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向往已久的朝圣
文/张者
提起云南，人们会眯起眼来，一道光芒翻山越岭投向南方，投向天上的彩云，那是人们向往已久的方向。那里有大理三月的好风光，无数的金花姑娘让你目不暇接；那里有美丽的香格里拉，蓝色山谷总是让人迷路和不解；那里有丽江古城，会唱民谣的姑娘不知谁惹了她，总是显得那么忧伤；西双版纳的女孩会跳孔雀舞，能引得孔雀开屏与其比美；梅里雪山会时不时会显露出金色之顶，让有缘人一睹光芒……
云南是全世界的旅游目的地，这些自然风光，永恒不变地保持着美丽，保持着魅力。但是，那些美丽的彩云，又是多姿多彩变幻无穷的，这让人惊喜和欣慰。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中，云南的基础设施也有了极大的改善，高楼大厦，车水马龙。云南以不变而应万变，吸引着成千上万的游客，这是云南的唯一。
我多次去云南。第一次去云南是《大家》的一个笔会，那时候《大家》提出了一个写作概念，叫凹凸文本。我当时正在北大读研究生，不知道《大家》的编辑从哪里听说了我的名字，居然邀请我去云南参加了笔会。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因为在这之前我并没有发表什么作品。当年，《大家》交给我的选题是“大学传”，这就是后来长篇小说《桃李》缘起。可见，云南和我的创作是有缘分的。
我儿子第一次出远门，或者第一次坐飞机去旅游也是云南。那时他才5岁。他提出要求，暑假应该带他出去旅游，比方，那个叫丽江的地方。我不知道他从哪里知道丽江的。
那次旅游是我儿子记忆最深刻的。即便到了今天，他已经飞到国外去了，回国居然还和我谈到了那次旅行。可见，云南总是让人流连忘返，让人记忆犹新的。
但是，在去了云南多次后，有个地方却一直没有去，或者说应该去却没敢去。那里成了我内心最想去却迟迟没能成行的地方，那就是西南联大旧址。那里在我心中已经成了一个朝圣之地。我向往着那里，关注着那里，却不知道用一种什么仪式朝向那里恭敬地弯下腰，低下头，唤一个个先生的名字。
那里也应该是现代中国人的朝圣之地。
云南的历史资源和文化资源都很丰厚。总结起来有一武一文。武就是云南讲武堂，文就是著名的西南联大。幸运的是历史选择了云南，不但有了力量的锤炼，还有了精神的唤醒。
云南讲武堂和西南联大这两所大学，一武一文相得益彰。
云南陆军讲武堂从1909年开办到1935年停办，在26年的办学历程中，共培养学员近万名。后来改为黄埔军校第五分校。1950年设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政大学西南军区军政大学云南分校，1953年改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三步兵学校。云南陆军讲武堂师生在辛亥革命、护国起义、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重大贡献，涌现出一大批军事统帅和军事将领，可谓“帅星闪耀，名将辈出”。共和国的两位元帅——朱德、叶剑英都毕业于云南陆军讲武堂。
来到云南陆军讲武堂旧址，首先被练兵操场吸引了。这个1907年开始建设，1909年建成开学的讲武堂，现在保存完好。这个操场和现在很多中学的操场差不多大。坐在操场边，你仿佛还能听到当年的军校学生在操场上一圈又一圈的跑步声。他们的喘息伴随着跑道上泛起的微尘。那些跑步声渐渐增大，微尘变成了万马奔腾的硝烟。共和国的两位元帅就是从这个不大的操场上，带领同学们奔赴战场，指挥千军万马的。两位元帅肯定没想到，他们从操场上跑出去，还要跑更远的路。要翻山越岭，爬雪山过草地，要进行两万五千里长征；要进行八年的抗战，转战千万里；要进行三年的解放战争，跑遍全中国……
这座四合院的建筑，一应俱全。有兵器库、礼堂、盥洗房、小花园、马厩等。在土、木、石结构中，还有中西合璧的走马转角楼。走马转角楼通廊将东、南、西、北四楼连为一体，堪称中国最长的楼中通廊。整个建筑在当年规模肯定是最宏大的，建筑也是最雄伟的。这种连通四方的回廊让数以百计的将军走向四面八方，其中少将以上军衔者就有300余人。
