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孙楷第先生的《小说旁证》是一部让人等了半个多世纪的好书，这决非夸饰之语。事实上，从1935年该书首次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选载发表到如今，已经过去了80多年。早在1953年，郑振铎先生就曾“盼望它能早日印行”，并说“凡是有益、有用的书，都是值得，而且应该为读者所见到”[1]。但他的话并没有应验，其本人生前就未能见到这部“有益”、“有用”的学术著作出版。
《小说旁证》
在此后的很长时间里，除了《文献》、《文学评论》、《文学遗产》等刊物刊发零星的几篇外，人们一直无缘看到全书。就连受其影响而成书的谭正璧先生的《三言两拍资料》都已经出版了近半个世纪，并多次再版。但不管怎样，这部令人悬想半个多世纪的学术著作毕竟在上个世纪即将闭幕之际得到了面世的机会。
孙楷第在中国小说、戏曲研究史上的地位应该说是早有定评。1932年，当年轻的孙楷第先生还刚踏入学术殿堂，在小说史研究上已有不俗建树的胡适就盛赞他是“今日研究中国小说史最用功又最有成绩的学者”，认为其正在着手的小说目录学在小说史学上“绝大重要”，“《水浒》、《西游》、《三国》、《封神》、《说岳》、《英烈传》、《平妖传》等书的历史的考证，必须从新建筑在孙先生现在开始建立的小说目录学的新基础之上”[2]。
这话显然不是胡适碍于情面的泛泛夸赞，在当时颇有预言性质，同时也可见出胡适不凡的识人慧眼，早在十多年前，他就曾向当时中国出版界的龙头老大商务印书馆力荐年轻有为的王云五担当重任，这后来成为胡适十分得意的人生精彩之笔。
回顾孙楷第先生一生的研究实绩，可以说他是当得起胡适这一赞誉的。尽管他从事小说史研究比鲁迅、胡适等人要晚了很多年，没有开风气之先的机会，但他从版本目录学着手，穷毕生精力，以乾嘉学风专治小说，仍然以自己卓著的学术成就开辟了小说史研究的一条新路。他研究小说的方法正像胡适所言，虽然“无它巧妙，只是用目录之学做基础而已”，但“这是最稳固可靠的根基”[3]。
鲁迅、胡适也都曾以乾嘉学派的治学方法进行小说史研究，这也是当时多数学者进入通俗文学研究的一条门径，但就他们一生的事迹而言，只能说是偶一为之，都未能像孙楷第先生这样以终生的精力全力投入。仅就小说史研究所取得的成就而言，孙楷第先生是可以和鲁迅、胡适鼎足而三的，可以当得起后人所称誉的“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
孙楷第先生
以乾嘉学派的方法治小说，这是孙楷第先生根据自己个性和爱好自觉选择的治学道路，也是其留给学界最深刻的印象，但它只是其学术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小说史研究不能概括其全部成就一样。
就像杨镰先生所总结的，孙楷第先生研究小说有一个很宏大的设想，那就是博览群书，打通四部，先从版本目录、训诂校勘等朴学方法着手，进行整体的考察梳理；然后撰写书目提要，钩稽小说本事，辨析作品源流；最后再融会贯通，由微观的梳理辨析进入整个小说发展史的探讨[4]。
这是一条非常大气但很有风险的道路，说大气是因为建立在这种朴学基础上的小说史研究根基扎实，步步为营，真能推动学术的前进，比那种读了没几部书就中西五百年大比较的路数不知道要高明多少；说风险是因为这种研究因其过于严密精细，需要太多时间、精力的投入，而且仅仅依靠个人的毅力和精神还远远不够，它还受制于许多外界条件，比如学术风尚的变迁，像其《戏曲小说书录解题》、《小说旁证》都是在成书半个多世纪后才得以出版面世。
《戏曲小说书录解题》
不难想象，在不少高等院校、科研机构将书目、资料汇编逐出学术专著殿堂的今天，如果《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不是在先前就已获得很高学术声誉的话，它们是否能得到出版的机会；比如个人的身体状况。
事实上，晚年的病痛使孙楷第先生失去了很多宝贵的科研时间，且不说十年动乱使他珍藏半生的图书资料化为乌有，对其造成无法弥补的工作上的干扰和心灵上的创伤[5]。他的小说研究三部曲最后只算是完成了第一部。其《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早已成为小说史上的经典之作，前者被郑振铎称为“最好的一部小说文献”[6]。出版甚晚的《戏曲小说书录解题》也同样为学术界所看重。
