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河北省馆陶县的人们来讲，“陶山”是一个有着极其重要意义的文化符号，因为它是馆陶之名的源泉，最早在唐朝的《元和郡县志》中就有记载：“馆陶县，本春秋时晋地冠氏邑，陶丘在县西北七里，赵时置馆于其侧，因为县名”。
唐李吉甫《元和郡县志》中有关馆陶县来历的记载
无“陶山”，就没有“馆陶”一名
馆陶在春秋时期为“晋地冠氏邑”。“邑”是先秦时期对人们聚集地的一种称呼，规模有大有小，今天大大小小的城市、县城、乡村有很多就是由那时的“邑”发展而来。可以说如果没有陶山，“冠氏邑”一名很可能会在今天馆陶县一带沿用到今天，当然后来隋朝在馆陶东部析置新县时，就不能再以“冠县”为名了。
在明、清时期馆陶的地方志中“陶山”“陶丘”是一回事
虽然在《元和郡县志》、清朝《馆陶县志》记载馆陶的来历中“县西北七里有陶丘，赵置馆于其侧，故名馆陶”，用的是“陶丘”，但县志中也有《陶山记》《书陶山记后》等文章称其为“陶山”，哪怕是馆陶古八景里的第一景也是“陶山夕照”。
清朝《东昌府志》中，馆陶县旁就同时绘有陶山和陶丘
之所以在称呼上有“丘”和“山”的差异，想来有两个原因：一是丘是小山的别称，两者可以混用；二是因孔子名“丘”，清雍正三年（1725年）尊孔避讳其名，或许此时改“丘”为“山”的。
不过在清时《馆陶县志》的记载中却有一处“陶山”和“陶丘”同时出现：
山川：
陶山，在县西南五十里，《禹贡》：“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即此。
清朝乾隆年间《馆陶县志》中记载的陶山
《禹贡》是我国的古代名著，是《尚书》中的一篇，其著作时代一般被认为是在春秋战国时期，不过作者为了让作品更具有权威性，就托名为上古圣人“禹”的创作，因此定名为《禹贡》。正是有了大禹的这道光环，在时刻把圣人的言论奉为圭臬的古代，《禹贡》中的记载无疑是对事情真实性最权威、最正确的注脚了。此外，《馆陶县志》中的这个记载还在明朝天顺年间编修的《大明一统志》所引用。
虽然“陶丘”在《禹贡》中有记载，但是人家并不是说馆陶的“陶丘”！有很大的可能是在编修《馆陶县志》时被编撰人员引用错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在《禹贡·导河》中人家的原文是这样的：
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
看到了没，在“东出于陶丘北”后面还有内容，而不像县志里记载的那样，就俩字“即此”，而是“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
西周时期地图上的济水及曹国示意图，曹即陶丘
沇水是济水的上游，荥是荥泽，均在河南省；菏是指的是菏泽，汶是汶水，在山东省，和馆陶并不能产生联系。
估计当时编修县志的人员，在《禹贡》中找到了唐朝《元和郡县志》中所记载“陶丘”的“权威”依据，如获至宝，不假思索，迫不急待地拿来就用，以至于无视“济”“荥”等和馆陶毫无交集的两个名词，不过在看到经过“陶丘”北之后，“东至于菏”，又“会于汶”，才猛然发现更无法和馆陶联系起来，只能到“陶丘北”就“即此”了。
陶丘在春秋战国时期，是个很响亮的名字，不是小山丘，而是一座城市！
这座城市就是今天的山东省菏泽市定陶区。春秋末期，吴王夫差开挖了连通济水和泗水的菏水，进而把江、淮、河、济有着“四渎”之称的四大水系联系起来，处于济水与菏水水运交通中心的定陶迅速发展成为著名的经济都会，有着“陶为天下中”的美誉。
春秋时期“陶为天下中”的陶丘，与济水、泗水、河水位置示意图
当时的定陶名字为“陶丘”。据传尧定都陶丘，舜在陶丘制陶，还与大禹在陶丘相识；武王伐纣之后，封其六弟振铎为曹伯建曹国，都陶丘。春秋战国时期，陶丘则以经济繁荣闻名于诸国，以至于吸引了有着“民间财神”之称的陶朱公范蠡来此定居，后来也因此改名为“定陶县”。据清《定陶县志》记载：
范蠡以陶为天下之中，遂定居焉，故曰定陶，秦灭齐置县，其名至今之。
此外在清《定陶县志》的有关“陶丘”“济水”的记载中，可以清晰的找到本文前面所说的《禹贡》中的记载：“导沇水，东流为济；入于河，溢为荥；东出于陶丘北，又东至于菏，又东北，会于汶，又北，东入于海。”也只有在这里，济水所经的各处才能够一一对应到位，可见此“陶丘”也是《禹贡》中的“陶丘”。
定陶虽然古称“陶丘”，但从历史记载上看，陶丘是一般作为地名来使用，而非山名。据《竹书纪年》、《说文》记载：“尧八十九年作游宫于陶，十年帝游居于陶”。“陶丘有尧城，尧尝居之。”《史记·五帝本纪》记载舜帝也在“陶”耕种渔猎：“舜耕历山，渔雷泽，陶河滨”。
或许在最初，定陶也是有着一座陶丘的，否则在地名多为单字的先秦时期，仅以“陶”为名就可以了，何必再加个“丘”字？
嘉庆《东昌府志》记载馆陶陶山“与此无涉”
关于《馆陶县志》引用《禹贡》的内容错误一事，在清嘉庆年间修撰《东昌府志》时就被发现了，因此在那个版本对馆陶陶山的记载后面又加了一行字：
按：《禹贡》陶丘即今曹县左山，与此无涉。
即《禹贡》记载的“陶丘”，和馆陶的“陶山”没有关系。
就这样，河北馆陶和山东定陶虽然距离在200公里左右，但是因为都和“陶丘”有关系，以至于《禹贡》的记载同时出现在了两地的志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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