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开讲#
历史回顾：17世纪，英国人对咖啡和咖啡馆兴起的看法与态度——17世纪早期前往奥斯曼帝国的旅行者，如约翰·桑德森、威廉·比杜尔夫、威廉·利思高和亨利·布朗特，据他们报道，穆斯林们贪婪地喝下了一种叫“咖啡”的又黑又苦的酒，而不是葡萄酒或其他酒精饮料。在比杜尔夫看来，所有的基督徒包括英国商人，生活在土耳其人中间，都面临着道德和文化污染的巨大风险。
土耳其人的饮食
比杜尔夫发现土耳其人的饮食“不是很奢侈”，他简短地提到了他们“最常见的饮料”——咖啡，他将其描述为“一种由像豌豆一样的脉冲调制而成的黑色饮料”，并解释了“人们是如何尽可能去喝热的”。比杜尔夫利用对咖啡的描述进一步妖魔化穆斯林、奥斯曼人，将他们定义为基督教的敌人。
比杜尔夫根据《圣经》，将《但以理书》中提到的野兽的邪恶性格归因于奥斯曼人，他写道：“先知但以理预言到（第四兽的）小角，就是土耳其帝国”，比杜尔夫甚至警告他在英国的听众，圣经的预言正在实现。他写道，“这些土耳其人是‘上帝的敌人’，会‘废除戈弗尔咒语和教会’，并彻底终结基督教。”比杜尔夫对咖啡的描述，得到了咖啡反对者的拥护。
对于咖啡的反对者来说，对奥斯曼文化的热爱在道德上是一种威胁。他们谴责那些咖啡的狂热者几乎每天都花很长时间在土耳其风格的咖啡馆里，喝着“异教徒的酒”，甚至宣称对咖啡的热情已经把他们的同胞变成了“完美的土耳其人”，他们否认“神性”，抛弃了他们的“道德、虔诚和美德。”
对于英国读者包括将来回国的旅行者来说，这些目击者的描述并不是空洞的修辞。相反，他们被认为是一个牧师根据个人观察得出的报告。比杜尔夫的言论，助长了人们对与伊斯兰文化互动的持久怨恨。
与比杜尔夫对咖啡看法一致的还有旅行者约翰·桑德森。他于1610年前往黎凡特。与比杜尔夫一样，桑德森走遍了地中海南部和东部，访问了不同的地方，包括意大利、希腊、伊斯坦布尔、埃及和耶路撒冷。
桑德森对奥斯曼帝国的看法
桑德森的游记《旅程记》到1670年已经再版了7次。桑德森对奥斯曼帝国的看法与比杜尔夫是一致的，他解释说：“他的文本将涵盖他对这片土地的观察，这片土地曾经是伟大帝国最辉煌的位置，但现在却落入了‘野蛮的野兽’的手中。”
桑德森补充说，“在这些国家里，智慧、美德、文明曾经茁壮成长，但现在，“在野蛮的暴君的统治下，一切都被蹂躏了”。“野蛮的暴君”指的就是土耳其人。桑德森还评论了土耳其人的社交生活，包括咖啡馆。
虽然尚不清楚桑德森是否去过这些场所，但他简短地提到了咖啡的受欢迎程度：“奥斯曼人，主要是穆斯林，每天聚集在咖啡屋里，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聊天，喝着一种在小盘子里被称为‘咖啡’的黑色肉汤”。
至于咖啡本身，桑德森似乎对它很反感，形容它的味道“和煤烟没什么不同”。受此类报告的影响，英国的咖啡评论家也表达了他们对这种土耳其饮料的厌恶，并将其描述为黑色的“肉汤”和“煤烟”。但桑德森也记录了关于咖啡的健康益处，他说，“这饮料，根据土耳其人的说法是有助于消化的”。
桑德森的目击报告给英国国内的许多读者留下了土耳其人深刻而持久的印象。对愤世嫉俗者来说，土耳其的事物在英国土地上的流行象征着英国文化主权的崩溃。他们谴责人们对喝咖啡的热情，大声疾呼，“异教的”新奇文化正在统治着英国的消费者，甚至腐蚀着他们的味觉，从而腐蚀着他们的英国人精神。
对于咖啡的批评者来说，他们的同胞每天与咖啡和咖啡馆的互动代表着对基督教的背叛，而现在这些事情正发生在英国的土地上。
布朗特的看法
比杜尔夫和桑德森的例子表明，游记影响着英国人对遥远社会及其文化习俗的看法。英国人认为这些亲眼目睹的记录是可信的。布朗特是第一批英国旅行者之一，他对遥远世界的论述为咖啡馆在英国的日益流行做出了贡献。
如前所述，与比杜尔夫等旅行者不同的是，这位旅行者并不害怕伊斯兰教的诱惑，也不害怕土耳其的风俗习惯会影响英国人的精神，相反，他使自己沉浸在新的文化氛围中。布朗特的游记及其对土耳其文化的热情影响了英国人的态度，以至于当咖啡来到英国时，那些思想开放、充满好奇心的人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种充满异国情调的事物。