当云南陆军讲武堂的将军们在两位元帅的率领下不再沿着小操场奔跑，奔赴抗日前线时，有一群人却反向而行，从沦陷区来到了云南。这是一群文化精英，这是一群青年学子。这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的师生千里迢迢来到了云南，组成了战时的西南联大。
为武者上阵杀敌，为文者研究学问，一武一文，文武双全，相得益彰。这是任何敌人都无法战胜的。
在中华民族面临存亡危机之时，在隆隆的炮火声中，西南联大在短短数年中培养了大量优秀人才，其本身也成了近现代史上的一个文化符号。
西南联大师生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挽救民族危亡的坚定担当和心怀民族复兴的强烈使命，为民族独立、民族复兴奠定了坚实的人才基础。在抗战的八年中，西南联大师生一边跑警报，一边做学问完成学业。他们时不时昂头望着天空，时不时又低头看着书本。昂头向上虽然是防着敌人的飞机轰炸，同时也表现出了不屈的高贵和尊严。无论在什么地方躲避敌人的飞机，他们抬起的头颅望着的不仅仅是敌人的飞机，他们望着的是民族的未来，志在高远。当他们低头向下时，他们又回到了现实，必须认真学习，必须做好自己的学问，为一个民族留下文化的种子。
我关注着在展览墙上的一张西南联大外国语文学系的课表。从课表来看，外国语文学系的课程主要分为国内文学、外国文学和其他课程：由闻一多、朱自清、沈从文、陈寅恪等教授《诗经》《楚辞》《古诗十九首》《左传》、中国通史、古代神话与传说等等；由叶公超、钱钟书、卞之琳、吴宓、闻家驷等教授英文、法文、英诗、西洋小说等等。此外还有微积分、普通物理学等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西南联大的许多课程没有统一的教材和教学大纲，同一门课程往往由不同教师根据自己的研究特长进行讲授。从不照本宣科。往往是先开一个书单子，让大家自己看，有一个提纲，学生们在课堂记笔记。写毕业论文时，也不会替学生定题，让同学们自己选题。讲课精彩的教授，学生可以自由选听，也可以同时旁听。特别是吴宓、吴晗等教授的课，他们记忆力惊人，在黑板上写纪年表，不用看书，没有教案，讲史信手拈来。因为学校面积大，课堂分散，听完一节课后，得跑着去另一个教室，位子没有了，经常要站着听，站着记笔记。条件艰苦，但学习氛围却极好。图书馆的门只要一打开，大家就蜂拥而入，没位置的人只好站着看书，或者去泡茶馆，泡一杯茶。这种教学方式即便是在现在都不落后，同学们的学习热情也让人称道。
清晨，在校园内各处有同学在读书，在校外不远的田边，在地埂，在坟场，都有一片片琅琅的读书声。入夜，宿舍里的灯都熄了，饭厅里却熄灯晚，就抓紧时间到饭厅去读书。考试是经常的，每周有小考，每月有中考，每学期有大考。每学期没有拿够学分就会被开除，即便考到59分，老师也绝不会“拉你一下”。所以，当时在西南联大读书的学生有八千多人，最后拿到学位的只有三千多学生。
学生宿舍是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设计的，其实就是一个茅草棚。条件艰苦，拉一块布当帘子，就算是一间。一个房间住二十多人，用上下铺把房间分割成小格子，四个人面对面住，组成一个学习小组，中间摆一个箱子就是书桌。有的学生和教授还有外国留学生一起住，当年的西南联大还招收了印度、缅甸、越南的留学生。
1939年夏天，远在湘西的汪曾祺告别江南，来到云南，考入西南联大中文系。汪曾祺的目标是他的偶像沈从文。汪曾祺听沈从文的“创作实习”和“中国小说史”课。汪曾祺第一次写小说，竭力把对话写得美一点，有诗意一点，有哲理一点，被沈先生批评。说你这不是对话，是两个聪明脑壳打架。沈从文总是夹着一大摞书走进教室，把仔细批改后的习作和找来的书发给学生。有些资料他就自己抄，用毛笔抄在当地产的竹纸上，抄成了，卷成卷儿，上课时发给大家。
1943年，约瑟主持的英国文化科学委员会驻华使团访问云南。他在报告中写道，中国科学工作者在自己国家的边远地区坚持研究，表现出顽强的毅力和勇气。在逆境中，他们表现出非凡的乐观与豁达。
为躲避日机轰炸，西南联大相应调整了授课时间。上课时间不得不更改到早晨七时到十时，下午三时到六时。每一堂课的时间也缩短到四十分钟，中间休息五分钟。这五分钟实在是不够的，因为两个教室间的距离常常要走十几分钟才得到，只得在下课以后快跑到另一个教室去。