自然也不难想象，如果孙先生能有机会完成其设想中的科研计划，这对小说史研究者该会是一笔多么珍贵的学术遗产。
《小说旁证》可以说是孙楷第先生小说考源、本事梳理工作的总结。这是他倾注毕生心血的一部学术力作，黄克先生在书后的《触类旁通读旁证》一文中以孙先生写于1972年的一则按语为例，说明其“从1935年到1972年，近四十年都在经常地整理此稿”。
笔者这里还可举出一例，在该书第137页“新安人”一词后有一个较长的注释，云“《亘史》、抄本《文苑楂橘》‘新安人’皆作‘少年’。《情史》文与《别集》同，皆作‘新安人’。余三十馀年前读而疑之，不知其文字所以不同之故。后读《亘史》本《负情侬传》，传后有之恒跋云：‘本传少年作新安人。吾不愿与同乡，故削去。’始知作‘新安人’者，是传原文。作少年者，是之恒所改。《文苑楂橘》自《亘史》出，故亦作‘少年’也”。
对区区一个词的考察竟三十年而不忘，可见其治学之严谨之执着，也可见其对该书所倾注的心血。
《小说旁证》
不过，《小说旁证》只能说是完成了一半，因为从其全书可以看出，其所涉猎的仅是话本小说，即使如此，还有很多话本小说作品未能论及，后出的谭正璧先生的《三言两拍资料》和胡士莹先生的《话本小说概论》所涉及的篇目就比它要全得多。
当然，这种着眼于篇幅数量的对比是不公平的，因为它淡化了《小说旁证》一书的首创意义，笔者之所以这样说，意在强调《小说旁证》的成书要远远早于上述两书，同时还要说明的是，孙楷第先生是现代最早进行三言二拍源流考溯、本事钩稽者，早在1931年，他就在《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发表《三言二拍源流考》一文，探讨三言二拍的本事源流，随后又写有《重印今古奇观序》附解题[7]，《小说旁证》是这一工作的延续和总结。
但即使是这样，在今天看来，它也并非上述两书所能替代。因《话本小说概论》属论著，非资料汇编性质，限于篇幅，不能过多摘引原文，更多的只是点出小说本事的出处，所以这里拿《三言两拍资料》与《小说旁证》进行对比，不过这种比较并非判定两者的高下优劣，而是为了借此凸现《小说旁证》一书的特色。
《三言两拍资料》
《三言两拍资料》初稿完成于1959年，“所收资料，以出版于建国以前者为准”[8]，可以说是20世纪上半叶对三言二拍本事研究的一个总结。此前已有郑振铎、赵景深、叶德均等人的成果可以借鉴，其得益于孙楷第先生研究处更多[9]，其书后的参考书目就列有孙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日本东京所见小说书目》以及在《北京图书馆馆刊》、《文学评论》发表的数则《小说旁证》，并且书中有一部分资料系直接转引自《小说旁证》，如其第224页所引《明十六种小传》卷三《沈小霞妾》、第354页所引《九龠别集》卷四《负情侬传》、第586页所引《九龠别集》卷二《刘东山》等，至于受其启发而没有注出的当会更多。因为是后出，能够参考利用先出的诸家成果，所以收录较全，这是后出的优势和特点。
不过，将两书比照来看，《三言两拍资料》一书还不能取代《小说旁证》。
首先，《小说旁证》除三言二拍之外，还钩稽了30多篇其他话本小说的本事资料，范围较《三言两拍资料》为广；同时《小说旁证》所据的一些书籍较为珍稀，为《三言两拍资料》作者所未见，如《耳谈增录》、《九龠别集》、《明十六种小传》、《续艳异编》等书中的一些资料，就因谭先生未能看到原书而失收。何况同一作品两书所收资料也不尽相同，正可以相互进行参照。
其次，《小说旁证》更为严谨精良。这首先表现在：
其一，对所收材料选择较严，只收那些确实对作品创作产生影响、构成渊源者，至于仅在情节上相似而没有直接影响者，一般不收。
天许斋刊本《古今小说》
如《古今小说》卷六《葛令公生遣弄珠儿》，孙先生取《说苑》卷六有关部分为本事来源，《韩诗外传》卷七也载此事，但“以非话本所本”，就没有收录；再如《醒世恒言》卷二十六《薛录事鱼服证仙》，《小说旁证》只收《续玄怪录》卷二《薛伟》，《广异记》和《酉阳杂俎》中有关记载虽然情节相类，但因为“词皆简质，非话本所本”，也没有收录。相比之下，《三言两拍资料》收得就比较宽泛些，上述《小说旁证》不收的资料皆予以收录。
其二，《三言两拍资料》大体只提供一种版本的文字，对于不同版本间的文字差异，只是在本事材料后进行简短的说明，而《小说旁证》不仅对所选本事资料精心挑选底本，尽量采用较好较早的版本，所收文字也大多经过精心校勘，并标出异文，有不少还以多种不同的版本参校，这样就为读者提供了十分可信的文本。因全书所收材料大多取材自文言笔记，本身也属小说作品，所以该书也可以看作是一部校勘精良的文言小说选集。