在描述社会生活时，布朗特用大量篇幅描写了土耳其人对咖啡和咖啡馆的喜爱。布朗特将咖啡描述为奥斯曼人中最受欢迎的一种饮料。布朗特写道，喝咖啡对“一天的所有时间，尤其是早上和晚上”都有好处，土耳其人对这种饮料的健康益处深信不疑。
他们用“黑肉汤”来安慰胃部和大脑”，布朗特还详细描述了土耳其的咖啡馆，以及来自各行各业的人，通常是“两三百人如何聚集在一起喝咖啡、交谈。咖啡的爱好者为了证明这种东方饮料的好处，引用了像布朗特这样的航海者关于咖啡好处的报告。根据这位英国旅行者的说法，咖啡在土耳其人中间的流行源于它的提神作用，是一项“促进友谊的无害的娱乐活动”。布朗特一回到英国，就成了伦敦咖啡馆的常客之一。
当代古物学家约翰·奥布里在《短暂的生活》一书中写道，布朗特在结束了奥斯曼帝国的旅行后，“除了水和咖啡之外，什么都不喝”。据他的孙子哈里·蒲伯·布朗特爵士介绍，在他年轻的时候，这位旅行者是“烈性酒的爱好者”，但是，喝了咖啡之后，他就远离了所有的酒精饮料，并谴责啤酒屋是放荡的地方。
咖啡馆常客的塞缪尔·佩皮斯是布朗特的熟人，在他的日记中，他描述了布朗特是如何用奥斯曼帝国的故事取悦他的。17世纪的英国咖啡馆成为了人们聚会的首选场所，一边啜饮着这种东方饮料，一边倾听和谈论旅行者关于遥远世界的故事。当咖啡在英国出现时，受到布朗特等游记的启发，有抱负的世界主义者认为，伊斯兰教的新奇事物不是恶魔，而是与众不同和有益的。
许多人受到布朗特的影响，珍惜与东方新奇事物互动的机会，而不必担心失去自己的信仰或英国人精神。一些狂热者甚至穿着土耳其服装，经常光顾咖啡馆，喝着咖啡，享受着与其他开明英国人讨论的乐趣。到17世纪末，仅伦敦就有数百家咖啡馆。
在这些旅行记录中，对奥斯曼人和伊斯兰教的煽动性或启发性的描述导致了人们对穆斯林的矛盾倾向，促使人们对这种新奇的外来事物产生了对立的看法。具体来说，受比杜尔夫和桑德森启发的反对者害怕与伊斯兰文化习俗接触，将咖啡描述为异教徒的“酒”，而它的狂热者被称为“猿猴”，咖啡馆老板则被他们称为“反基督徒”。
而咖啡的支持者则宣称咖啡是“文明的象征”，称赞它是一种“有益健康的饮料”，它醉人的香气让任何人都很容易找到“卖咖啡的房子”。他们声称，土耳其酒已经“被许多强大的国家使用”，它可以使英国“成为一个自由而清醒的国家”。威廉·比杜尔夫和约翰·桑德森等英国旅行者将土耳其人描绘成野蛮、残忍、腐败和盲目的伊斯兰教信徒，以警告其读者与穆斯林、奥斯曼人交往的危险。
他们报告说在奥斯曼帝国生活和工作的基督徒永远处于被奴役的状态。这些对奥斯曼帝国有偏见的英国冒险家，通过他们偏执的话语，尽一切努力，不仅要警告英国读者与所有伊斯兰事物互动的危险，而且要激发他们的民族意识。
英国的咖啡评论家也谴责所有与东方新奇事物的接触不是基督教教徒的行为，是不爱国的。他们嘲笑咖啡爱好者的“狂热”口味，谴责喝咖啡的人因为喝咖啡而损害了他们的宗教和民族身份。那些名字里有“土耳其人”或“苏丹”字样的咖啡馆，那里不仅仅是喝咖啡的地方，还象征着土耳其人对英国人的文化优势，威胁着整个英国的主权。
而像亨利·布朗特这样思想开放的英国旅行者，用积极和同情的眼光来描绘奥斯曼土耳其人。他们赞扬奥斯曼帝国对宗教多样性的包容，讲述了土耳其人的虔诚、慷慨和好客，甚至详细阐述了咖啡在“穆斯林”之间的流行。这样的报道有助于激励那些具有世界主义思想的英国人，不让他们的民族身份或宗教信仰成为阻碍，并使咖啡和咖啡馆的数量在他们的社会中激增。现在他们可以自己学习和体验喝咖啡了。
倡导者还发现喝咖啡是一种解放，因为在那里他们可以逃离社会和文化的束缚。旅行者在游记中描绘的奥斯曼人的不同形象影响了英国人对伊斯兰世界的态度。在围绕咖啡在英国出现的跨国互动话语中，英国人对土耳其人的心态是矛盾的，而这种心态部分是由旅行故事塑造的。
总的来说，旅行者通过描述奥斯曼文明对基督教的持续威胁，不仅加剧了欧洲人对奥斯曼文明的恐惧，同时也增强了伊斯兰社会的吸引力。在这种恐惧、焦虑、吸引的矛盾心态下，英国人对奥斯曼帝国的了解不断加深，直至18世纪，逐渐改变了对奥斯曼帝国的传统观念，在这过程中，游记发挥的作用不可忽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