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卢惠龙
蒋方舟说，中国人的快乐本来根植于人间的烟火气，来自于世俗的快乐，是市井中闲情偶得的生活艺术。这话没错，全民的过年就是一例，不论腰缠万贯，还是两袖清风，好歹都得过年，让久久劳累、久久奔跑的身心，歇息下来，安静下来，享受一回天伦，享受一回温情。于是，过年成为长途跋涉中的一个驿站，成为枯燥无味中的一次滋润。
小时候最爱过年，既能穿新衣服，还收压岁钱。小口袋里塞满了糖果，花生。那时候，在过年前几天，家人就从铜像台那边的源盛和、广寒宫糕点铺买来许多平时吃不上的、各色各样的点心，随我们享用。我最难忘的是，过年前，看妈妈做蛋饺。夜晚，灯光摇曳，我们围着一盆炭火，妈妈把调好的蛋液，舀一点在勺子里，就着炭火滚动两下，黄黄的蛋皮就形成了，再把肉丸放进去，把蛋皮一卷，稍候，一个蛋饺就做好了，夹出来放在碗里，不一会，碗里就有许多金色的小船。姐姐这时爱在一边烤糍粑，气味很香。我无忧无虑，爱拿了火钳，把盆里的木炭蓬来蓬去，看着红的木炭，白的炭灰，很温暖、很惬意。
小时候是享乐者。这种享乐终究要过去。
当我成为父亲的时候，我也成了为人提供享乐的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记得快过年了，我就要围了围腰，做起香肠来。其实，为什么要做香肠呢？ 吃新鲜肉不好吗？ 这是传统，我从俗、从众。可能历来的饥荒，让人饿怕了，做香肠无非让人久久地有肉吃而已。那肉里加了那么多盐，只是一种防腐罢了。而过年的饭桌上，少了腊肉香肠就平减了过年气氛。
力不缚鸡、眼高手低的我，站立着，小心翼翼地把切好、加了各种调料的鲜肉放进肠子里去。在大肠口子那里，套了一个钥匙圈，把肠子撑开，边放肉，边用手捏，让肉下滑。到了一卡肠的位置，用针戳几下，把里面的空气排出，然后用细细的麻线捆起来，一节香肠就告成功。依次循环往复。当香肠做好，就选一个通风的地方挂起来。这时要交代孩子，走路看着点，别碰落了香肠。慢慢地，香肠收水，萎缩，就有模有样了。年关将近，家家户户阳台上，都有这道景观，在当时，它还是判断一家殷实的尺度哩。
事情总在变化中，家庭成员也有分有合，过年的情形也在变化中。
儿子去了北京，每年赶回来过年，是件头痛的事。过年，对民众而言，成了一种信仰。企业老板说，留下来加班的发双薪。可这没多大吸引力，老板什么账都算了，就是没算情感账、亲情账。《常回家看看》唱得响亮了，这是中国春运的文化背景。这种文化力量之强大，让世人惊呆。看看车站的人山人海，人流像流沙推来拥去，直觉恐怖。
那时候，一逢过年，亲朋好友都兴相互赠送年货，年货越来越豪华，也越来越简易。多数是经过包装的腊肉香肠小米鲊鸡辣子干板鸭火腿肠……有的还是真空包装，外观是“贵州龙”“龙门渔港”之类品牌，都是大红底色，以显贵气喜气。这些豪华包装的年货，有钱就能在超市买到，不需要如我早年灌香肠了，这些年货都不需要亲力亲为。于是，在它面前，家庭厨房操作大大降格，甚至被排除。还有送各种水果的，苹果橘子橙子葡萄香蕉乃至号称美国的提子，整箱整件。又是传统，来而不往非礼也，大家都图吉利。结果，一半以上，要么过期，要么霉变，最后割爱——扔掉。
是的，过年就是每年给普罗大众配发的一次“乐子”。春矣秋矣，过年的内容形式又大为改观了。依然是无处不在的金色、红色，带着喜气、热烈。铺天盖地的过年广告，大肆宣传的贺岁片，都暗含商业动机。在家吃年饭的在递减，酒店除夕夜宴爆满，年夜饭得提前一月预订。除夕之夜，许多家庭窗户的灯都不亮，他们不在家过年。我已跻身银发族，不必去做香肠，不必去采购年货，还不必费心考虑哪家酒店恰当。空空漠漠，心缺一角，是怀旧还是犯贱，说也说不清楚。鲁迅说旧历年的年底毕竟最像年底。周遭清清静静干干净净，还像旧历年的年底吗？ 这像在高速公路上以150迈的速度飙车，不能再去欣赏“寒鸦千万点，流水绕孤村”了。就像杨利伟上了太空，没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的提问了。莫非，现代文明真要删除甚至清空农耕文明残存的那点痕迹、残存的那点趣味、残存的那点想象、残存的那点体验？
随了人潮，去酒店了，四周停满了车。为争车位，还闹得不愉快，息事宁人者则说：算了算了，大过年的，何必呢？ 酒店里，厚重的窗幔直直地垂下，划断了街景和市声。洁白的餐布雪亮的杯具纤尘不染，服务员个个挂着职业的微笑，一招一式都规格化、程式化，碗筷酒杯调羹有序排列，温热的擦手毛巾叠出花样，上菜有条不紊，还熟练地报出菜名，虽然普通话带有浓厚的乡音。拼盘的凉菜是摆成图案的，汤是每人一盅，自酌自饮，井水不犯河水。餐桌内里的转盘缓缓转动，不用相互劝菜。全体，文质彬彬，温良恭敬。离开酒店一上路就有人查“醉驾”，所以彼此都不劝酒。饭桌上，频频举杯，红酒为主，外加鲜榨果汁，尊老爱幼之后，话题又找不着北：酒桌上，也有低头一族，你说你的，我低头看我的手机，他们内心，另有所属，仿佛与周遭无关。我在这样的包房里，总有“生活在别处”的感觉，酒店里没了家中的凌乱、忙乱，没了家里小盘叠大盘，没了菜汤溢到桌上，没有大呼小叫，没有虫子更没蟑螂，也没有猜拳、调笑、幽默甚至醉倒。再也听不到“我坐在城楼观山景，只见得眼前乱纷纷”的黄腔黄调。是不是过年的仪式感在增强，人性的意蕴在滑落？ 比起以前厨房飘出的烟火味，比起锅瓢盆碗的混响，这种酒店的文明，有没有进化论的意义？ 似乎，没了烟火气，没了世俗之乐，反显不真实。我们面对的高楼，玻璃幕墙，霓虹灯以及塞车、喧哗和骚动，铺呈的是一种混合的颜色。我想起了卡尔?马克思的提问：有了避雷针，丘比特在哪里？
过年就是温情缠绵就是雅兴诗性，就是笃定的团圆、笃定的快乐、笃定的体验，虽说短暂，中国人，从同学少年到耄耋老人，还是要的。要不然，我们手里现代化的繁华，会不会在不经意间透出荒凉呢，也说不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