从中我们可以领略到孙楷第先生以乾嘉学风治小说的学术风范。在中国现代学术史上能够依如此执着精神和严谨态度研治古代小说的，除编撰《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的鲁迅先生，第二个就要数孙楷第先生了。
《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
从《小说旁证》一书来看，孙楷第先生根据中国古代小说作品的具体情况，采用了多种校勘方式，可以说校勘古代小说所遇到的各种情况在该书中都有涉及，因此，该书也可以看作是古代小说校勘整理的一个范本。
总的来看，该书主要采用了以下四种校勘方式：
第一种是不同版本间的校勘，即选用一种较好的版本作底本，再用不同的版本参校。
比如全书本事资料采自《齐东野语》部分，选用涵芬楼印本为底本，这个本子系夏敬观据现存最早的元刻明补本整理而成，校本则采用据明正德刊本重刻的汲古阁刊本，这是目前所见到的《齐东野语》最好的两个版本。选定底本、校本后，再根据文句的情况酌情校改。经过这样校勘的文字无疑是十分可信的。
其它如采自《效颦集》据日本旧抄本为底本，以明刊本参校；采自《灯下闲谈》据涵芬楼校印本为底本，以《适园丛书》本、原本《说郛》卷十一参校等皆是如此。
第二种是不同作品间的校勘，这是该书应用最多的校勘方式。
中国古代小说作品在题材、情节方面传承较多，往往是一篇作品产生后，被稍作修改，再收入别的小说集，由一篇作品衍生出人物、情节大体相同的一类作品。这样，将由同一篇作品所衍生的作品放在一起校勘，不仅可以比较人物、情节间的异同，也可以借此订正一些文字上的讹误。
比如《警世通言》卷三十二《杜十娘怒沉百宝箱》，孙楷第先生收录《九龠别集》卷四《负情侬传》为本事来源，同时以《删补文苑楂橘》、《情史》、《亘史》所收同一作品参校。虽是同一篇作品，但四种版本之间文句差别较大，孙楷第先生经过仔细的比勘，“梳其异同”，整理出一个较为可信的读本。全书类似情况很多，这里不再一一举例。
孙楷第签赠顾颉刚《中国通俗小说提要》
第三种是依据各种史书及其它典籍记载来校正小说作品中的一些人物、地名和数字等。
这无疑是孙楷第先生在小说校勘上的一个创新，它同现代著名史家陈寅恪所创的以诗证史之法在思路上正好相反，但都是将文史打通、融会贯通的高明之举。
中国古代的笔记野史虽然虚构较多，但往往喜欢用真人真事，更多的时候是真伪并存，在叙述一些真实的人物事件时，往往合乎史实，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为史学家所取资。同样，在这种情况下，也可以利用史书及其它书籍的记载来校正小说作品中的一些史实描写，并进行文字上的比勘。
比如《古今小说》卷五《穷马周遭际卖䭔媪》，孙先生选用《太平广记》卷二百二十四《卖 追媪》为本事来源，以谈恺刊本为底本，同时用《新唐书》、《旧唐书》来校正其中人名、数字以及字句上的一些讹误，并在文后的按语中进行说明。
同样，《古今小说》卷三十《明悟禅师赶五戒》一篇，选用《甘泽谣》中的圆观篇为本事来源，以《津逮秘书》本为底本，同时用《太平广记》卷三百八十七、《高僧传》卷二十、《冷斋夜话》卷十相关记载进行参校。
《沧州集》
不过，这种以史证稗的校勘方式也有一定的局限，运用不好，有将小说等同史书的弊端，应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从《小说考证》全书来看，孙楷第先生将这种校勘方式只是运用在具体人名、事物以及字句的辩正上，并没有滥用。
但不管怎样，这种新的校勘尝试是有益的，可以解决一些问题，对今天的古籍整理仍有一定启发。
还有一种则是没有它本可资参校，或几种版本文字相同，但字句可疑，难以读通，则依上下句文意来定夺具体的文句。这种校勘方式无疑有一定的风险，对校勘者有较高的要求。不过，从《小说旁证》一书来看，孙楷第先生的意断大多是正确的、合理的。
《小说旁证》并非仅仅是有关本事资料的简单排比，它还融会了作者多年的研究心得，兼具资料汇编和学术论著的特点，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这种心得是以校勘、注释和按语这三种方式来表现的，三者彼此呼应印证，形成一个和谐有序的整体。书中的注释很有特色，同一般的小说选注有所不同。是否出注，不是根据一般读者的情况而是视研究者的情况而定的，故出注不多，但很精。
就其内容而言，大体上可以分成三类：一类是对稀见冷僻字的解释；一类是对较为少见的人名、事件等的解释；还有一类是对本事资料与小说的比较印证。前两种注释，大多引证诸书，往往和校勘结合在一起，并非泛泛而言，这是需要费很大功夫的。
