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于洪君】
1949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70年来，新中国外交如同其他各项事业一样，创造出大量感人肺谱的光辉业绩，谱写出无数可歌可泣的壮丽篇章。而所有这一切，抚今追昔，都源于毛泽东所提出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思想，源于他所制定的 “另起炉灶”“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 “一边倒”三大原则，源于周恩来为代表的新中国外交家们披肝沥胆、开拓创新、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丰富实践。
（一）毛泽东为新中国确立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中国即已面临内政外交何去何从的历史性选择。回首中华民族近代以来百余年弱国无外交的屈辱历史，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杰出代表，毛泽东非常明确地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建立新中国后，处理对外关系的基本原则和立场，即在“保持世界和平，互相尊重国家的独立和平等地位，互相增进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及友谊这些基础之上，同各国建立并巩固邦交，解决一切相互关系问题。”
1949年6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解放战争胜利在望，建立新中国的宏图伟业已经提上中国共产党人的议事日程。毛泽东在为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他在文中明确指出，历史经验表明，未来的中国将外交方面只能实行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边倒”的方针，新中国争取国际承认，争取国际支持，只能面向社会主义国家，其他道路是没有的。在谋划建立新中国的新政治协商会议上，毛泽东又进一步表示：“中国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作主张，自己来处理”。未来的中国政府，愿意同外国政府“在平等、互利和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原则的基础之上，谈判建立外交关系问题”“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揭开了新中国新外交的华美篇章。当天下午3时，新中国开国大典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毛泽东以中央人民政府主席身份，向全世界庄严宣告：“凡愿遵守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等项原则的任何外国政府，本政府愿与之建立外交关系。”
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任命周恩来为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部长
开国大典之后，周恩来总理兼外长立即签发了第一份外交公函，送达各国原驻华机构外交代表，其中包括苏联原驻北平总领事齐赫文斯基。此公函要求他们将毛泽东主席的建国公告转告本国政府。次日，苏联副外长葛罗米柯致函周恩来，告知苏联政府承认新中国并决定与中国建交。斯大林领导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即苏联，成为世界上第一个承认新中国并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
10月3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函告苏方，中方同意两国建交。苏联则通知中方，任命原驻华大使罗申为驻新中国大使。4日，已在莫斯科的戈宝权为任命为中国驻苏使馆临时代办。5日，中苏双方宣布驻对方大使人选。苏方再次确认罗申为驻新中国大使，中方确认王稼祥为新中国驻苏大使。
中方之所以“确认”王稼祥为新中国驻苏大使，是因为早在1949年初，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秘密访问中共中央所在地西柏坡时，中苏两党已经就此形成共识。10月20日，新中国成立后仅20天，王稼祥乘火车离开北京，赴莫斯科履新。周恩来等人亲自到车站送行。
当时，新中国还来不及为自己的外交官制作护照，王稼祥是带着刚刚组建的新中国外交部办公厅主任王炳南、副主任阎宝航联署的“证明信”上路的。“证明信”请苏联沿途关卡对王稼祥大使一行给予必要的外交礼遇。此外，王稼祥还随身携带了毛泽东致斯大林的介绍信，说明他同时也是中共中央驻苏联共产党的全权代表。因此，王家祥到任后，除了按国际惯例向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递交毛泽东、周恩来联署的新中国第一号国书外，还向苏共中央总书记斯大林呈交了毛泽东的亲笔信。这在世界外交史上是绝无仅有的。
王稼祥不仅是新中国驻苏大使，同时也是新中国外交部主管东欧事务的副部长，并且还是中国共产党驻苏联共产党全权代表。中国驻东欧各国家大使，也都是以双重身份开展工作的。新中国外交这一特殊情况，过去鲜为人知，如同新中国成立之前刘少奇秘密访苏，就如何建立新政权等事与苏联领导人交换意见而鲜为人知一样。
1949年，中国驻苏联大使王稼祥在驻苏使馆办公
（二）遴选老革命家与军队将领出任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
由于苏联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是当时已经形成的社会主义阵营首领国，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拥有很大影响。苏中建交后，保加利亚、波兰、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民主德国（东德）、阿尔巴尼亚以及亚洲的朝鲜、蒙古等国迅速跟进。印度缅甸等周边国家、北欧的瑞典瑞士等非社会主义国家，也很快承认新中国并与新中国建交。就连英国与荷兰，也很快与新中国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铁托领导下的南斯拉夫也很快承认了新中国，但考虑苏联与南斯拉夫当时严重对立，中南两国未能立即建交。中国与阿尔巴尼亚，因双方均有外交官不足之感，直到1954年才正式互派大使。
毛泽东所制定的向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一边倒”的外交政策，初战告捷。新中国迅速突破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的外交孤立和封锁，成功地迈出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第一步。这时，一项前所未有的特殊任务，即紧急遴选新中国驻外大使的工作，刻不容缓地摆在了中央人民政府面前。考虑到当时国际关系的复杂性，特别是旧政权驻外大使不可能服务于新政权这一实际情况，中央根据毛泽东关于新中国外交“另起炉灶”的指示精神，从部队中迅速调集一批高级将领，出任新中国首批驻外大使。他们是：
彭明治，时任第四野战军第13兵团副司令员兼参谋长，同时兼南宁警备司令员，出任驻波兰大使；
曹仁祥，时任第四野战军副参谋长，出任驻保加利亚大使；
黄镇，时任军区政委、军委总政治部第一室主任，出任驻匈牙利大使；
王幼平，曾任军区政治部主任、第二野战军第15军副政委、第五兵团政治部主任，出任驻罗马尼亚大使；
姬鹏飞，曾任苏中军区政委、华东野战军苏北兵团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出任驻东德外交代表，后改任驻东德大使；
谭希林，曾任32军军长、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兼青岛警备司令，出任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
倪志亮，曾任东北军政大学、中南军政大学副校长、武汉警备区司令员，出任驻朝鲜大使；
罗贵波，曾任中央军委办公厅主任，出任中共中央驻越南共产党联络代表兼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顾问，后为新中国驻越南大使；
袁仲贤，曾任第三野战军八兵团政委、三野参谋长兼华东军区代参谋长、南京警备区司令兼政委，出任中国驻印度大使，后兼任驻尼泊尔大使；
韩念龙，时任第三野战军33军政委、上海警备区副政委，出任驻巴基斯坦大使；
冯铉，中央军委联络部天津局局长，出任驻瑞士大使。