他们心中充满了对敌人的仇恨，同时又是乐观和豁达的，这从跑警报中可见一斑。不叫“逃警报”也不叫“躲警报”，就叫“跑警报”。不“躲避”也不“逃遁”。跑着望天，跑着背书。那种紧张中透出的从容和风度是对日本鬼子最大的轻蔑，同时也透露出中国人最伟大的民族性。
昆明的市区由于地下水位过高，不可能修筑防空掩体。每当警报响起，同学们绝不迟疑，但也并不慌张，从各个教室跑出来设法向北边的山坡上跑。最大的问题是担心校舍以及舍内的行李被炸。吃也是一个问题，早晨只吃了一碗稀饭，而一跑警报便是四点钟后，甚至要挨到八点钟，挨饿是家常便饭。
所以，联大学生跑警报往往是衣冠不整，不修边幅，夹着书本，一边吃着东西，一边淡定出城门，到后山上看书上课，这形成了一道抗战时期昆明近郊的风景。有时，空袭警报来时正在上课，教授和同学一起跑向山坡，敌机轰炸刚过，警报还没有解除，教授就聚拢同学，继续讲他没有讲完的课。
在疏散的人流中，金岳霖拎着装满书稿的公文包，傅斯年扶着患有眼疾的陈寅恪，费孝通则牵着行动不便的妻子……这都是你现在无法想象的情景。
金岳霖刚刚完成专著《知识论》的写作，在跑警报时，就带着文稿往山上跑。上山后就坐在装稿子的公文包上。轰炸结束，天黑了，金岳霖站起来就走，稿子丢在山上，再也没有找到。数年的心血，70万字的手稿就这样消失在敌机的轰鸣中。
陈寅恪的右眼失明，左眼视力也开始下降，他坚持准点上课。跑警报时，他跑不远，也上不了山，就带着凳子，在一个大土坑中躲避。昆明雨多，土坑里水深盈尺，他常常坐在水里望着天空，等待警报解除，陷入沉思。这位大学问家当时又在思考什么？
从跑警报中，你能看到中国知识分子在遇到困难时的那种幽默，那种不屑，那种尊严。这一切显得夸张，从夸张中你又看到了荒诞，从荒诞中你又看到了魔幻。在现代人眼里的这一切才真是魔幻现实主义。
正如汪曾祺所说：“日本人派飞机来轰炸昆明，其实没有什么实际的军事意义，用意不过是吓唬吓唬昆明人，施加威胁，使人产生恐惧。他们不知道中国人的心理是有很大弹性的，不那么容易被吓得魂不附体。我们这个民族，长期以来，生于忧患，已经很‘皮实’了，对于任何猝然而来的灾难，都用一种‘儒道互补’的精神对待之。这种‘儒道互补’的真髓，即‘不在乎’。这种‘不在乎’精神，是永远征不服的。”
现在，西南联大还是许多人心目中的学术圣殿。当年的师资团队堪称“豪华”，朱自清、闻一多、陈寅恪、冯友兰、金岳霖、潘光旦……汪曾祺曾评价西南联大为：“可以彪炳于世界大学之林，奇迹一样‘空前绝后’的大学”。多年之后，从西南联大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5位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175位院士……在战争中西南联大培养出了大批蜚声中外的杰出人才。
在战争中云南人民给了西南联大师生一个落脚点，西南联大师生立于此点，为站起来的中华民族提供了伟大的精神力量。同时，西南联大师生给云南带去了先进的文化，带来了人类的文明。这是一种双向的润育。可以说没有云南，西南联大师生在中国大地上无法找到一块更好的可以读书的地方；没有西南联大师生的呐喊和唤醒，云南这块土地还会沉睡下去。
抗日战争，是一个民族和另一个民族的战争，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战争。时局虽然艰难，但学生们坚信，敌人摧残了我们的艺术城，破坏了我们的象牙塔，可是毁灭不了我们五千年的文化种子。敌人的侵略，只能暂时改变我们的生活，可民族精神依然兴旺而不可改变，中国人特别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在炮火洗礼中变得更加刚毅、勇敢、坚强。
2022年10月21日于嘉陵江畔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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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朱阳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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