，激发了强大的社会动员力。秦国从商鞅变法开始建立 “县制”，推行土地私有制，逐步废除分封制。打击了封建诸侯的地方势力，瓦解了勋贵们对大片土地的控制，土地可以自由买卖，百姓可以合法拥有田地。这一系列的改革，推翻了周以来的“分封诸侯”制度，为中央集权制的出现，扫除了地方豪强势力的阻扰。普通百姓获得了基本的生存权利，有效激发了百姓的生产力，极力促进了农业的发展。在秦始皇统一六国后，以“事不师古”进行了更彻底的改革，积极推动国家走向“君主法治”的中央集权政治思想，为中央集权制度的出现提供了法治依据。
秦文化对形成中央集权有很重要的影响，中央集权政治制度与秦文化是有承袭关系的文化，对后两千多年的政治制度产生了深远影响；秦文化社会改革的彻底性，为中央集权政治制度奠定了坚固的文化基础；秦文化大一统思想是在秦政治生活的主题，是能顺利过渡到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文化认同的重要因素。
法家提出的思想是“富国强兵，依法治国”，主要是研究国家依法治理的方法，有一整套完整的理论支持，并不是纸上谈兵，实操性也很强，有具体的行动方法。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秦文化“大一统”思想 “兼收并蓄、融合创新、敦本务实”，融合商文化、周文化和西戎文化等多种文化因素，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和生命力；这都为秦国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提供了理论支持和行动指导。奠定了大一统国家形态和大一统国家观念的基础，也就是奠定了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