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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糟糕的是君主的绝对性使中国的法律失去了应有的监管和制

作者: 未知 来源: 网络 时间: 2017-06-28 08:12 阅读:

  而“”是西方法律文化的典型特征之一。古希腊、古罗马国家法律的形成起始于平民与贵族的冲突,其源于古希腊城邦制,其核心是用以确定和社会各阶层的,并因此获得一体遵行的效力。亚里士多德第一次系统提出学说,强调法律至上,把依国看成是最高的追求;另外,虽然中世纪的深受影响,教教义成为的基本准则,但思想并不是要从根本上消除观念,他们基本上继承了古希腊和古罗马的自然法思想,认为君主虽不受人法的约束,但必须受教信条、自然法的制约。

  王菲:“从法的形成看中律文化的差异”,《检察日报》,年月日。

  (作者为铁道大学副教授;本文系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儒法并用,德主刑辅,西方社会所不熟知的文化渊源”阶段之一,项目编号:HBJY)

  人性善和人性恶的差异。“性善论”是“仁政”主张的理论基础,虽历经两汉、宋代理学、明代心学两千年的变迁,其“至善论”的实质不曾改变。孟子崇尚“仁、义、礼、智”四端,强调执政者的、执政艺术是实现“”的重要途径,所以人们相信圣君贤相由于其品德之,自然会为求得合乎和律法的人生。基于对圣君贤相的无限信任,本应受到严格监督的最高,因为掌握在“至善”人手中,从而使得一切监督都失去意义。

  在确立了思想在意识形态上的地位之后,董仲舒完善发展了孔孟的“德治”学说。首先,他由引申出“德主刑辅”的理论依据,认为“之大者在(《汉书董仲舒传》),阳为德、阴为刑,德主生而阴主杀”,故而“天亲阳德而疏阴刑”,所以董仲舒重申了的者应该天意重视德治,发挥德治在国家建设中的主导作用,者对人民首先应该进行引领,对那些不及且不化者再施以刑法惩治;当然,从理想模式的角度考虑,董仲舒也承认法家思想具有其合理的社会价值。至此,董仲舒以伦理为根本,以法家峻法为辅助综合而成的方式“儒法并用、德主刑辅”基本符合了中国古代的国情,成为历代者(上起魏晋下至唐宋乃至于明清)所奉行不变的圭臬。

  张晋藩:“中国古代综合的历史探析”,《行政研究》,年第期,第~页。

  权本位和法本位的差异。“权本位”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又一特色,大一统中央的思想,事实上很大程度上体现的是历代帝王的意志,所以说中国传统法律文化认为法律管人胜于管事,中国人对法律的服从是建立在对服从的基础之上,认同法律,是认同它的强制力,认同者的处置权。因而,在中国“法自君出”、“权大于法”、“重刑轻民”等“权本位”的主张普遍被当时的社会所接受,更为糟糕的是君主的绝对性使中国的法律失去了应有的监管和制衡,而制衡的缺乏是形成“权本位”的重要因素。

  综上,中西方法律文化的差异,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期以来因为自然地理、人文社会发展等诸多因素对其法律理论认识和实践经验的总结,都是经历了久经,并融入血液中的认知。社会主义法律文化同样如此,所以西方人士不能简单地把当今中国称之为“礼治”国家,而不是“法制”国家。当下已成为衡量社会进步、文明的重要尺度。重视礼治、强调仁政、希望为政以德的思想不仅是构成传统法律文化“儒法并用,德主刑辅”的基石,更应被现代建设所吸收和利用。所以在新形势下,要治理好今天的中国,不仅需要从西方法律文明中学习先进的理论和法律,更要努力地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精髓,这也是研究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渊源,理顺中西方传统法律文化差异的旨所在。

  张晋藩:《的传统与近代转型》,,法律出版社,年,第~页。

  礼治和的差异。“礼治”是中国传统法律形态之一,是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主体。文化以思想为立法指导,带有明显的伦,即以者制定的伦理化的法律或法律化的伦理来规范、调整社会关系。张晋藩认为,“礼”体现了中国古代民族的心理状态与思维方式,是忠信的外在体现,因而礼本身也成为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其次,礼治是法律规范和规范的结合融通,是古代调整社会、治理国家的主要手段。在督促履行义务这一点上,中国自古以来都是“先礼而后刑”,这也符合所的“先教后罚、以罚辅教、德主刑辅”思想。所以礼治作为一种传国模式,它高居于中国的“”和其它手段,并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传统的基本倾向。

  从“儒法并用、德主刑辅”这一传统法律文化产生的历史渊源可看出,中国的法律是在古代“礼、礼治、礼法合治、儒法并用”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和完善的,是独具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随着和依国方略的不断深入,吸取东、西方法律体系中的精髓并为我所用成为依国的重中之重,为此理清“中华法系”和“西方法系”法律文化的根本差异,做到取其精华、去其糟粕非常必要。

  而西方的法律制度是建立在“人性恶”的基础上。首先,由于西方人教,相信原罪说,所以他们认为人性本恶,如果不借助的力量,单凭人类自身的,是无法实施社会的;其次,西方法律文化也深受古希腊自然法的影响,该法系的创始人之一柏拉图就在现实生活中发现人是靠不住的,他认为,如果失去对的监管和制约,即使集智慧与美德于一身的哲学王也难免演化成者。十八世纪法国哲学家孟德斯鸠在前人的基础上,提出“三权分立”理论,将国家分为立法权、行和司法权,以便实现的相互制约。虽然近代西方国家伴随着主义的回归,人的意识和信到一定程度的张扬,但是西方社会依然持有普遍的共识,即“个人品质”靠不住。鉴于此,社会对者及其的膨胀和有着深刻的,并精心设计出一套完备的法律制度加以防范,使其不致过分为害。

  “法本位”是西方法律文化深受神明或教影响的结果。“高于一切”是深入到西方社会和法律各个层面的哲学思想。在西方人看来,所有的人,包括君主在内的天下,都是的,而法律又是所订,的永远也不能超越代表神灵意志的法律。所以“法律高于一切、君主的不具有绝对性”的思想在西方社会特别容易得到理解和接受,这也是西方近代观念心理上的根基。另外,西方哲学家普遍认为:法不仅是唯一符合人性的、人之所以为人的工具,而且可以保持国家的平衡性和连续性。所以无论是在古代的自然观、中世纪的观、抑或近代的观中,“法本位”的思想主张在西方社会都体现无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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