如《二刻拍案惊奇》卷三十六《王渔翁舍镜崇三宝 白水僧盗物丧双生》，孙先生以《夷坚志补》卷七《丰乐楼》为入话部分的本事来源，对“丰乐楼”引《都城纪胜》、《武林旧事》中相关资料进行解释，并纠正了上海坊间印本将其误为“丰楼”的失误，校勘与解释相结合，解决了这一问题。
《中国通俗小说书目》
再如《古今小说》卷三十九《汪信之一死救全家》，孙先生以《桯史》卷六《汪革谣谶》为本事来源，这篇文字“文起简古，且有假借字”，孙先生说他“再三斟酌，校定之，始可读”。一篇文章竟要费如此大的功夫，可见其治学之严谨。
如原文中“荷小校”一语，难以读通，孙先生认为系“荷小枷”之误，并引《效颦集》、《警世通言》和《河南邵氏闻见录》有关记载为证，其校改和解释是十分可信的。书中像这样将校勘和注释融为一体处，还有很多，这里不再赘述。
《小说旁证》一书在各篇之后或段落中附还有数十则按语，采用笔记体，或校正文字、或比较版本的异同、或梳理小说的源流、或考稽事情的真伪，间有对小说思想艺术的评价，长短不拘，形式很是灵活，有不少本身就是一篇很有价值的论文，具有很高的学术品位。
如《醒世恒言》卷四十《马当神风送滕王阁》，孙先生引《摭言》卷五和《分门古今类事》卷三《王勃不贵》条为本事来源，在文后的按语中，就话本结尾所云王勃成道、马当山神庙以及宋元人以马当为“上元水府”事进行考辨，并依次引证《元史》、《太平寰宇记》、《博异志》、《石湖居士诗集》、《山谷外集》、《入蜀记》、《真文忠公文集》、《金山志》、《天籁集》、《宋史》、《剧谈录》等十数种书籍进行说明，论证十分详尽，有说服力。
《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
无论问题的大小，都以前人治经史的功夫去认真解决，这正体现了孙楷第先生严谨精密的学风。对小说本事的溯源考察，对小说间情节、人物、文字异同的梳理辨析，正需要这样的治学精神，可以说，在《小说旁证》一书中，孙楷第先生的学术专长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在今天看来，《小说旁证》一书固然有收录不全的遗憾，但仍极具参考价值。
注释：
[1] 郑振铎《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序，载孙楷第《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
[2] 胡适《日本东京所见中国小说书目提要》序，载《胡适古典文学研究论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3] 同注2。
[4] 参见杨镰《古典小说戏曲研究的现代第一人孙楷第》，载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5] 据刘乃和先生介绍，孙楷第先生“毕生辛勤搜购的珍贵图书和多年撰写的书稿，以及积累的资料，已损失殆尽”，以致向人诉说时“痛哭不止”。见刘乃和《我所认识的孙楷第先生》，《文学遗产》1991年第3期。关于孙楷第先生的藏书情况，目前还没见人撰文介绍，以其对通俗文学的兴趣，想必收藏此类书籍不少。近日读书，见到一则资料，聊记于此：“戏曲小说家孙子书（楷第）氏，昨在厂肆购得翼圣堂原刻精图本笠翁十种曲，共计二十册，首尾俱全。闻此刻极罕见，殊为名贵。”载1935年1月8日天津《大公报》。
[6] 郑振铎《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序，载孙楷第《论中国短篇白话小说》，棠棣出版社1953年版。
[7] 该文见孙楷第《沧州后集》，中华书局1985年版。
[8] 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凡例》，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
[9] 谭氏本人也承认该书“获助他山，实非浅鲜。在此必须特别提出者，则为孙楷第先生与赵景深先生多种有关三言、两拍之著作。有此诸作之提示与启发，所省搜检功夫，奚啻倍菥”。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后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